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规模宏伟，学识贯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中国特色，堪称里程碑式著作。

　　从国学继承者到献身革命的知识人

　　范文澜，初字芸台，改字仲沄，1893年11月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经史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转入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家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人，以“追踪乾嘉诸老”为志趣，受到古文经学的熏陶与考据学派的严格训练，为其后来转向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6年，苏联与蒙古学者访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时合影，从右到左依次为：范文澜、蒙古学者、苏联学者、刘大年、刘桂五  刘潞/ 供图

　　1918年初，经许寿裳介绍，范文澜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半年后辞职，转至河南省汲县省立中学任教，讲授古文、历史等课。1922年9月，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范文澜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和国学要略等。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其《文心雕龙讲疏》，得到梁启超的赞赏，他很快受到学界重视，自此崭露头角。大约在1926年下半年，他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朴社”，并出版《群经概论》《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

　　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激荡下，范文澜毅然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津市各界反帝大游行，由固守于学术象牙塔的“旧国学传人”转变为献身民族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1926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同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常与学生谈论“国外国内大势和共产主义”，招致当局忌恨。1927年5月，天津警察局欲将其拘捕，幸得张伯苓协助方脱离虎口，暂避北京。

　　此后，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同时还秘密参加了北平左翼文化团体的活动。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遂将其监禁，经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两周后获释。1932年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10月接任该院院长。1934年8月，范文澜因“共党嫌”被北平宪兵逮捕，随后被押往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营救，次年初获释。1935年1月回到北平，在辅仁大学等任教，但行动受到监视。

　　当时日本侵略野心正炽，家国陵夷，范文澜以满腔孤愤在抗战爆发前夕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大丈夫》。此书的出版，是他著作生涯的一个转折，此后他便从继承汉学家法，转向编写用于民众教育的深入浅出的读物，为之后《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开拓了先路。

　　1936年夏，范文澜应聘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七七事变后，他全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姚雪垠等主编的《风雨》周刊撰写了大量评论，并主编《经世》战时特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先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至延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撰史

　　1939年10月，范文澜携带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几经周折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当时正在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将其安排至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不久后，他成为历史研究室主任。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谓中国革命实际，包括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提并论，上升到了攸关革命成败的高度。

　　1940年正处于整风运动的酝酿时期。其时，中国共产党既面临扫清教条主义的任务，还要同国民党争夺思想文化领域话语权。为完成这两大任务，史学研究必须参与其中。

　　很快，范文澜即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以满足干部学习之需。当时党内史学家不乏其人，为何此前主要从事经学、古典文学研究的范文澜被毛泽东看中而委以撰写通史之重任？这或许与范氏身兼“新”、“旧”不无关系：他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对新学的独到领会，并在实践中服膺马克思主义。概言之，“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亦如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

　　1940年8月，范文澜组织历史研究室的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人着手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他最初想仿效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做法，让其他人仅作资料长编，由他来统一撰写。但除金灿然外，其余各人于编纂资料外均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他后来回忆称“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1年底终于撰成约60万字的书稿。1941年5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1942年出版中册。

　　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贯通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充分展现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国通史简编》堪称开拓之作，与此前的正史及各种通史判然有别。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评价甚高。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令国民党当局颇为不安。1947年7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的社论，攻击其为“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社论反而令《中国通史简编》更受关注。1947年10月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通过“中央社”发表谈话，直接攻击范著，随后对之公开查禁。

　　范文澜研治中国近代史，也是在毛泽东直接指示下进行的。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重点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并提议将各专门史中的政治史交予范文澜研究。范文澜接受任务后，迅速投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写作。他原计划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他全力以赴，在1945年已撰写至义和团运动，此时却因离开延安而暂停写作。已撰成的书稿，于1946年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由新华书店出版。是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开端”，受到学界推重，一再修订重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求真致用矢志不移

　　《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既是范文澜的个人著作，也是应时代之运而生，体现了时代精神，自出版起便广受瞩目。这两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评论千古国史，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解释体系和话语体系，在革命动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这两本著作均撰写于延安，由于当时资料匮乏，难免有种种不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研究条件大为改善，范文澜于是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作为首要工作，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专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封面 资料图片

　　范文澜自己也将全部心力倾注于修订、撰写通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中宣部曾提名他为中科院副院长，他执意辞谢不就。1953年11月15日他致函吕振羽，表示中科院琐事太多，“长此下去，我将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这样，我将死不瞑目”；并表示如果中科院不能给予充分的时间写书，就“决心离开科学院”调往东北人民大学。1959年后他患心脏病，医生劝他休息，他却感到时不我待，坚持带病工作。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转达支持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他非常兴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

　　惜乎天不假年，范文澜通史撰著未竟全功。他于1953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称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实际上并非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通史》。对于续写《中国近代史》，范文澜也一直未曾或忘。1950年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后，范文澜决定“集中全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明确以续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二分册（1901—1919）为首要任务；同时组织近代史所研究人员编纂1919—1949年的史料长编，为撰著《中国近代史》下编做准备。1956年后，他数次着手布置续写工作，甚至还想邀请何干之、胡华等革命史、党史学者参与写作。1969年范文澜病逝，续写工作虽仍在进行，但因无人可以承担下册书稿的统写之责，无法与上册接轨，《中国近代史》终未成完璧。

　　范文澜所著通史，以阶级观点为核心，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立场来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大力论述农民起义及其政权的正面意义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打破王朝体系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书写路径，对以往的传统历史书写无疑具有颠覆性，在革命动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不能以一般学院派的纯学术著作来看待范著通史，但它无疑是遵循基本学术规范、具有相当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例如，他虽将农民起义置于关键位置，却仍能大体从历史实际出发，而非一味揄扬。南京《中央日报》社论攻击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肯定“分裂”，亦不符合实际。范文澜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问题，着重通过具体史实阐述分裂、割据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苦难。在“致用”与“求真”之间保持了平衡，这也是其拥有持久不衰的魅力与影响力之原因所在。

　　1949年前范文澜的通史撰著，以汉族历史为主体，视野上有其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与时俱进，在修订通史时特别注意民族平等，强调应注重少数民族的历史。他着力培养研究突厥史、蒙古史、南诏史、吐蕃史的专家学者，以弥补少数民族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修订后的《中国通史》中，对“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分别设置专章，3章共达9万字。

　　范文澜撰著国史，既注意人类历史上的一般规律，也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明确指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定是要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决不能削一个民族的历史之足去适别个民族之履。”他的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总体理论架构，着力于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展开论述，“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他在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秦汉以来的汉族已具有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其观点在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引发学界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但范文澜坚持自己的看法决不动摇。几十年后的今天，他的这一观点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范文澜国学功底深厚，文史兼通，其史著文字纯熟，风格鲜明。他由“旧国学传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个体生命轨迹，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将自我融入时代并承担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的缩影。由于时代变迁和史学研究发展，今天的研究已然超越范文澜所著通史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但我们不能抹杀其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写史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