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引导史家与过往史实不断展开求真致用的古今对话，促进了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研究和借鉴历史往往也是一个古史重建的过程，当新的出土文献面世时更是如此。无论是学者倡导地下材料与地上材料的互证，还是强调史学即是史料学，或以田野考古来重建古史，都把甲骨文、金文和简牍等出土文献作为关键性的实证资料，以开史学研究新局。如今地不爱宝，新的出土文献大量涌现，为求真致用、传承文明的古史重建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出土文献助益古史求真

上古史研究可资利用的第一手史料是非常稀少的，即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晚出文献亦不多见，且事多歧异，真赝杂糅。这不仅使人难以认识历史的真相，且易陷入相对主义泥淖，否认过往历史的客观性。王国维运用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对“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极具历史理性和学术前瞻性。王国维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即是通过研究当时刚刚发现不久的甲骨文以考商史的学术名篇。此项研究表明，《史记·殷本纪》成书之时，虽然上距殷商时代已是往事越千年，但所记殷先公先王及其世系大都得到甲骨文的印证，从而牢固确立了殷商时代的信史地位。

出土文献可求古史之真，亦可正古史之误，补古史之阙，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如《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时楚伐鄂国而据其地，故有学者力主鄂侯的覆灭必在夷王之世，而禹鼎记载王师伐灭鄂侯亦必在夷王之世。然新出伯父簋铭文显示，周王朝征伐“服子”“桐”“潏”等事，与宗周钟、翏生盨、鄂侯驭方鼎、禹鼎诸器内容有关，从而使禹鼎的年代得以正确定位于厉王时期。禹鼎记载周王伐鄂命令“勿遗寿幼”，实际鄂国并未从此消失。近年，河南南阳夏响铺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鄂国贵族墓地，所出青铜器铭文有“鄂侯”“鄂侯夫人”等字样，可知鄂侯驭方被擒获后，鄂遗民被迁往此地，另立新君，以续鄂祀。后世称此为“西鄂”，清华简《系年》谓之“少（小）鄂”。

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对勘互证，不仅可以厘清缴绕多年的迷雾，而且有助于发现新史实，形成新认知。传世文献《逸周书·祭公》篇讹误甚多，清华简所见战国写本叙史更为清晰。简本记载祭公身染沉疴，穆王前往探视，躬身问政。当朝三公毕、井利、毛班亦被召见，聆受诫勉。显见祭公亦为三公，其地位高居群臣之首。由此深入考察相关史实，可知三公不以三人为限，实为朝中执政大臣的通称。三公作为一个执政群体，主要由卿士寮、太史寮有关部门的主官三四人或五六人组成，其中常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大臣。在周天子享有最高决策权的前提下，西周三公合议制行使中央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执政色彩和优化行政决策的进步作用。这些新认识的形成，即是缘于新出文献的启迪与解读。

出土文献利于古书辨伪

古书有真伪，这是古往今来众所周知的。《汉书·艺文志》所列《文子》《伊尹说》《力牧》《风后》等书，班固即以“依托”言之，定为后世托古之作。汉成帝时，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旋被识破，亦为其例。汉代以后，伪造古书的现象犹未止息，故古书辨伪工作一路偕行，卓有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等相继出土问世，经比较研究，说明传世古书有的不伪或部分不伪，使人们对古书的形成与流变有了新的认识，在重新评价古书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

运用新出文献鉴别古书真伪，是一项艰巨细致的研究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与轻率。证据不充、简单类比，都是不能奏效的，弄不好还会走向事情的反面。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对历史上已成定谳的伪书，如梅本《古文尚书》《今本竹书纪年》甚至各种纬书等进行大胆翻案，主张当成可信的史料来使用，则不免走得太远。所作相关研究，论证疏阔，一叶自障，却不惜臧否前贤，厚诬古人，一时相演成风。直到清华简中真正的《古文尚书》横空出世，才使局面得以改观。

梅本《古文尚书》作为唐代官方认可的经学读本，在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上是有影响的，甚至不乏积极作用。但它是否源自孔壁，是否为先秦时期传流下来的古书，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录，初遭秦火，复经西晋永嘉之乱，其中为数不多的古文遗篇终致失传。然东晋梅赜所献孔氏传《古文尚书》除有今文外，还有《咸有一德》（即《尹诰》）、《说命》等古文25篇。后经宋元明清学者反复探究，证明梅本《古文尚书》为伪作，不容置疑。待清华简《尹诰》《说命》惊现于世，更让人们真切地看到先秦时期《古文尚书》的原貌及其与梅本《古文尚书》的本质差异，从而使前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断案得到确凿证明，一桩千年公案终于尘埃落定。这是新出文献在古书辨伪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值得大书特书！

正确评估出土文献可信性

出土文献是可贵的，但它的形成背景与文本属性也是复杂的。就出土佚籍作为史料而言，实际上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与真伪状况也是需要加以鉴别和评估的。文字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不能说凡是出土的都是可信的，出土文献要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华简《耆夜》《保训》形式上为历史叙事，实际上并不具有史书性质。不少学者把它们视为王室档案一类的西周文献，以前者为记录武王戡黎之文，后者为周文王遗言，可能是有问题的。细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真实记述先周史事的古文献，而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它利用和误解了当时有关传说和文献资料，杜撰了武王伐黎、周公作《蟋蟀》等历史情节，貌似史官实录，实则史料价值不高。《保训》的情况与《耆夜》相类，也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它们用于探索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生长机理是可以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历史，则未必适宜。

且不说出土文献有文本属性的不同，即使史书类文献用于考史，亦须谨慎从事，周密考证，始可为功。如清华简《系年》第4章说：“周成王、周公……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据此可知，卫康叔之“康”缘于国名而非谥号，解决了经学史上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段话语序和逻辑并不清晰，容易理解为这个“康丘”就在殷墟故地，或者说是卫的一部分。如此则不免带来疑问，康丘与淇卫既然同在殷墟故地，可治殷之余民，成王、周公又何必要在康叔封康不久又将其徙封于卫？揆诸相关史实，康地在今河南禹州西北、汝州东北一带，与淇卫并不搭界。周武王封康叔于康，以屏藩周室。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为加强对殷余民的统治，始将康叔徙封于卫。《系年》所言前后二事，不可牵合为一。可见，出土文献只有经过细心董理与研究，才能有助于弄清历史的真相。

利用出土文献推进古史重建工作，前路漫漫，海阔天高。充分认识出土文献的价值和特点，深度融入古史研究，探赜索隐，求真致用，必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传承文明、资政育人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