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12千字，载杨宏伟主编：《童年与故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我与本书编著者杨宏伟君素昧平生，与之结缘，始于我的一则微信短章。

2017年11月22日，我在手机微信朋友圈发了随手写下的《岁寒忆往之——外婆家的铜炉》之极短随感，有感于一篇题为《天冷了，古人有哪些取暖神器？》的网络微文。我的故旧友君浙江大学的鲍永军兄留言道：“我的一位诗人学生在做一个童年征文，刘兄大作我可以推荐给他吗？”他称此小章为“大作”，已经让我忍俊不禁，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所以带着笑脸表情回复他“可以啊”。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鲍兄就转发来《“我的童年故事”写作邀请函》并杨宏伟君之微信，希望我多多支持。杨君透露其工作计划云：

我们这个项目的定位是一次集体主题写作活动，优秀作品除了在德清县图书馆微信平台推送分享，还拟出版著作《童年即故乡》。……

这时我才认真起来，按要求提供了简历与个人生活照，并在朋友圈跟发了题为《关于<外婆家的铜炉>的飞速回响》的微信，附有《邀请函》及杨君的微信，除了表示感谢之外是吁请圈内亲友帮助提供关于老家的风景照，结果我如愿以偿，照片的传输以及为具体地址的标明而作的往返讨论，均由智能手机轻松解决。事情并没有完，2017年11月27日下午，由鲍兄的手机转发过来先期发布在“德图书友会”之《【我的童年故事】刘巍：外婆家的铜炉》，从中可见，又经“麦子”君的精心编辑，真的变成了图文并茂的小文章了。文末所附读者留言，旧雨新知，深情款款。这一切让我非常感动，对故乡的记忆成倍地复活，从而燃起了新的书写欲望。

我郑重记录这一段缘起，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选入本书的任何一篇文字都已然不啻是一番集体创作的成果。尤其是杨君等主事者无形中为此所付出的用心与努力也可以一目了然。我自己的这一篇，不过是极微小的例子而已。我也想强调，在这个文本的产生过程中，呼应感发的力量之伟大。而随着智能手机、微信朋友圈等技术因素的介入与推动，一个自我表达与自我创作空前自由与活跃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

所以，2018年3月19日下午经鲍兄的邮箱转来杨宏伟君编集成型的书稿，并索序于我，实在是无法推辞的。

该稿之规模颇为可观，据杨君来函称“参加本次集体写作项目的，有各行各业的作者，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9岁；目前已有123位写作者的166篇作品、44余万字的集体写作成果。这些写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除了汉族，还有藏族、彝族、维族等少数民族作者；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在史学及民俗学等方面有一定的价值。”而完成速度之快尤其惊人，据《邀请函》称此事之起点为“2017年10月21日，杨宏伟老师在浙江省德清县图书馆开设了《童年的秘密，意义和价值——关于尚博祖屋的写作及其他》的书友会讲坛。”则从缘起至收稿成集，总共不过5个月！[①]我想，这是一项极为少见的最有诚意最为倾情的集体创作了。对于发起此项义举的杨宏伟君、“麦子”等编辑、鲍永军兄以及所有作者、留言评论者、互动者、活动组织者、安排者、联络人、沟通者、平台发布者、赞助者、出版者等等参与此事的每一位表示由衷的敬意外，我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

作为这一文本的先期读者之一，我愿意粗书阅读感受，以就教于读者诸君，略尽抛砖引玉之义。

本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试述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如下。

一、叙旧述往，保存家史国史地方史，弘扬人文精神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职业偏弊很自然地使得我们倾向于将接触到的任何文字，首先作为史料加以看待，并无时不刻不去估量它的史学价值。本书的缘起并不为史学目的、史学需要所主使，但即使从如此主观、不预期的挑剔角度来看，本书也具有颇为可观的史料价值；更为难得的是，某些文章对某些重要历史事态的历史反思达到了相当深刻的地步。

童年是每个人的人生早期，故乡是自我历史展开的第一场景，对于每一位作者来说，有关的写作天然成其为一部“我史”之起首章、最初篇。这是第一义。本书有许多篇章涉及到国史中的重要段落，比如抗战、文革、改革开放（80年代初）等等，本书也有不少作者有意识地写作家族史（以沈炎文、尹小平两位最为着力）。这是第二义。由于编著者杨宏伟君与史学颇有渊源，所以他将本书的编排大体按照文章作者的年齿先后为序，而不作分主题之类别化处置，使得诸叙事之时代递进特为分明而具鲜明的历史感，这是值得感谢的。这样，我们有缘拥有了一部非常富于特色的从自我角度集体合作书写之具体而微的新型国史。这是第三义。

在家史国史地方史的书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文化。

本书有很多篇章，不是轻描淡写而是浓彩重墨地凸显了“乡贤文化”这一主题。

本书最高寿的作者——清代著名花鸟画家沈铨的后代96岁沈炎文老人家（女），为我们保存了193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八）之“新市大屠杀”的悲惨一幕，以及这次大杀戮事件对她所造成的深刻而绵长的心理阴影。她不仅怀念到荣为“烈士”的伯父沈政民，她笔下的曾祖父沈春江尤其光彩夺目，其实就是一位典型的“乡贤”。沈春江是乡绅，从学徒伙计干到主管，还热心公益事业。先是与人一起创办“仙潭书院”、“育婴堂”等，后又为新市镇上办了许多好事，像历经“天花风波”努力创办“仙潭小学”等事迹脍炙人口，直到现在新市中心广场的牌楼上刻着曾祖父沈春江的图像和名字，镇上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

张和亮的爷爷也“可谓一代乡贤”。他早年念过旧书，还是方圆颇有名望的“老先生”。他教孙子翻书秘诀敬惜故书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文革”开始，大破“四旧”，张爷爷与公社派下来一位驻队的“文革”干部积极分子展开的，关于查抄逼烧藏书与保护旧书之间的拉锯战，听起来也很是惊心动魄。

他是穷乡僻壤中难得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大文人。有来请他撰写墓志铭的，有来请他当“礼宾”（北方乡村人去世后请来行古礼祭祀的乡贤）的，还有请他给娃起个名字的，还有请他“看日子”的，甚至有为寻人找物来请他算上一卦的。作者还听别人讲过他跟别人打官司，巧舌如簧，反败为胜；以及巧袭匪徒，智斗恶人等故事。他最懂那乡间葬祭之礼仪，他以为遵行“周礼”祭祀祖先，是对先人的一种表彰纪念，也可教化子孙，感染乡民。他是当地能够起某种不可替代作用的不可或缺的要角。

然而饱读诗书的他，却安然选择回乡务农，也不怎么特别要求儿孙们出人头地，他的一生无怨无悔。一个乐天知命的儒者形象，跃然纸上。

“佛教经书犹如长在他身上一般，成了他后半生主要的事业”——沈月红的外公高子坤，“无乡贤之名，却有乡贤之才德。”也是此类人物。

我想引申一下沈月红的判断，像沈春江、张爷爷、高子坤等，都是《白鹿原》里“朱先生”似的人物――乡贤。以我不广的见闻，我一直以为《白鹿原》里“朱先生”是解放后文学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儒者形象，而本书以近乎史传体的方式，展现如此丰富多彩的乡贤群象，彰显乡贤文化，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

“右派”——政治身份标记更为明确的另一类人物，在本书中，是比之更为凄婉动人的形象。他们遭受的冲击与他们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同样值得关注。书中有多篇作了精彩传神的刻画与叙述。

一位是右派叔叔，杨苏奋的“右派叔叔”经历了近乎荒唐的被损害与被蹂躏，但正是这一位“右派叔叔的京胡拉得铿锵有力，听了让人振奋。于是每天一到晚上，我就来到右派叔叔的牛棚里学唱京剧，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样板戏。”

一位是右派继父，“在他身上，我（周晓萍）看到了旧式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傲然，……他不从政，不谈论政治，他只喜欢看书和音乐。” “在他的影响下，（周晓萍）看了很多名著，如《飘》及《日瓦戈医生》之类的俄罗斯文学。他不是我的生父，但给予了我生命的滋养。” 让人感慨精神上的父亲，有时比生身父亲更重要。周晓萍还记录他很多特显气质与个性的事迹，她的同学沈江虹也刻画了这同一个人的硬朗形象：“一个人马高大、皮肤黝黑的音乐老师，他声音铿镪顿挫，教学时不羁的刘海会不时地掉落在额上，随着他的指挥不时地往后甩动着。”均娓娓道来，颇为感人。感动之余，不禁让人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可爱，难道仅仅因为是作者的亲熟吗？也许正是文明的教养与文化的力量才使得他们在艰难时世依然保持了风度。

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对知识与读书人的伤害之深重，从程维维家的例子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反智论横行的文革后遗症竟使得一个读书人（程维维的外公）生生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相继逼迫成文盲，死活不让她们读书，观之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文革或类似文革的国史中之“痛史”的记录与反省，还在路上。本书却收获了可观的丰硕成果。此类文献同时也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即回顾者易以受害者自任而将害人者归于他人，从而将自己排除在自省之外。本书作者之一的慎志浩则非此之比，他就如实写下《我的童年：恶作剧与大批判》，并警策地感悟到：“实际上，被害者的被害并不能抵消他可能对别人的施害，许多时候是同时存在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只记述受害，他的世界是灰色的，唯有将施害脱去遮蔽，我们世界的幽暗部分才会褪去，才会真正的明亮起来。”

一部不以史学研究为主旨的文集，包涵如此丰富深刻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真是不可多得的创作。

二、感祖辈，念父母，怀师长，彰显仁孝文化

与“存史”这一伟大功能相比，“思亲感恩”是作者们更为深切的诉求。上段所述，受限于我个人的专业偏向，从看似关联呼应于宏大史迹的视角，化了偏多笔墨，其实对祖辈、父母、师长的感念与缅怀是更为普遍的情绪，也占了绝大篇幅。

比如前文提到的“右派叔叔”与杨苏奋，可谓谊在师友之间。而周晓萍笔下的继父给予她的是再造生命的恩情，超越了血缘，也超越了俗养，至为感人。赵长根的父亲经历曲折，但是坚韧而有担当，让人印象深刻。邵振华记其父在经济困难时期，因儿子吃不饱饭而大老远从老家赶至单位给他送干粮。次日，他靠卖肉的师傅是自己学生的家长的特殊关系通融之下，才难得买到一只猪肚，请人加工烧煮成白切肚犒劳其父，为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尽了做儿子的孝心”。父子之间一来一往，催人泪下。文末总结说：“人们都讲‘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要说：人间更有父爱深。”总算为天下做父亲的，挽回一点面子。朱欣六岁成孤儿，归依于七十高龄的外婆，老人家含辛茹苦“扶孤成人”，1964年，他考取师范，一字不识深明大义的耄耋老人颤巍巍“默默地提着灯笼来到路口送我”的画面撼人心魄，其中的恩情、道义与美感，我以为比冰心的《小桔灯》所传达的还要丰富、深切、隽永。

如此这般深情款款的叙述、恩义绵绵的追思，在书中俯拾皆是、举不胜举，让人感动、给人教诲、启人心智。“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所以本书不单是记亲记爱的纪实录，也是教孝教报的教科书。它在纪实文学与伦理道德建设方面的双重价值与启示，都是至为丰盈的。

而大家族中所体现的仁孝文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书中所收各篇作者年寿不均，文章风格各异，长短不齐，各有各的精彩，当然也有引起读者强烈反响的作者与篇什，比如尹小平所写的关于“江南大户人家”之“德清蔡家敦仁堂”系列就引发读者强烈的关注与互动，堪称是“现象”级的事件了，这可以从杨君所作细致的梳理与分析中清晰地分享到。

关于家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我们也不难读到关于以鲁迅为中心的浙江绍兴周氏、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广东新会梁氏、以陈寅恪为中心的江西义宁陈氏等等文献汇编与研究著述，不过与他者的研究比较起来，作为家族后人的“我”在保存故实弘扬家风方面，显然比外人更有优越性。她“小时候受外公的影响，我的作业本也是超乎寻常的整洁。”在用笔书写的时代，“只要有一个字写错，我绝对不会去涂涂改改，必定重新写过，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电脑时代的到来。”这种“做什么事都在追求完美，做到极致！”绝不苟且的精神，彰显的完全是家教的力量。而外婆反复念叨的“来者都是客”的待客礼论、理论与“一家人哪有吃亏不吃亏的，吃亏就是便宜。”之“吃亏便宜论”，也颇能体现大家之风，如果说前者可谓之阳刚之气的话，后者可以说是阴柔之美，缺一不可，相得益彰。“大户人家”之成其“大”，很值得从此等小处细细品味。而几乎可以说是她家独有的“好舅舅”的称谓，则同样情深意长，如此用心良苦而又别具匠心的安排，可以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以仁孝立国的尊死亲生的中华传统文化。而若由外人来传述的话，是绝难宣尽其中的温暖与亲和意味的！

作者非常重视家族辈分的传承问题，这是大家族身份标记的自然流露。“曾外祖父蔡家族长蔡镜莹的厅堂里曾挂着一幅对联，其中有‘远振家声’这四个字，由此外公这一代（蔡家家谱中的二十四世）是‘远’字辈”，往下依次低一代承继“振”字辈、“家”字辈、“声”字辈，“因为正逢‘文革’，躲都来不及，哪敢再续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倒反是台湾二舅舅的孙辈延续了这个‘声’字下去。”文革真是中国历史文化之殇，不幸，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反过来说，本书倡导“寻根写作”（用杨宏伟君语，见其评论尹小平的文字），寻觅祖宅，寻思故人，寻访故土，就是寻续被戕害、被自弃、被中断的生生不息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土不成风，无孝不传代，无仁不继世，若无忠爱、无恩情、无道义、无品格、无底线，则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无望的。

从这个意义来看，令人振奋的是，本书的每一位作者都敞开了正直乃至正大的胸怀，伸张正气、传播正道、弘扬正义，本书中的每一篇都传达出了满满的正能量，是特别值得保存的历史文献与人文读本。

三、记同乡同学同伴，储存集体记忆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的出生地域、共同时代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娱乐游戏方式、共同品尝过的美味咀嚼过的零食、共同熟知的流行语时髦风……带来共通的乡愁、凝结成共享的集体记忆，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生成、难以抵挡的神秘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大事因缘。本书的快速集结，见证了同心相映、关联呼应的伟大力量，更留下了绵绵无尽的同框的风景线、共游的记忆乐园。

请允许我从个人共鸣最为强烈的角度（我相信其中定有让读者也产生无限通感的地方），略分主题，粗加类列，以彰显本书的风采。

童年的乐园是什么？是小时候“办家家”之“家”。当你真成了家，或不如当时的“家”。“冬天的夜来得特别早。于是外婆就关了窗，再揭开铜火炉盖，操了操火灰，空气中便漫开一阵焦灰味。把火炉放进被窝后，祖孙俩就早早地上床‘焐被’了。”家在德清新市的朱欣比我大23岁，但是我的童年经历竟与之如此相似，感受到的温暖情调又如此一致！“祖宅宽敞的柴房是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表兄妹的‘乐园’。”（尹小平）我们的祖居虽没有大族之家阔绰，但是也有可以跑来跑去躲猫猫的黑屋呀。沈华生、陈泉荣、章青霞都对河流情有独钟，后者有时也在晒谷场上尽兴。对于高秀红来说，乐园也是一条小河和它周围的草甸子。吴晓群最难忘怀的是“仙乐园”——“仙乐园其实是一个茶馆的店名，是昔日钟管镇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杨东艳的乐园，则在蜻蜓飞舞的芦花荡，这是她心中的“百草园”。年齿长得多的钟明德，他的“芦苇滩”世界更为热闹，竟是青蛙，蟾蜍、蛇、刺猬、黄鼠狼、纺纱娘、野莓、蒲公英、马兰花、各种藤蔓、“窃衣”（俗称“臭花娘子”）等等共聚竞逐之天堂，“这芦苇丛就是我的百草园，比鲁迅的百草园要丰富生动多了。”与这个世界如此切近，他才有幸早就明白哥哥一直在吟诵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蒹葭”，原来就是芦花头！并慢慢领略到古人将芦花入诗入词的频繁与美妙。

童年的游艺是什么？是海边的我小时候常常打的水漂吧，眼望着它渐行渐远，影像越模糊，牵挂越悠远。我虽不能确知“敲敲糖”长得怎样（也许早已品过实物，只是名称不同），“男孩都集香烟壳子，女孩子则集糖纸。”（尹小平）我们也是玩过的。罗永昌的乡愁，集中在露天电影上，还有文晓东《看电影》一文，都能勾起我扛着凳子抢占位子看露天电影的年代记忆。李永春儿时的自制玩具陀螺，我也耍的，印象中细分起来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粗绳鞭打的矮胖型，一种是将细绳缠绕其上的瘦高型。张玲玲女士记忆深刻的“跳房子”，我们男孩也参与的。“打弹子”则多为男孩子自娱自乐的固定节目，姜雄心记得很是细致，他还罗列了诸多玩乐名目，颇为详尽：“此外，还有翻洋片、翻香烟壳子、丢铜板、捉迷藏、造房子、花花芯子白（藏小瓷片）、游戏棒、打铁环、打弹弓、打“火药”枪、转陀螺、解放军打仗等等游戏”。

童年的文化教养始于什么？你有门第书香，我为小人书狂。不单纯为娱乐而兼有文化教育功能的一种活动项目，是小人书。沈华生能分享到“一位小商贩，托人在上海滩买来莫佬佬的小人书（连环画），可以上门租给人家看”，尹小平则“在十字街口旁那个“绍兴大妈妈”的书摊上看一分钱、两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在罗叶的记忆中，“很多电影都有小人书(连环画)。（罗叶的小伙伴）明子就藏了很多箱小人书，他嫌我们烦的时候就拿出几本给我们看，他则用竹子做些东西。” 唐华兵“曾经在我的大表哥家看过几本小人书，叫《铁道游击队》。”我比他大4岁，基本属于同时代的人，他提到的诸多小人书，我大都看过，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并热衷于照着画书中的人物，尤其是著名武将，诸如关羽跨着赤兔马挥舞青龙偃月刀的英姿。我还记得此生购置的第一本书，就是小人书。我偷拿家里的钱，怕遭母亲训斥，悄悄买来藏在被褥与棕绑床之间，书名叫：《两个小八路》。儿时的记忆是如此美好而具富有通感的力量，把今天的我都带走神了，恍然坠入其中……

童年的伙伴有谁呢？杨苏奋、陈慈林一样同系“人牛不了情”，何刚梁拥有的则是“故乡的秋虫”。童年的“相思”在哪里？杨再辉的一瓣心香在“那是在上初二的那年。我们班上有个额头光洁个子高挑的女生”那里。陈洁“那一刹那的温柔”，似乎集中在她总是如此温婉地称呼为“泉”的同学身上。“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更何况尚在那童年的心乡？文晓东心心念念的对象，就是与他青梅竹马一个叫“田素琴”的姑娘，她是他“一场唯美而悲情的梦”；别看他对女生如此惆怅满怀，他系念儿时的男玩伴“梁自强”也是情意绵绵牵肠挂肚的。周忠武记他的俩小伙伴提到的“四节手电筒”，我也有印象，区别在于，他们用于抓田鸡，在我们好像是捉拿别的什么小动物的装备，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至于甘美的吃食就更多了，嵇莲英、徐艳霞等人的文中多有记载，举也举不完。还有“过年”，至于过年，不说也罢，生为南人而居于北方的人们当然体会更为深刻，江南的过年才是童年时代永不磨灭的嘉年华啊！

由于此书的源头，是浙江德清的“寻根写作”，由此出发一圈一圈一波一波地散播开来，写作辐射所及，虽至于“全国各地”，本书的基础或主体，是以浙江德清为中心的，可名之曰：“江南书写”。李奕《烟火江南》的第一句：“江南，确确实实是我的家乡。”书中很多作者都可以这么说，我也是，不能自拔。当然，不尽是江南……写作无边界，但是故乡有地域。当我自己深深沉浸于父母之邦的乡土味道、风情、人事，缠绵反复，心驰神往；我也热诚地希望祖国大地有更多以本乡本土为中心的集体创作文集出现，这是本书带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四、写风情风俗风化，增广知识见闻趣味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如是，文亦然。前文所述本书对我的启示，多集中在兴观群怨、家国亲长、师友朋群方面，在开卷有益之增广知识见闻趣味——或即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方面，本书也有不俗的表现。

先说习俗。浙江德清新市有个老规矩叫拜阿太（祭祖）——上坟、插柳等习俗。（沈炎文）到元宵节“提灯会”、清明节“烧香市”（现在叫蚕花庙会），农历五月廿“水龙日”时，连南京、上海、苏州这样大城市里的人也要赶来观看。“神游”、“促轿”的习俗，可以看作当时清明节“烧香寺”的活动，祈求四季平安，可能由于迷信色彩浓重，解放后也就不再恢复。（沈华生）四月清明，迎来踏青、放风筝、祭祖扫墓的江南风俗，迎来肉粽、枣粽、青团子、麦芽饼冲击饥饿胃口的美丽时节。（陈泉荣）还记得按照风俗，立夏饭的蚕豆是要摘人家地里的。（嵇莲英）现如今，村里依旧沿袭着七月三十插地藏香的习俗，可是小孩子做地藏王菩萨的习俗却到我们这一辈戛然而止了。（章旭良，男，1988年2月出生于德清县钟管镇石七头自然村。）浙江湖州一带有个习俗，孩子上小学的第一个书包是须由外婆家买好送来的，书包里还放有文具用品，另外状元糕和粽子是必备品，寓意高中状元。一年级新生报到第一天，家长们会带着外婆家送的糖果甚至糕点粽子到学校分发给老师同学，以讨吉利。贫穷的年代我母亲以糖水替代糖果。（钟美红）关于这方面的风俗知识，以湖州市一带为多。而新疆西藏地区，也颇有可观。让新疆的阿斯古丽•买买提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的那个“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按规则，节日的早晨，我们清除庭院，淋浴（大净），然后男人盛装到清真寺参加聚礼，女人在家打馓子，烤饼干，摆上节日食品烧茶备水，准备迎接客人。聚礼之后，人们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宰牲。这一天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我们能拿上压岁钱了。小孩不是在过年而是“宰牲节”拿到压岁钱，够新奇。西藏有个习俗是，人去世了，照片一般是不会留着的；但是我真的舍不得删姥姥的那张照片，所以一直留到现在。（罗布卓玛）这就不仅可见西藏的习俗，而且可见习俗之变通了。

书中有农村生活知识之“牛最怕”：牛最怕鼻子酸，所以牵牛的绳子是穿在鼻子上的，当它不听话时，你可以把绳用力一拉，牛就会乖乖地听话了。（杨苏奋《我和牛的故事》）也有历史沿革知识之“撤社为镇”：上世纪60年代，武康镇叫千秋人民公社，直至80年代初，全国撤社为镇，才恢复了武康这个沿用千年的镇名。（徐红娜《童年，我在武康居仁街》）还有佛教文化知识之“拜忏”，读者可以详见李学义《拜忏》及菱子《九斤和尚》。

 关于词汇知识，亦颇丰富。比如有历史名词“软货”（黄金制品）、“发奉”（旧时发票的别称）。（李学义《忆母亲》） 有习惯称谓“申报纸”：外公那一代人把什么报纸都习惯叫“申报纸”，现在想起来，可能外公时代，纸质媒体一统天下，上海的《申报》太有名的缘故吧。（尹小平《德清蔡家敦仁堂：我和外公》）还有“日本人造反”/“东洋兵造反”的说法。尹小平《外婆的迟暮时光》提到，日本人造反时（二舅舅）十七岁在重庆考入国民党航空军校，赶走了日本人，他才随着军校到了杭州览桥。无独有偶，施旭琴《童年･老屋》也写到，东洋兵造反（八年抗战）时，爷爷兄弟三人举家避祸乡下。（施旭琴《童年･老屋》）尹小平，1952年生湖州德清人；施旭琴，1973年生湖州长兴人。两位女士不同时代，而均为湖州市人，我想，“造反”很可能是当地人对抗战时期日本人施加于我们的暴行的习惯称谓，或不限于湖州。也有新近的新鲜名词，如“杀广”。1979年生人的文晓东，贵州余庆人，在他的文章中有四次提到“杀广”（去广东一带的沿海城市打工）一词。我觉得未必是方言，而可能是他们家那一带流行的时髦语，很有时代气息。

请再允许我一记个人感到特别有趣的一些表述。浙江德清人沈华生《小人书》一文说“他们的爸爸叫伊一天到晚去街路上捡香烟蒂头。”我老家浙江嵊泗表达“她/他”的口头语的读音是很接近“其”的，见此文，我乃大悟用书面语表述老家方言似乎也应该用“伊”字。浙江建德市人邵振华《难忘父母养育之恩》中提到：“妈又没什么东西给你们，孙囡、孙子要吃的。” 我也很欢喜，见之而知，我一辈子口口声声指称“孙女”、“外孙女”的老家方言，写出来其实也就是“孙囡”、“外孙囡”，尽管我一直知道“囡囡”、“乖囡”是怎么写的。更有趣的是，表示“猜谜语”的老家方言“猜mei子”是一直挂在嘴边的，但从来不知道中间这个字怎么写（其实也从未提笔去写过），1964年生浙江德清人章琼女士在《隔壁阿太》中写道 ：“阿太出的昧子（谜语）等谜底揭开，真是切！”这样看来，应当写作“猜昧子”，真是我的一字师！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人朱欣《外婆亭记》有云：“黄昏，劳作了一天的村民吃完了晚饭，便聚在某家门前的‘稻地’上闲聊……”文中“稻地”一词，我自己以往都是写作“道地”的，他如此修辞，我未知其所以然之故，或者是大陆与海岛的用法有所不同？这是值得研究的。朱氏此文又有云：“河的对岸，有个松树坟（当地人把树林叫做‘坟’）”，“坟”字的这一用法，则比北京之“公主坟”之“坟”暖心多了！

行文至此，必须刹车。我读着杨宏伟君发来的那么一大部书稿，也被诸如此类或花团锦簇或林林总总的知识、见闻吸引着，甘之如饴。总之，这是一本益智的书，也是一本有趣的书，读者不可错过。

五、赏析美文，确立宗旨，开启“写作人生”

曲终奏雅，到了结束序文的时候了。

读者不难看到，我与本书的因缘颇为偶然，这种偶然性除了文首说到的种种，还见之于：在我的小文《外婆家的铜炉》被推送以后，对“德图书友会”加了微信关注，尽管如此，并无多少时间可以留意发布在该平台的文字，而很多篇什正为本书所收录。所以我是在收到书稿之后，一下子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这部庞大的文本所震慑。所以本书征服人心之处完全是由于作品自身的品质与魅力，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旧情私谊。也正因为如此，我的阅读是匆促的，我很担心我的解读未能充分宣究其美。但是我的态度是诚挚的，面对倾情以赴的每一位作者编者参与者尤其是主事者，没有别的姿态可以应对。而态度决定于理念，所以最后，我觉得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能赢得如此立竿见影的创作成绩的根源。一言以蔽之，我认为，究极来说还是理念的胜利。这一点可以杨宏伟君的一句话来概括：“每个人都是自在自得的作家。”（见《“我的童年故事”写作邀请函》）

原始要终，让我们从本书书名的命意说起。《童年与故乡》的命意，从书中所收杨君一文：《童年即故乡：读王丽美文》可见一斑，而王文又是对杨君关于“尚博祖屋”写作的反馈，经过一番深情款款意思绵绵的交相互动之后，他写到：

在王丽的美文《跟着杨老师忆童年》里，我读到了真实的童年，金贵的童年。这里跳动着一颗金色的童心。也经由此路径，我回到了我们的故乡。人的故乡。人类的故乡。

童年即故乡。

2017年10月25日凌晨，写于上海

从文首所引杨君的微文亦可知，他们原“拟出版著作《童年即故乡》”，全书通读下来，我悬揣他所谓“童年即故乡”，是希望通过写作而寻找、记录、回到那拥有善良的品德、单纯的心地、温暖的情怀、明净的色彩之意境、思想与精神状态。想要表达的，是广义的乡愁，而不仅仅是行将消逝的过去与出而难返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童年与故乡》与其说是主题，不如说是取径，是角度。

这一点，似乎也在老乡何思华女士（本书中《我那城乡结合的童年》一文作者）所传述的杨宏伟在书友讲坛的讲辞中，得到印证，而看得更为清楚：

“因为童年就是我们的故乡。童年里有过去，更有未来。个人如此，整个人类亦如此。也因为真实里面有方向，有诗意。有方向、有诗意的写作就是生命写作，不论文字的形式。”就好象他读到米沃什的话，此刻的我，也已怦然心动。因为宏伟也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在不尽相同又何其相似的童年里，都有我们自己心灵的方向，这个方向，带我再一次走进童年，走向远方。（何文作于2017.11.1）

宏伟的见地深刻而优美。他强调了“童年”在时间与意义上的根源性与开放性，以及个人性与人类性的本一与合一，此为一般的史学观点未必皆能同意而我则颇认可之。他珍视“童年”的“真实”素地，又倡导“有方向、有诗意的”“生命写作”，则他心目中的写作近于文史哲三合一的写作，更准确地说，“写作”就是“写作”，不受限于专业壁垒，亦不拘于任何“文字的形式”，却必须是记录“我们自己心灵的方向”（用何思华语）具有内在精神性的活生生的自由写作，所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在自得的作家。”他把写作提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有时也有这样极端的表述：“人人渴望心灵归宿；写作是通往那里的路径，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写作即人本身。”（见何小平女士所引）这是视写作为生命，这种写作至上的理念与他提倡的“生命写作”相得益彰，毫无二致。我虽未必同意其全部观点，但很欣赏这样的写作理念。

何思华点出宏伟受“米沃什”的影响之隐情，对于对宏伟全无了解的我来说，也很有意义。对这位美籍波兰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我更不了解，但是网上有一段介绍他的文字却也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当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曾放弃他诗人的职责。”这真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写照。由此我理解宏伟的创作观念的核心，是庄严写作的意义、庄严作家的职责，而更具普遍价值的思想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示范、倡导并实践如何使得每一个人了解这种意义、分享这份职责，从而成为真正“自在自得的作家”。这就是“123位写作者的166篇作品、44余万字的集体写作成果”能在短短5个月内迅速大功告成的核心机密。

当然，从现实角度来说，“童年”与“故乡”毕竟只是人生的起点、历史的开端，所以《童年与故乡》虽是实践此类写作理念的可观一步，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也应是初步。我由衷希望并乐观杨宏伟君等所倾力推动、众人分享参与充实发扬之“我写故我在”的这一伟大事业，行稳致远。书写历史，书写人生，从我开始。《庄子•人间世》有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我很喜欢这句话，谨录之期待于越来越多拿起手中之笔的作家、写作者、书写者们，以终斯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巍   2018年3月31日星期六于北京寓所

注释：

[①]容有少数篇章是旧文，如96岁高寿的沈炎文老人的篇什中，有作于“时年八十三岁”者；又如杨仪《岩脑壳日记》所收日记，作于1992、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