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宁 | 秦始皇东观刻石或立于成山
作者:董家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时间:2022-07-01字号:【大】【中】【小】【打印】
东观刻石是记载于《史记》中的秦始皇东巡所立七刻石之一。历史上,这一刻石多有聚讼之处。就东观刻石与之罘刻石之间的关系、东观刻石的立石地点等问题,学界尚未达成明确共识。在探求东观刻石立于成山这一可能性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久被忽视的成山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东观刻石地点长期聚讼
关于东观刻石的立石地点,历来聚讼纷纭。多数学者认为,东观刻石与之罘刻石共同立于之罘(今芝罘)山上。如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案《史记·本纪》,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摩灭。”近代学者容庚《秦始皇刻石考》持相似观点:“之罘山在今福山县东北三十五里,始皇二十九年,登此山凡刻两石。”但两人都未言明作出这一判断的具体缘由。
秦史学者马非百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在《秦集史》中作了具体的分析,对东观刻石铭文内容及“东观”之名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东观刻石末明言‘请刻之罘’,显见东观刻石,亦在之罘”。而“东观”指之罘山上之台观,用以观望日出,这与铭文内容可相参照:“‘东观’云者,可能是之罘顶上台观之名。登此台观望日从东出,故名之曰‘东观’。刻石中有‘昭临朝阳,观望广丽’,正为此台写照。”因此得出结论:“则之罘共有两个不同文辞之刻石,皆是二十九年所刻。”
亦有学者认为东观刻石并不存在,秦始皇东巡刻石仅有六块。如晚清叶昌炽《语石》:“秦始皇帝东巡,刻石凡六:始于邹峄,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会稽。”此类观点多认为“其东观曰”铭文附丽于之罘刻石之上,是之罘刻石的一部分。
此外,李鼎铉《东观刻石位置考》指出,“东观”应解释为之罘之东的某处,东观刻石不立于之罘山上。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考证东观刻石的具体所在,指出东观刻石立于成山的可能性。他认为,“东观”表明此地在之罘以东,“观”指的是行宫建筑,成山存在秦代行宫遗址;“成山斗入海”与刻石铭文“昭临朝阳,观望广丽”所描绘的景色相符合;司马相如《子虚赋》之“观乎成山,射乎之罘”说明在当时之罘和成山属同一地区;而成山亦存在秦刻石残体。尽管这一意见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但笔者认为东观刻石立于成山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学界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东观刻石铭文仅见于《史记》,并无其他文献可资参照,而《史记》中的直接记载又十分有限。若要探讨东观刻石相关问题,需要首先回到《史记》文本,作出正确解读。
《史记》所见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录了东观刻石铭文,但对东观刻石的立石、刻石过程记载阙如。司马迁将该铭文以“其东观曰”为界,与之罘刻石铭文相区分,共同录入《史记》,由此削除了东观刻石的主体地位,使其看似依附于之罘刻石而非独立存在。
除铭文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涉及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的有两处文字:“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其东观曰……”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二十九年又“登之罘,刻石”。有学者以此认为存在两块之罘刻石,与东观刻石相纠葛,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通过考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立石、刻石的相关用语可以发现,“立石”与“刻石”的表述分为三种。其一是将“立石”和“刻石”严格分开。如峄山刻石,“上邹峄山,立石”,“刻石颂秦德”;泰山刻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刻所立石”;之罘刻石,“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登之罘,刻石”。其二是将立石、刻石的过程合并为“立石刻”。如琅邪刻石,“作琅邪台,立石刻”;会稽刻石,“上会稽……立石刻”。此外,还有一种是在已经具备石刻载体的情况下,省略立石的过程,称“刻碣石门”。如碣石刻石:“之碣石……刻碣石门。”
有关之罘刻石的两处记载,符合上述第一种用语规则,即两处记载所指的应是同一块刻石,是为先立而后刻的。马非百《秦集史》亦指出:“二十八年,登之罘,只立石。二十九年,登之罘,始刻石。”由此可见,之罘刻石只存在一块。持论之罘有二石者,多指之罘、东观两块刻石而言。因东观刻石铭文仅见于《史记》,而立石、刻石过程缺载,考察东观刻石立于成山的可能性,需要结合其他材料进行合理推断。
成山祠日传统和秦始皇并海道行迹
在齐地的“八神”信仰体系中,成山是祠日之地,地位显著。对太阳的祭祀有着悠久且重要的传统,《史记·周本纪》中,“日祭”就被列为“先王之顺祀”的首位。
《史记·封禅书》将祠祀划分为三个层次:“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日主祠成山”,属于第二个层次的“八神之属”,祠祀原则是“上过则祠,去则已”。《史记·封禅书》明确记载,秦始皇东游时曾礼祠八神:“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根据《汉书·郊祀志下》的记载,汉武帝在琅邪—成山—之罘的行程中曾特别安排“礼日成山”,汉宣帝亦有“成山祠日”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两见秦始皇到访成山,却不见秦始皇“成山祠日”,这有违于“上过则祠”的原则。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秦始皇两次至成山的记录:“(二十八年)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张守节《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又引《括地志》:“成山在文登县西北百九十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劳山”条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所记“荣成山”,应为“劳成山”之误,所指为劳山、成山两座山,其说可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六有“盖海岸之山,莫大于成山、劳山,故往往并言之”,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考察实际的历史地理,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劳山位于琅邪、成山之间的海岸线上,自琅邪出发沿海岸线向东北行进,经劳山,至成山则达到海岸线的极东北处,最后沿海岸线向西抵达之罘,这与秦始皇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劳、成山……至之罘”的路线设定是一致的。当时有实际的交通条件支撑这一行程,王子今曾提示并海道的存在,其在《秦汉交通史稿》指出“沿渤海、黄海海滨,当时有一条交通大道,这条大道与三川东海道、邯郸广阳道相交,将富庶的齐楚之地与其他地区沟通,用以调集各种物资,具有直接支撑中央专制政权的重要作用”,所指的就是秦始皇经行这一条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东巡途中两次至成山,都伴随着前往琅邪、之罘的行程,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和三十七年,秦始皇都前往了琅邪、成山、之罘这三个地点。无独有偶,《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亦曾接连前往三地:“(三年春二月)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司马相如《子虚赋》亦将琅邪、成山、之罘并举:“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
琅邪、成山、之罘,都在“八神”信仰体系之内,因此都需要遵循“上过则祠”的祠祀原则。秦始皇留下了琅邪刻石与之罘刻石,作为在这两地祠祀的纪念。三地中,独不见在成山立刻石的记载,这并不合理。此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的记载中,秦始皇巡行之罘、琅邪等地,却独不见到访成山的记录:“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其东观曰……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之罘至琅邪的这段并海道,秦始皇三次经行,唯二十九年过成山而不访,是说不通的。
在“八神”信仰体系中,天主祠天齐,地主祠泰山梁父,兵主祠蚩尤,阴主祠三山,阳主祠之罘,月主祠莱山,日主祠成山,四时主祠琅邪,形成了天—地、阴—阳、日—月、四时主、兵主这样的信仰体系。秦始皇所立刻石的诸地点,涉及地主、阳主、四时主的祠祀地。而在日—月这一对重要组合中,也即成山、莱山两地之中,若秦始皇“穷成山”而不祠日主和立刻石,会在秦始皇的祠祀系统之中造成明显的缺环。
由此推断,秦始皇二十八年“穷成山”(《正义》曰:“穷,犹登极也。”)的目的,应是祠祀日主,《史记》脱载。甚或二十八年“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所“立石”,为成山、之罘两立。进一步而言,或许《史记》文本“其东观曰”之前,脱秦始皇到访成山的文句。郭嵩焘《史记札记》同样认为秦始皇曾在成山立石,“立石而不刻者三:上邹峄山,立石;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是也”,虽误以峄山、成山、之罘三处刻石为“立石而不刻”,但仍显示出郭氏对于秦始皇“穷成山”此行目的有着一定程度的认知。根据李鼎铉的实地探访与研究,成山确有秦代物质遗存,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至此,可以作出合理推断:秦始皇二十八、二十九年,均到访成山,祠祀日主,并立东观刻石作为纪念。
世人言必称“琅邪”“之罘”,却忽视了经并海道从琅邪至之罘途中成山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这与东观刻石立石地点的不明确直接相关。由东观刻石入手,阐明成山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增益对秦代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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