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情摧残，尊西趋新成为莫之能御的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了根本的依托，中华文明历经近代以来的沉沦而终于开始复兴重光。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守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史学研究，研究的议题为此前所不能想望；他们也注重中国主体立场，在接受苏联史学影响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例如，范文澜强调不能“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欧历史之履”，敢于挑战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权威论断。侯外庐区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具有“改良”特征的维新路径、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存在“特别的自由民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居于完全主导地位，打破了传统史学以精英为本位立场的格局，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史学领域，而及于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套知识体系虽然未尽完善，其内核却具有合理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是我们考察历史需要遵循的理论基础，也是解释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工具。唯物史观廓清了笼罩在历史上空的迷雾，观察历史鞭辟入里，具有科学性与深刻性，能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走向社会历史深处，把握其主脉和本质。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最为重要、最为深厚的学术传统，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史学体系为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近代中国的丰富史实出发，经过长期研究，形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脉络等基本认知框架。客观而论，中国近代史的这一理论解释体系，是近百年来几代历史学者经过长期探索争论而形成的对于近代史的科学认识，相当程度切合历史发展实际进程，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有很强的学理性。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这一理论体系和认知体系深入人心，其内含的概念范畴、基本观点与价值取向，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和淘洗，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为例，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有一些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和挑战，但经过热烈争论后，质疑者也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提出的种种替代性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好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研究已大为深入，但总体叙事却难有大的突破，事实证明，原来的近代史叙事体系虽然存在局限，但具有内在合理性，要构建能够取而代之的叙事体系并非易事。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加以全面总结和客观公允的评价，坚持其基本立场与基本精神，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的基础。

　　当今世界西方各国皆强调史学的主体性，将国史话语权操诸己手。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基于硬实力的优势地位，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进而欲主导非西方国家的史学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汇日益加深。欧美国家的学者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理论，受到国内学者仿效，同时也出现盲目追随、生搬硬套等现象，不自觉地放弃了史学主体性，将中国史的解释权拱手让人。

　　“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征服王朝论”，是当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颇为流行的历史解释模式。西方学界以欧洲历史为模本来看中国历史，认定广土众民之中国是一个与欧洲、中亚的帝国并无区别的“帝国”，是靠民族征服、同化来维持的，进而将多民族中国看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质疑中国的历史连续性。这一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影响既深且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经地义般无可置疑，一些中国学者对此解释模式背后隐含的“西方中心”文化政治立场习焉不察，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迅速增长，人们的文化自信日趋加强，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趋于强化。不少学者呼吁不能再一味眼光向外，中国学者应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宏大叙事，而不应只为西方理论做注脚。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摆脱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羁绊，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确立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精神实质上一脉相承。我们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坚持“两个结合”，挖掘中国史学传统资源，融合国内外优秀思想学术资源，加强史学主体性，形成以我为主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确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话语权，从而与欧美史学界进行双向的平等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