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通史理论体系的探讨

　　历史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与文明动因。张志强《从通史中把握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奥秘》指出，应从通史中把握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奥秘。通史撰述传统推动着中华文明连续统一发展：其一，通史撰述的传统及其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从历史中求理性的“历史理性”特质，展现了中华文明对待历史变化的根本态度；其二，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超越性方式，展示了中华文明对天人永续境界的追求；其三，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主体性立场，展示了中华文明对待困境和危机的历史主动精神；其四，中国共产党发掘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贯通古今，不断开创中华文明新辉煌。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成为2022年的学术热点，一些期刊对这一专题予以特别重视，有的开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专栏，这对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把握好中国通史编纂的思路和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认为要注意坚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认识到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凝结成“中华民族”，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从中华民族的形成、汉唐大一统与华夏的凝聚发展、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交融与华夏认同、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华夏认同的升华几个阶段梳理了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晁福林《“大夷”之力：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进阶》认为，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先有地区性的诸侯融汇，后有大一统式的汇融，被视为“蛮夷”的诸侯国也为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梳理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是其形成时期，魏晋至隋唐是其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是其壮大、巩固时期，近代以来是其走向自觉意识和伟大复兴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亦成为各断代研究的重要视角。宋清员《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关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田广林、任妮娜《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认为夏商周都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与文化认同的产物。宋艳梅《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认为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也推动了南北间的地域交流与民族融合。冯敏《一体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发展》认为隋唐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打开了全新局面。孙红梅《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中国”认同》认为元朝对“中国”直观的认同表现为在君臣话语体系中自称“中国”，更深层次的认同体现为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间接的认同则表现为他者的认同。李学成《清初东北各民族保疆卫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认为清初东北各民族抗击外敌的行动激发了他们的国家认同。 

　　“多元一体”是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理论创新，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历史有着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由费孝通首倡，“多元”指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各成一“元”，“一体”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源于既自成一体又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学界对此概念的使用存在疑虑，担忧“多元”之说会淡化中华文明的一致性，因此有倡导“一元”说者。对“一体”形成和发展的方式也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强调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根系，认为在“多元”发展中需要有一个位居核心的“主元”。对于这些疑虑，李新伟《“多元一体”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一一进行了说明，肯定了“多元一体”理论的科学性。冉博文、吴灿《三种进化模式：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认为应综合、全面地看待多元文化圈的多体进化与一体进化，要注重生产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区域间文化交流判定时，应结合多元文化要素作为参考依据。这一理论亦用以认识先秦秦汉蛮夷族群关系认同问题，刘玉堂、薛源《多元一体：先秦、秦汉蛮夷族群关系认同演变》提出，随着先秦秦汉时期华夷关系的变化，“五服”体系产生了外围要服、荒服向内部圈层迁移和中央圈层向外部延伸的双向变动，这使蛮夷在“五服”中的政治地理位置逐渐固定，多元一体的模式也由此形成。

　　正确把握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形态问题，对通史编纂有着指导性的重要意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概括，是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造，是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理论架构。赵庆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及反思》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附着于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之上；改革开放后，其核心要义在于重新衡量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概念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翟宇《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认识历程》认为“半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讨论中出现得更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尽管受到了列宁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知才接受并扩展了这一定性。社会形态理论为我国的历史研究和通史撰述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陈峰《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形态理论的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才能够聚焦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以区分社会形态的指标、要素为研究重点，且延伸至土地制度的等现实问题。

　　通史编纂的体例方法及实践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良好的通史撰述传统。陈其泰《贯通古今交光映衬》从本纪包举大端贯通古今、史表设置匠心独运、以书志和列传与本纪作多层面配合关联这三个方面分析司马迁何以实现“通古今之变”这一著史宗旨。杨四代、杜娟《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认为，近代以来，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是“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20世纪早期的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谢辉元《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通史撰述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唯物史观长期指导着我国的通史编纂。李政君《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认为，唯物史观促使傅衣凌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尝试将宏大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细化的实证研究验证理论，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近代以来，通史撰述受到不同流派史家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家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方向，考察人类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的通史撰述传统。

　　此外，“古史辨派”对上古神话传说史料所采取否定态度，也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学术问题。李娟《清理与重构：吕思勉的神话研究》认为，吕思勉对上古神话进行清理和重构，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的新解释，并尝试以此取代传统思想中有关上古神话的“旧常识”。吕振羽强调古史神话传说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得到了翦伯赞的支持，刘超燕《吕振羽和翦伯赞史学观点的异同及特点》梳理了二人对中国历史看法之异同，两位史学家的学术交谊对他们的通史撰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赵庆云《1950年代范文澜与尚钺学术论争再析》回顾范文澜和尚钺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通史理论解释体系的分歧与争论，力图呈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富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与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影响甚广，且二者关于中国通史的理论解释多有相左之处。围绕两书的诸多讨论，体现出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对于通史的宏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与争鸣。范文澜、蔡美彪前后相续，历时数十年撰著的《中国通史》堪称典范之作。修晓波《蔡美彪：五十春秋书写〈中国通史〉》对蔡美彪以毕生心血投入通史编撰事业作了全面总结。

　　《（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的进展

　　2022年，《（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同时，《（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书稿。作为整体通史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两部书稿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着力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底蕴，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民族历史、文明进程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厚植根基，培育沃土。具体来说，两书主旨各有侧重，相得益彰。《（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在梳理历朝历代主要史实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国家统一、社会发展为主线，围绕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关键之变，突出历史道路、历史主流、历史成就和历史趋势，讲清新时代是如何从历史中国走来的，充分彰显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以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为主线，突出“文明地标”，凸显时代特色、世界意义，重点聚焦中国特色文明定义、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主线脉络、中华文明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探讨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基因、现代元素和突出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丰富历史图景，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渊源、独特品格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