史表是中国古代纪传体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按不同主题、依时间顺序所作的大事记式的历史书写形式。司马迁创制的 《史记》十表，是中国古代史学书写形式的一大创新。《汉书》沿袭 《史记》而作八表，除 《古今人表》之外，在编撰体例上与 《史记》十表基本相同。宋代之后，多有学者以史表体例专著成书，史表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种重要体裁。

　　纪传体史书中的史表并非是单纯的 “时间—事件”表，而是在篇目设计上各有主题，并与本纪、列传、志等其他体例相互配合，共同构成的一种立体式的历史书写。另外，史表的主题设计配合序论，能够形成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总结，集中体现了编纂者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史表是历史发展的脉络式呈现，即通过标识某一历史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历时性地把握该时段的历史进程。

　　欧美学界很早就关注到 《史记》《汉书》史表 ( 以下简称 《史》《汉》史表) 的独特之处。自 19 世纪末以来，以不同形式考察 《史》 《汉》史表的欧美论著从未间断。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讨论海外 《史记》《汉书》研究时，虽对部分欧美 《史》 《汉》史表研究有所介绍，如杨倩如 《〈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研究》 一文简要介绍了美国汉学家卜德对 《汉书·古今人表》的讨论，但学界尚未全面深入地梳理其学理内涵与方法特点，尤其是欧美 《史》《汉》史表研究的中西史学比较内涵，尚未引起关注。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展开分析，以资相关研究的推进。

　　一、国内 《史》《汉》史表研究的两种形式

　　《史记》 《汉书》史表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形式大体可归纳为两类。

　　一是注疏式研究，其以史表固有形态为基本结构，考辨、订正、评析史表所载信息 ( 纪年、史实、人物等) 。典型作品如: 清代学者汪越 《读史记十表》、夏燮 《校〈汉书〉八表》等考辨史表的专著; 梁玉绳 《史记志疑》、王念孙 《读书杂志》等注疏研究中的史表部分，以及近代以来的若干考证著作与论文 。

　　二是专题式研究，即围绕某一研究主题，或专门讨论 《史》 《汉》史表，或利用史表所载信息作其他方向的史学研究。讨论 《史记》十表的体例问题，如张大可《论 〈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 ; 分析史表的历史解释功用，如张新科 《大一统: 〈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 ; 考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实际记载的诸侯国数目，如时培磊 《试析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 “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 分析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倒书，如王志勇 《据出土简牍考察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书》等。

　　此外，专题式研究也包括利用 《史》 《汉》史表所载内容，作其他主题的史学研究。如从 《六国年表》序中归纳 《史记》主张 “通” “变”的史学思想，以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分析先秦至西汉初年的 《春秋》学史等。

　　纵观 19 世纪末以来欧美学界对 《史》 《汉》史表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形式与国内学界有同有异。其中 “同”者，即欧美学界同样围绕若干专题讨论了 《史》《汉》史表相关问题;“异”者，则是注疏式研究在欧美汉学中以译介研究的方式呈现。

　　二、欧美学界对 《史》《汉》史表的译介式研究

　　史学经典译介是海外汉学独有的、综合性的史学研究形式。由于史学经典在文本内容上包罗万象，译介需要同时辨析其中的地理名词、制度称谓、人物背景等，且译介研究大多依循原文展开，其实质近似于非汉语的注疏式研究。

　　19 世纪末，法国汉学家沙畹 ( Edouard Chavannes) 的 《史记》法译本内含十表内容，也是至今为止唯一通篇考察十表的 《史记》外译本。

　　沙畹将 《史记》的 “表”统一译作 “Tableaux Chronologiques”，即按年代编次的大事记表。沙畹自言，出于排版原因，译本并未保留 《史记》十表原有的形态，而是将表中的内容 “浓缩成简单的概要”，同时直译了表序等内容。

　　换言之，历代版本的 《史记》十表，无论具体格式设计如何，各自皆是一张整表。而沙畹译本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其所谓 “浓缩成简单的概要”，即指在每一章译表开始前，先抓取表中的国名、城名、地名、人名等重要信息，以字母顺序( 威妥玛拼音) 前后排列，形成该表的信息索引。

　　以表中题项变化较多的 《秦楚之际月表》为例 ( 以下简称 《月表》) ，沙畹先将《月表》题项中的 “秦”“楚” “项” “赵” “齐” “汉” “燕” “魏” “韩”以威妥玛拼音顺序前后排列，逐一介绍并形成一个索引。其介绍内容一方面来自 《月表》各个部分的原文，另一方面则是沙畹个人的总结。如题项 “汉”，沙畹归纳转译了 《月表》原文中 “二月，汉王始，故沛公” 、“三月，都南郑” 、 “二月甲午，王更号，即皇帝位于定陶”等信息; 同时也添加了个人的总结，“( 刘邦是) 之前的沛公，之后的汉王朝建立者。在整个楚汉时期，未来汉高祖的命运在表中被标示了出来。在汉这一题项中，该时段的前半部分汉国尚未建立，其后半部分则被中国史家并入汉王朝，而 非汉国”。

　　信息索引之后，沙畹将 《月表》原表拆分成若干张独立的时间表，逐一与公元纪年相对应，再将表中的具体内容以注释形式条列在后。例如，从楚义帝元年开始，题项变为 “义帝”“项籍”“衡山” “九江” “常山” “代” “临菑” “济北” “胶东”“汉”“雍” “塞” “翟” “燕” “辽东” “西魏” “殷” “韩” “河南” 。沙畹译本于此处另起一张时间表，题项相同，但将题项后的具体内容——如项籍一条的 “项籍自立为西楚霸王”——标 为注释，在表下另行叙述。

　　总的来说，沙畹的 《史记》十表译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沙畹对十表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再整合。除最后一篇《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基本依从《史记》原表形态，沙畹对其他篇目的结构与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拆分。具体来说，《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处理方法与《月表》相同;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至《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则先按威妥玛拼音顺序排列并介绍表中的爵位与人物，在拼音顺序后以括号标注《史记》原有的排列次序，但不再另附时间对应表。同时，沙畹也进行了表与表之间的整合，即在《十二诸侯年表》部分仅翻译了表序与 “太史公曰”，而在《六国年表》部分另设周年表与十三诸侯国年表，将两表的内容合并呈现。

　　其二，多数情况下沙畹会指明表中信息在本纪、世家等部分的对应，并标注其在译本中的对应页码，形成表与本纪等其他部分之间相对明晰的参照关系。实际上，学界公认阅读史表的一大难点，即史表内容难以直接对应纪传等部分的内容。沙畹译本以注释方式不辞繁琐地列出这种对应关系，彰显其严谨态度的同时，也为此后欧美学界的《史记》研究创造了便利。

　　从以上两个特点来看，沙畹的《史记》十表译本不是简单的对应翻译，而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制、补充。其对十表内容的整合处理——虽然也缘于排版上的折中考虑——为当时鲜少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欧美读者及后学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是欧美学界《史记》研究的一种独特形式。

　　时至 20 世纪，美国学者华兹生 ( Burton Watson) 在局部翻译《史记》十表的同时，对其体例及解释功能也有所分析。

　　华兹生的《司马迁: 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是美国第一部《史记》研究专著。其中，华兹生明确指出《史记》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体，共同构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结构，与 “西方概念中需要具备大量解释性的史书形式截然不同”。在他看来，虽然纪传体将若干系列事件分散置于不同篇目，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但宏观来看，“它 ( 《史记》) 是建立在宏大计划上的、具有统一性的作品。在中国人的观点中，它并非扰乱或混淆了历史材料，与之相反《史记》恰恰赋予了这些材料简单编年结构所不具备的层级秩序 ( hierarchical order) ”。

　　在华兹生看来，司马迁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整合先秦以来编年体、国别体对历史叙述产生的不同影响，而史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他提出: “司马迁通过频繁的交叉引用——尤其在史表中，尝试将各个单独的诸侯国历史带入一种彼此间的空间与时间关系。”

　　在整体分析 《史记》体例的基础上，华兹生对史表本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诸篇表序上。他先后翻译了《三代世表》序与《六国年表》序，以及《秦楚之际月表》序、《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其强调这些表序代表了司马迁最具原创性的历史观。

　　附论《汉书》史表时，华兹生一方面赞赏其极高的史料价值 ( 特别是 《汉书·百官公卿表》) ，另一方面也指出《汉书》诸篇表序反映出儒家思想已然形成主导地位，并导致历史解释的相对固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荷兰学者何四维 ( A. F. P. Hulsewé) 对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整合翻译与研究。其中，何四维将辅助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但并未立传的众多功臣，戏称为 “被遗忘的国父”，并希望借此增进欧美学界对这些未能成为 “历史记载或通俗故事主角”的西汉功臣的了解。

　　何四维该篇的翻译部分并非其所论《史》《汉》二表的全文，而只包括二表的前两列内容，即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国名、侯功，《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的号谥姓名、功状户数。同时，其依据哈佛燕京学社所编汉学 《引得》(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补充了 《史》《汉》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总的来说，何四维该文既包括对史表性质、内容、形式等的译介与评述，也讨论了一些西汉史研究的具体问题———如西汉初功臣群体的出身、职官、食邑等，是欧美学界考证 《史》《汉》史表的重要尝试。

　　三、 欧美学界对 《史》《汉》史表的专题式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卜德 ( Derk Bodde) 依据 《汉书·古今人表》，反驳部分西方学者所持的古代中国哲学未能发展出一套逻辑思维系统的片面论点。

　　“逻辑”一词在中西语境下的含义有所差异。“在现代汉语中，随着语境的不同，( 逻辑) 有下述几种含义: 第一，指客观事物的规律，例如 ‘生活的逻辑’……第二，指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论、原则，例如 ‘人民的逻辑’……第三，专指思维的规律、规则，例如 ‘说话、写文章要合乎逻辑’……第四，指研究思维规律、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科学”。而西方学术概念中的逻辑则多指推理论证，逻辑思维多指推理思维 ( 如归纳推理、演绎推理) ，即从特殊到一般或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方式。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逻辑学，很大程度是从古代中国人较少采取三段论式推理思维的观察中得来的。

　　卜德在其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一种名为 “分类思维” ( categorical thinking)的概念，认为这种将归类与评价相结合的 “分类思维”是中国逻辑系统不同于西方的、最典型的特征，“由于中国人始终尝试寻求宇宙中的平衡与和谐，因此 ( 他们)极为积极努力地将全部现象简化至一种有序且无所不包的思维架构之中”。

　　在卜德看来，“分类思维”的一大体现即 “根据精神与道德特征”划分多样的人物类别。而《汉书·古今人表》对历史人物的分级评价，则是这类 “分类思维”的集中体现。

　　《古今人表》以九种品级——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评价秦及此前的历史人物，是《史》 《汉》诸表中十分独特的存在。卜德根据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分别统计了 《古今人表》中传说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七个时段内九种品级人数的分布状况，以数字1—9 递增标注九种品级，并算出不同时段人物品级的平均数。以传说时代为例，卜德统计其中人物共 140 位，上人127 位 ( 上上圣人 8 人、上中仁人 109 人、上下智人 10 人) ，中人、下人 13 位 ( 下中 4 人，下下愚人 9 人) ，该时段的人物品级平均数为 2. 8。卜德据其统计指出，传说时代的人物品级呈两极态势分布，且人物的品级平均数远远低于其他时段，意味着《古今人表》的评价体系具有崇古倾向。

　　此外，在品评人物最为集中的春秋时期，卜德通过分析先秦诸子学派代表人物的品级情况，认为 “上上圣人”“上中仁人” “上下智人”中圣 ＞ 仁 ＞ 智的设定，即来自于秉持儒家评价标准的分类思维。在卜德看来，中国传统哲学虽然的确较少运用推理式的逻辑思维， “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以他们的方法有条理、有逻辑 ( 地思考) ”。

　　继卜德之后，另一位美国学者侯格睿 ( Grant Ｒ. Hardy) 通过比对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其主要材料来源《春秋》及《左传》，最早向欧美学界明确指出 《史记》十表有独立的解释性功能，是司马迁史学原则与历史观念的独特体现，认为“( 中国传统史学中史表的) 重要意义在于囊括了某时期政治局势中的各类事件———战争、国家间的关系、统治家族的命运、权力的更迭…… 《十二诸侯年表》以大事年表的形式呈现历史，其延续以年 ( 为单位) 稳步推进; 许多年份没有记录条目，整体也没有天然的 ( 情节) 高潮与结局。最重要的是，史表的形式完全是非叙述性的 ( non-narrative) ，尽管其记录的条目之间偶尔存在着连接或拓展，但条目之间的关系很少被明确定义。其层级形式及所包含的事件类型……证明了 ( 史表具有) 十足的政治取向”。

　　侯格睿强调，《史记》史表表面看来与西方的纪年 ( annal) 、年表 ( chronology)非常相似，但欧美史学将纪年定义为无政治中心，则完全不适用于理解 《史记》史表。“对这种不同的总结，可能最好是将 ( 中国史学中的) 史表描述成后叙事的( post-narrative) 而非前叙事的 ( pre-narrative) 。它们从已经存在的编年史与历史中提炼意义，这种选择揭示了作者的判断与史学偏向”。

　　就当时的欧美学界而言，侯格睿的研究具有两点新意。

　　其一，纠正了此前欧美学界对 《史》《汉》史表价值的片面认识。如上文提到的何四维曾言: “( 史表) 不大可能为我们理解汉代历史带来任何革命性的改变。”侯格睿则强调司马迁通过组织十表来传达他个人对历史意义的判断，史表是一种 “综合性解释”。

　　其二，侯格睿首次明确指出，以 《史记》体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具备与西方史学不同的历史解释方法。其指出，《史记》史表的体例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历史的形式，“纪年与年表形式的历史表现 (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可被视作一种可能的、或可供选择的历史真实观念的特殊产物，而非传统观点中不完美的历史”。侯格睿进一步指出，《史记》体例具备不同于西方历史学的 “多重解释 (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功能，这种书写方式对当代西方史学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1 世纪初，德国学者叶翰 ( Hans Van Ess) 运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讨论了先秦两汉的谥法问题。

　　谥法问题是先秦秦汉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逸周书·谥法解》载:“谥者，行之迹也; 号者，功之表也; 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 行出于己，名生于人。”《礼记·檀弓》载:“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归纳而言，谥法即一种通过授予死者 1—3 个字的称号，以此总结评价死者生平功过的礼制。就其起源时间，学界广有争论。如王国维在 《遹敦跋》中推断谥法兴起于西周中期; 郭沫若在 《谥法之起源》一文中认为 “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 此后又有若干学者论证谥法起源于商代乃至更早，如吴静渊 《谥法探源》认为，即便没有 “谥”这一专属词汇，但授予死者特殊称号的做法应该可以追溯至殷商乃至更早。彭裕商 《谥法探源》则认为谥法制度形成于殷商时期。然而无论在谥法起源时间上有怎样的分歧，国内学者基本认同谥法是一种先秦秦汉时代实际运用的制度。

　　叶翰则对此提出质疑。在他看来， 《汉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谥法的运用，如《汉书·景十三王传》载: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 “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但实际上汉代没有一位帝王被授予恶谥。叶翰通过统计整理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谥号的出现频率，再综合被授予谥号的君主事迹，认为:“在审查授予 224 位君王的 43 个谥号的过程中（可以发现) ，某些谥号显然比其他的更为流行: 其中的 20 个谥号在公元前 840—前480 年间被授予过 5 次以上。而对本论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这 360 年间，大多数谥号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授予的……据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可知，大多数谥号是当时创造出来，并依据流行的喜好被授予，而不是因为与承载它们的诸侯王的经历或行为有关联。”

　　叶翰进而认为，谥法制度不仅在汉代的现实中没有被贯彻，在周代也没有被真正实施过; 通过谥号对亡君盖棺定论的说法，实际是一套后人附会、构造出来的规则。这一结论显然失之偏颇。汉代君主大多未被授予恶谥，并不意味着西汉之前谥法制度也是如此。童书业 《周代谥法》详细辨析了西周中叶以来，君臣谥号 “多与其人之德行、事业以至考终与否大略相当”，并指出西周王室中衰之后，权柄落于大夫、家臣，因此不同于后代中央集权专制下的臣不敢议其君的情况 。叶翰利用 《十二诸侯年表》统计春秋时期诸王的谥号，在思路上有其新颖之处，其统计结果也的确证明不同阶段的谥号用字可能存在一定倾向性。但倾向性本身并不意味着用字选择不蕴含功过评价，叶翰以此论证谥法是一套附会、构造出来的原则，显然过于极端，并不可取。

　　近十年间，美国学者戴梅可 ( Michael Nylan) 对 《史》《汉》史表整体的讨论，值得关注。

　　在戴梅可看来，英语语境对 “表”的定义 ( 按: 欧美学者几乎都将单篇的 “表”译作 table) ，并不足以反映 《史》《汉》史表的历史解释功能。“史表自身允许其编纂者修改或省略关键的题项 ( headings) ，以及彻底地扩张或瓦解其列项 ( columns) ;且史表允许其中存在多样的格式 ( formats) ”。因此，史表并非历史信息的简单呈现，其设计本身已间接传递了史家的观点倾向与解释意图。

　　举例而言，《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列项设计为: 国名、侯功、年代分期( 高祖十二、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至后元二年十八) 、侯第; 《汉书·诸侯王表》的列项设计为: 号谥、属、始封、世系 ( 子、孙、曾孙、玄孙、六世、七世) 。戴梅可据此指出，显然 《史记》的架构更易突显西汉前期中央王朝与诸侯国的复杂关系，而 《汉书》“( 从设计上) 预先阻止了这类令人不舒服的比较”。在她看来，《史记》史表集中呈现诸侯国的持续时间，绝非无意为之，恰如 《汉书》对刘邦的维护也不是无意为之。

　　戴梅可认为，通过将 《史》《汉》史表设置的差异作为研究基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不同史家不同的历史解释态度，以及他们如何合理化其态度。因此，她反对将《史》《汉》史表 “等同于杂糅了年代与地理信息的、目录式的现代表格”，也反对将史表视为传记叙事形式出现之前，较为原始、粗糙的史学形态。

　　在她看来，史表是在复杂纷繁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因果关系的 “创造性的历史书写”。近代西方史学之所以轻视史表，源于其错误地认为，历史书写形式必然遵循一条从历史纪年到历史叙述的线性发展过程——“有列举但无叙述的纪年 ( annals) 是起源，发展到有时附加说明的日期列表 ( date lists) ，再到有更充分叙述的编年史( chronicles) ，再到成熟的历史叙述形式——这种最后形式的出现预示着现代性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史》《汉》史表研究有助于西方学界在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深入反思古典时期中西方史学在历史书写形式上的异同问题。

　　四、总结与展望

　　纵观欧美的 《史》《汉》史表研究，可以发现其从译介史表内容、运用史表信息，延伸至挖掘史表的体例作用、考察史表的历史解释功能，呈现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但在以下方面，也有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一，部分欧美研究在利用史表信息讨论其他史学问题时，对相关材料的把握不够全面，部分立论失之轻率。其二，除沙畹译本外，近一个世纪鲜有全面探讨 《史》《汉》史表的欧美成果 ( 按: 笔者参与的美国倪豪士 《史记》英译团队正在翻译十表，预计将同时采用电子化形式与纸质形式呈现十表全文及相关注释) ; 研究成果的总体数量也不多。这一方面是史表本身研究难度较高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欧美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关注、认识程度仍有待提高。

　　总的来说，欧美 《史》 《汉》史表研究最突出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比较研究《史》 《汉》史表与西方的纪年、年表、编年史等史学形式，分析其相似的形式与不同的内涵，形成具有典型性的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案例。新时代历史学研究强调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术体系，需要我们比较分析中西方史学概念、方法、体系的异同，也提示我们关注如欧美 《史》 《汉》史表研究的具体的中西方史学比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