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 |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成书经过和社会反响
作者：来源：《团结报》2023年9月15日时间：2023-10-10字号：【大】【中】【小】【打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指出马列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陷于“洋八股洋教条”之中，这影响到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取向。
大致在1940年，为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学术界提出“学术中国化”的口号。胡绳认为，要真正做到“学术中国化”，其先决条件乃是“中国学术化”“中国这有了五千年文化史的古国，已积累下了无数的经验，当前的现实中又充满着最错综繁复的事实材料。
这许多经验和材料还是被散乱委弃着，没有加以排成、整理，使之条理化，而形成理论。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现材料理论化了以后，于是我们自然就可以做到理论的中国化。”
概言之，各方面的“学术研究，要沿着‘中国化’的方面而前进一步，也不能不以中国史的研究为基础”。
胡绳对中国近代史的探索
在“学术中国化”的命题之下，胡绳在1946年后由哲学转入史学研究。他强调“特别需要就某一典型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个别的探索研究”，提倡“采取典型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的研究，由一隅而照见全面”，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克服粗枝大叶和概念式的图案的毛病”。
1946年至1948年间，他着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撰写多篇文章，藉史以论政。我们可以从中寻绎出胡绳对近代史的探索逐渐具体、深入的轨迹。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杂志社于1946年12月12日曾刊登启事，对1947年刊物内容做出新规划的第4点：“特约胡绳先生写有关现代史问题”“胡绳先生准备拿中国近代史的材料，讨论有关现实政治的若干问题，如政党问题、政府机构问题、军队问题、宪法问题，明白了历史的渊源，就更可了解当前的实际”。
中国近代史学科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尚处于学科化进程的起始阶段，因其与现实政治关系切近，更能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
1947年胡绳在《新文化》发表10余篇史学文章，尤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1947年的《专制和卖国》（《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国家是谁的》（《新文化》第3卷第3期，1947年2月5日）和《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新文化》第3卷第5期，1947年4月15日）三文，名为“中国近代史话”，但注释规范，有学术论文的意味。三文合而观之，体现出胡绳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宏观认识及理论解释框架。
在《专制和卖国》一文中，胡绳着重阐述了“官”“民”“夷”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还守着锁国排外的政策，挟着大炮与商品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也把这个专制政府看作是个绊脚石。但不久情形就变化了。帝国主义者看出，妨碍他侵略中国的并不是这个政府而是中国人民；为了控制中国人民，这个政府并不是不值得维持的。清政府同时也发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伸入虽然有损于他的尊严，然而却也可以取得帝国主义的援手以加强对内的统治”。“‘官’由怕‘洋人’发展为巴结‘洋人’，‘洋人’由怕‘老百姓’进而为帮助‘官’镇压老百姓”。
《国家是谁的》一文，综论国人“国家”观念的变化，近代以来“在和侵略国家的对比之下，中国人民发生了国家的观念，爱国救国的观念”，强调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名不副实，“应该推翻而代之以真正由人民作主人翁的国家”。
《百年来的中国革命》一文则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纵论近代中国革命历程，强调：以土地为中心的民生问题实为中国最悠久的革命问题，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侵略相始终，这二者都是土生土长的革命要求。民族解放与土地解放两大革命要求在辛亥革命中也未能成熟结实，直至五四运动“才健全地、鲜明地摆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面前，作为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基准”。
三篇文章分别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者的关系、专制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近代百年历史进行宏观考察，梳理出一条中国近代史的主脉络。这三篇文章在胡绳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颇为重要，从中已经可见后来撰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框架。
重视历史人物研究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不到20万字的篇幅阐述近代中国史事，得益于胡绳的理论概括能力，也可见他对近代史事与材料较为熟悉。
胡绳对中国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1934年报考北大时最初的志愿就是历史系。
1944年至1945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期间，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阅读历史著作，“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
1946年初开始，他对于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并完成《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辛亥革命旧事》《民国初年的政党活动》等文章。
他从扬州的一个亲戚家里拿到一箱近代史的材料，“其中多数是清末出版的有关时事和‘新学’的书”，并在1946年底已对这些资料进行初步研究。
胡绳晚年在回忆中特别强调，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认识，“不是事先定的论点，而是从研究事实中间得出来的”“写这本书的确还是看了许多材料，从材料里面发现问题”“虽然是为了适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但是丝毫也没有离开历史的真相，没有按照需要随便改造历史”。
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论点即体现在《专制与卖国》等三文之中，此三文可谓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前奏。《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则是“这段时期结合当前实际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面临深刻转型，这是胡绳1947年撰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现实动因。
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于是年6月14日向参议院提交《军事援华法案》，引起中共强烈抗议。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谴责美国。11月4日，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由寻求合作走向公开对抗的转变。
胡绳撰著此书的直接动机是探讨美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因而此书虽然考察所有“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但显而易见对美国尤为浓墨重彩。
胡绳个人际遇也不可忽视，正是1947年3月的香港之行为其静心写作提供了现实条件。
1946年6月，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徐伯昕派人南下香港建立生活书店据点。胡绳秘密乘船由上海赴香港，并与先期到达的冯乃超、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取得联系。
此后胡绳与冯乃超代表党与其他赴港文化界人士如侯外庐、翦伯赞等保持联系，“对大家多所照顾”。香港生活环境相对安定，为专注于著述提供了保障。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最初标题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一章曾以《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阶段》为标题在《世界知识》连载，第二章以《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为标题在《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发表。
胡绳之所以在尚未完成全书写作时即发表部分初稿，主要因为“目前的条件使我不可能得到充分需要的材料，尚不敢自信为圆满，极希望得到朋友们和读者们的指正，使能有补充和修正的机会”。此外，由于近代史与现实关系密切，这部分初稿也是“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
对照第一、二章在刊物发表和正式初版的内容，可见既有篇章结构的调整，也有材料及文句的订正，一些段落几乎重新写过。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然篇幅不大，但仍着力凸显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唯物史观重视社会经济研究，被认为“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
翦伯赞指出，一些著作中“人”被淡化，“只看见死板的经济力量之自然的机械的活动，而看不出人的作用”，从而“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他还直截了当批评“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受限于通论体例，虽重视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却多未能充分展开，胡绳意犹未尽，一鼓作气于1948年初在《读书与出版》上开设“从人物看近代中国”专栏。专栏预告曰：“从人物看近代中国，胡绳先生执笔；分开看，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的介绍，合起看，是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
当时参与《读书与出版》编辑的柏元回忆：“这份杂志先后有几个连载，后来都出了单行本，算是《读书与出版》的副产品。其中包括胡绳的《从人物看近代中国》——就是后来作者改写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柏元的回忆应有误。如前所述，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胡绳早有所筹划，且在1947年10月左右已经完成初稿写作。
从时间先后来看，《从人物看近代中国》系列文章应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后续写作；胡绳在这一专栏共发表了《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1月15日、2月15日连载）、《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3月15日、4月15日连载）、《洪秀全和冯云山》（1948年6月15日、7月15日）三篇文章。
由于1948年10月离港，完成“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的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他曾买了一套《李鸿章全集》邮寄至港，准备写关于李鸿章的文章，最终未能完成。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二者论旨迥乎不同。
《从近代人物看中国》专栏受到读者欢迎，一个叫曹继昌的读者致信《读书与出版》编辑部，特别称赞胡绳这一系列文章是“切合实际的，而且是深刻的”；《读书与出版》月刊1948年向读者征求意见，这些文章被评为读者最感兴味的作品。
除此之外，应周而复的约请，胡绳还利用已搜集资料完成了《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这一约4万字的小册子，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副产品。此书脉络清晰，通俗易读。
一本富有特色的书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为“学习与研究丛刊”之一于1948年7月由徐伯昕主持的香港生活书店初版，印数为1500册，数目不算大。
但生活书店对此书颇为重视，《读书与出版》1948年2月15日刊载之《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文后，附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印刷中”字样。初版后不到两月，《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9期（9月15日）的《书市散步》对胡绳此书大力推介：“《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版），是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这一方面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由于著者坚守阶级立场，使他可以纠正了不少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是在努力摆脱传统看法的著作中有时也还不免存在着的”；同时在《生活书店最近新书》中加以宣传：“要了解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因素仔细研究一番。本书是从政治关系上来处理这个课题的第一本著作……”
由于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史事无疑最为纷繁而错综，以不到20万字的篇幅对之加以系统阐述，尤需作者高屋建瓴的宏观思辨能力。
胡绳虽力图兼顾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这“两个过程”，但其关注重心无疑在列强侵略的一面。1949年以后有评论认为，本书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胡绳对此亦有自知之明，认为此书“说是中国近代史也还不大够”，他在徐伯昕、孙起孟所办的“持恒函授学校”任中国近代史导师时仍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教材，此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已基本完成。
此书打破一般教科书的体例，让人耳目一新。初稿第二章曾与翦伯赞的《论西晋的豪门政治》同载于《大学》第6卷第5期，编者在《编后小记》有如此评价：“两篇历史研究的文字，各有千秋。编者在编印期中曾经交付给两三个并不喜欢历史功课的青年读过，读后他们的意见是：怎么，历史是这样讲法的？那么，历史并不是一定教人一听起来就想打瞌睡的功课了。”
胡绳曾回忆：“解放以后一印出来，有几个大学教授看了，说历史竟有这样写法的。”陈旭麓称之为“一本富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叙述中，常将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举，作为1949年前最具影响的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判断出自回溯的审视而未必确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仍然有限，无法与范著《中国近代史》相提并论，其广为传播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
1950年全国出现了大批宣传美国罪恶的作品，但能称得上学术研究者甚少。《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载文推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关于美帝在中国的阴谋与罪行”的著作，《大公报》于1950年11月16日以较大篇幅登载《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专文评介，侧重挖掘其在当时反美运动中的意义。
而《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5日刊载的推介文章，无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文以过半篇幅着重推介《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951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苏联外国作品出版局印行了俄文译本，1952年5月16日苏联奥夫钦尼科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几本书》的书评，对胡绳这部著作予以高度评价。这篇书评由《人民日报》于6天以后以《奥夫钦尼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评介胡绳等关于美国侵华史的三部著作》为题摘要刊登。这进一步扩大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影响。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因其论述精辟而被众多关于美国侵华史著作视为权威而多所引用，1950年11月被列入当时主要的时事学习参考文献。
1952年7月出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行13000册，至1953年5月共3次印刷总计53000册。此书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受关注，斯大林奖提名亦曾考虑此书。此书对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也“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依据”。金冲及于1953年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课程，即以此书及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为基本依据，“可以说，解放后大学里较早地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那一代史学工作者，大体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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