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端赖于诸多学者前后相继的努力和积淀，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撰述取得过非常丰富的成果。仔细爬梳其演进历程，会发现其间经历了三个扬弃性的发展阶段，即“唯物的”观察阶段，社会史视角与阶级话语日益凸显的阶段，两条路线斗争主线与学脉演化路径得到挖掘的阶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模式逐渐确立，并最终发展为侯外庐学派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经典研究范式。

　　【关键词】民国时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思想史  中国哲学史  唯物史观

　　思想史研究是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成果非常丰硕。尤其是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模式，在当时已初具形态，它最终演化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至今还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而今人在总结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时，也将它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性著作，以它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阶段的代表。不过，具体梳理民国学术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撰述的这种经典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寥寥数人之力，它是在众多学者的前后相继的努力和积淀之下才逐渐形成的。本文便意在揭示或还原这个演进过程。

　　一、中国思想史之“唯物的”观察

　　五四时期是唯物史观广泛传入中国的时期，作为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者，共产党人李大钊、杨明斋等，以及国民党人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都曾拿唯物史观分析过中国思想史的相关问题。而由于当时的论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比较强调其经济基础决定论层面的内涵，甚且带有某种经济史观的偏向，所以时人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侧重从社会生活和物质变动的角度去解释其产生与发展，思想史之“唯物的观察”可谓当时研究的一种普遍趋向。而这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萌芽，相关代表作有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1920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等。同时，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1920年）探讨的则是西方史学思想的演变，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启发意义，尤其是凸显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到国民革命前期，思想史研究变得更加立体，不再像此前一样过于突出经济分析的方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该书涉及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评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作了重要探索。

　　这些作品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围绕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非常注重从经济层面和社会物质生活的角度进行剖析。第二，多是浅尝辄止的论断性考察，并非系统的、严谨的专论性研究。第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批判性主要针对的是进化史观影响下的史学研究，并与同时期的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的研究相呼应，如与胡汉民《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1919年）等著作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早期面相，不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将批判的重点放在所谓“假马克思主义”上。国民革命掀起后，马克思主义者与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尤其是戴季陶还发展出了戴季陶主义，排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敌。

　　李大钊与杨明斋的研究是中国思想史之“唯物的”观察阶段的典型代表。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思想道德的物质和经济根源：“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李大钊分析了西方世界物质生活进步与思想、主义、哲学等的演化之间的关系。而类似的，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1920年）一文则尝试“从经济思想上发见东西人有根本特异的地方”，这可谓对马克思主义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早期探索。其《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则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早期作品，是“中国早期企图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在文中，针对近代思想的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指出由于“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则日益崩颓粉碎，一切旧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也随之粉碎，“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因之出现。这篇文章延续了李大钊经济分析的思路，由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深入到对近代资本制度的兴起和家族制度的衰落层面的分析，为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新贡献。

　　李大钊之后，杨明斋的工作具有代表性，其《评中西文化观》是一本以唯物史观研究古代中国文化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品，同样侧重于从经济生活角度考察中国思想文化史。该书是东西文化论战中的代表性著作，被誉为“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正如杨氏所言，该书是“拿大多数社会生活的实事及其历史来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农国辨》上的中西文化观的”，所以该书也涉及中国思想史的问题。作者的主张是：“文化为社会生活，可也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谈心境”。作者在文中也确实是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角度来解释古代中国的文化问题的。他在评论完上述三本书后，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总解释，强调要“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他的结论是：“中国自秦以后采用了儒家的文化，便是偏于讲人情及自修的文化；在经济方面停止了进化，在政治方面永不会产出伟大的法律。” 应该看到，杨明斋的论点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情与势力”的世界，人们专注“治心自修”，经济上则是农业家庭式的自然经济，政治上重文轻武、无治主义，这些都点出了古代中国的一些重要特质。尤其是杨氏之所谓“无治主义”，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家族与皇室，所谓国家只是个虚名而已；于是民自民，官自官”，人民处之已久，“就会不知国家，只知皇上，更不知什么是国家政治”。这与后来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提出的传统时代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说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全书的最后，也即在杨明斋对中国文化作出系统解释之后，他将论题拉回到中西文化争论的最终目标——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作出评断，强调：“中国文化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占一部分人类生活之互相原谅的‘情’，但是要做到这种‘情’的生活，非先把生理之必需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不可。”杨氏对“人情”之说并不一味否定，反而看到了其“相互原谅”的优点，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同时又以唯物的态度指出这种价值实现的前提在解决经济问题。杨明斋将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了精彩结合，唯物辩证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对于中西文化论争富有启示意义。此外，杨氏同时还得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如“自伏羲氏之畜牧经神农至黄帝之间，历一千七八百年，为中国文化发源之最重要时代”；“自黄帝至周初历千余年之间实为征服自然的文化最发达时代”；“中国政治自儒家掌大权以来历二千余年而不变，虽是由于不变的农业家族经济之原因，而同时也因儒家掌教育大权之故”。这些论断闪现出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当时可谓卓识。

　　还值得提到的是胡汉民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虽然胡汉民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唯物史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却值得肯定。其《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1919年）一书收录了多篇已发表的文章，其中，《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1919年）被视作“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阶级与道德学说》（1919年）、《孟子与社会主义》（1919年）也有积极意义。在相关研究中，胡氏提出了哲学史研究的几条要义，强调“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像（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关系而起”，“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可以得中国哲学盛衰迁变的原因”。对于中国哲学史，他指出中国哲学盛于古代而非秦汉以后的原因，是晚周战国社会经济的组织发生了空前绝后的根本变动，而以后的社会物质变化则平平无奇；二千多年中国哲学发生及变迁的原因，“以社会生活物质的关系，为精神状态所受最大的影响”；并由是从思想与时代关系角度梳理了从先秦到近代的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二千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就只替我们说明了一个唯物史观的法则。” 胡汉民的思想史研究颇多牵强附会之处，也缺乏体系，但其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自觉和中国思想史的贯通性研究却是超出同侪的。

　　二、社会史视角的阐扬与阶级话语的凸显

　　1927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如怒潮一样席卷国内思想界，学术领域也刮起了新兴社会科学的东风，加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一时涌现了一批带有唯物史观色彩的中国思想史著述。这其中，既有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也有托派、新生命派等其他政治背景的研究者的著述。在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探讨了周易和诗书中所反映的殷周时期的宗教思想和辩证观念的发展情况，1936年又出版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其它如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年）、《中国学术史讲话》（1932年），嵇文甫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讲义）》（1931年）、《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年）、《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年）、《左派王学》（1934年）、《船山哲学》（1936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4年），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1936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论文方面，吴承仕的《五伦说之历史观》（1934年），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1935年），翦伯赞的《先秦“法”的思想之发展——从杨朱到韩非》（1936年），吴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1936年）等，都具有代表性。

　　因为受到新兴社会科学思潮和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使得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某些鲜明特征。

　　第一，以社会史视角观察思想史。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角度解释思想的起源，同时以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来划分思想史的演进历程，这在当时被视作新兴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如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史时指出：学术思想是“社会上层建筑物之一”，“其存在根据与其发展历程，绝对不是偶然的、超时空的，却是社会经济基础上之必然的产物，而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社会经济基础一有变动，则学术思想亦随之而变动，因此，社会经济进展至某一阶段，则学术思想亦随之进展至某一阶段；社会经济停滞在某一阶段，则学术思想亦停滞在某一阶段。”所以，他在书中讨论先秦诸子学说勃兴的原因时，就认为这是奴隶在经济得到解放及商人阶级抬头的结果。又如，嵇文甫在《十七世纪思想史概论》中也说道，对于从王学到朴学、从道学到反道学这个近古思想的大变动，不能拿政治现象来说明思想变动的原因，“思想演变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从新兴社会科学观点看，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各时代思想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构成形式之不同”，据此，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就是要根据社会史、生活史，来研究思想史”。而在他看来，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封建地主受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剥削加紧”，“地主和农民阶级冲突的尖锐化”，“而社会大变乱的将来到来”，由此出现了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他关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也秉持着同样的理念，在《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中，他自陈：“研究思想史，我有一个根本观念，就是：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

　　吕振羽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他表示：“我的编著体裁，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初步结论，首先把中国史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别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 这集中体现了他的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而由于他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较早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因此他对于思想史的分期是按照奴隶制度时代、初期封建制时期、专制主义封建制时期、封建主义衰落期和崩溃期等阶段展开的，即划分为商朝奴隶制度时代的巫教神学和“八卦”哲学、初期封建主政治思想的演化、初期封建制发育成熟时代政治思想各流派等十个阶段。而在谭丕模的著作中也是如此。其《宋元明思想史纲》强调“严正的科学立场”，即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方面探求‘宋元明’时代思想之最后根源——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求其思想产生之必然性；一方面在探求由其经济生活的差异所引起意识上的差异——阶级性。” 他还曾自陈，关于该书经济形态的材料都是采自吕振羽所编《中国经济史》讲义，文中在探讨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的哲学思想之前，都要分析各时代的社会诸矛盾。

　　第二，具有鲜明的阶级分析的特色。这种倾向与社会史研究视角相关联，以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最为明显，在相关著作中，对思想家的阶级定性直接而明确地体现在纲目中，而这在其他政治背景的学者中间则不甚突出。其中，尤以吕振羽的主张为典型，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理了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明确自己的写作意图：“我企图对这长时期中社会思想的各流派，从其形成、发展、死亡的过程上，以及其相互独立斗争——作为各别阶级的本质的对立和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统一对立——的关系上，作系统的探究。”吕著从商代讲到清代，对历代重要思想家的观念皆有评述，并注重考察其阶级立场，如他认为老子的复古主义是没落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墨子的思想则是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庄周的出世主义是没落封建主的政治学说，杨朱、申不害则是新兴封建地主阶层的政治学说，董仲舒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王充则属农民派，等等。

　　在书中，吕振羽尝试探索确立了阶级分析的研究模式，他不但指出每一种思想都是某一阶级和阶层利益的体现，同时还深入地剖析了阶级地位如何影响到思想家的认识观念的。吕振羽指出，特定阶级与特定思想存在着对应关系：“发生于统治诸阶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无论其外表上表现若何的差异，基本上都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观念论下面统一起来；这当然不是没有例外，在特殊的条件下，也有统治阶级中被支配阶层的唯物论；反之，发生于被统治诸阶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基本上便都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论下面统一起来——自然，在特殊的件下也有革命的观念论。而且，前者在究极上总是有神论的，后者在究极上总是无神论的。扮演历史上滑稽剧之主角的宗教，我们在这里也不难求出其根源来。”为什么存在这种关系呢？吕振羽也尝试做出了回应：“唯物论何以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形成不能分离的一体呢？这缘他们在生产劳动上之实践生活的赤裸裸的反映。这不单是物理的化学的范畴，而正是社会的历史的范畴。观念论何以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形成不可分离的一体呢?这由他们和生产劳动隔离而依于剥削他人劳动以为生的实践生活，且为维护其自身的利益，把具体的人类劳动的实践性抽象化了，且从而把一切社会现象神秘化了。” 那具体而言如何判断或找寻思想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呢？换言之，在确定思想家的阶级立场时如何操作呢？吕振羽对此也有论述：“在封建社会内部之渐变的过程中而引起之部分的突变，例如统治者阶级之部分的没落，由这种没落集团对过去的回忆的美梦，便常形成为复古主义或厌世主义的哲学。如在‘春秋’末期由于封建的兼并而引出之部分中小领主的没落，代表这些没落分子政治企图的，便产生老聃的哲学；这到‘战国’时代，便又降落为庄周的厌世主义；到西汉末期，由于旧的封建贵族地位的动摇，便产生刘歆的复古主义。到魏、晋，适应地主阶级之阶级地位的动摇，便演化岀厌世放任的‘清谈’派和葛洪的神仙术。这不过是一些例子。在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之各阶层地位的变动，到‘战国’时代，由于新兴地主一商人经济的发展，便分裂出杨朱派的政治学说——这直到其阶级内部之间始统一的韩非时代，才又在韩非哲学体系中被统一起来。这也不过是一个例子。” 吕振羽的这种深入透彻的剖析，意在揭示阶级与思想之间的深层联系，探索建立一种思想史的阶级分析模式，其主张在当时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可谓旗帜鲜明。

　　吕振羽之外，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者也存在突出思想史的阶级分析的倾向。杨东莼在考察学术思想之本质时说：“学术思想又不是超阶级的，而是阶级的工具；换言之，即无论哪种学术思想，都不能离开它的阶级的立场。” 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也着重凸显了阶级分析方法。书中关于北宋、南宋、元、明四期哲学思想各流派的划分是建基于阶级分析基础上的，即将相应哲学人物划入以大地主、小地主、农民、市民等为主体的几个阶级中，如以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司马光，南宋陆九渊，明代陈献章、王守仁等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哲学流派，而北宋李觏、王安石，南宋陈亮、叶适等则是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南宋朱熹为大小两地主阶层之调和派，元许衡、吴澄，明刘宗周笼统视作地主阶级，李贽的主张则是农民的哲学，徐光启的主张则代表了市民阶级的哲学。在考察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时，嵇文甫曾撰《从清初诸大师阶级立场上分析其政治思想》一文以揭示思想变动的社会根源，认为明末清初因“商业资本的高度发展，因地主和农民阶级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引起一个剧烈的社会大变乱，地主阶级的统治有点动摇了。一般士大夫，创巨痛深之余，深思远览，百方耆求，力图挽回地主阶级倾颓的运命。诸大师如梨洲船山亭林等，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都有深刻的认识，很想斟酌古今，乘时定制，为中国地主阶级立久安长治的基础。” 此外，在其《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年）中，在章节安排和命名上还是以孔子、墨子等人物为主的，在内容叙述上则注意凸显各学者的学说特色，但到了《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年）中，章节安排与命名则注意与阶级身份相联系，如“儒家与贵族”、“墨家与无产者”、“名家言为市民哲学说”、“法家与自由地主”、“道家与小农”，这说明了阶级分析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趋势，也是相关学者最为在意、同时也最着意于突出的一种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代唯物史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局面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中共方面的学者以外，其他方面宣称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学者中，也有许多思想史研究成果。如托派的李季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年），李麦麦（刘治平）有《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1933年），改组派的陶希圣有《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1935年）。他如叶青的《胡适批判》（1933年），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1935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1933年），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7年），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等著作，蔡尚思的《卅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1936年）等专文，都明显体现出拿唯物史观治思想史的痕迹。

　　这些著述差异明显，各具特色，但对唯物史观所阐扬的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却大都比较认可，对阶级分析方法则认识不一。其中托派对这两者表示认同并进行了研究实践，如李季表示自己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与辩证法的方法”批评胡适的哲学史研究的，且著中“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疑”；李麦麦称自己的著述一方面“说明了先秦哲学之阶级内容”，他方面“又说清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改组派的陶希圣对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表示认可，强调“存在乃决定思想，社会之经济构造变迁，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相随变迁”，但在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比较混乱。如分析儒家思想时，他强调儒家思想有不同阶级基础，孔子思想基于与农奴相对的世袭贵族身分，孟子以都市工商业者及乡村地主为立足点，荀子则是新兴中间阶级的代表。至于独立学者群体，也都有意识地采用了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态度则比较微妙，运用者有之（叶青、李石岑），回避者亦有之（冯友兰、范寿康、郭湛波）。而不同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的认知差异也带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歧异，这在思想史的阶段性划分，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社会背景分析、阶级定性上都有相应的体现。如李季、李麦麦、陶希圣等对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尤为看重，所以在分析诸子思想和秦汉以后的经学史时往往与之相联系。

　　上述学者的研究在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共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无疑是应当批判的，因为唯有彻底地运用唯物史观社会史分析视角和阶级分析方法，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如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言中，就针对陶希圣、李季、叶青等“伪冒历史唯物主义的招牌”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行为作了批判，指出其中存在概念运用上的模糊、非辩证因素和唯心论倾向、抬高保守落后的封建思想等问题，认为它们都是假马克思主义。

　　三、两条路线斗争主线与学脉演化路径的挖掘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大的转变，尤其在这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和中国通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比之于三十年代显得更加成熟和清晰，在此情况下，深入拓展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着力构建中国思想史研究模式的条件也走向成熟。这使得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但研究成果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而且逐渐探索发展出了新的认识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模式逐渐形成。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史研究则是沿着抗战时期所呈现的研究路径继续向前发展。

　　1937-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成就斐然，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向林冰（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年）、《中国知行学说简史》（1942年）、《中国哲学思想》（1948年）、《哲学要论》（1948年）、《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48年），杨荣国的《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194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1946年动笔，1948年完成，1954年出版），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1940年），陈伯达的《墨子新论》（1943年），侯外庐的《船山学案》（1944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4、1945年），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1944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1945年）和《十批判书》（1945年），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46年）、《先秦诸子思想》（1947年）、《先秦诸子批判》（1948年），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1947-1949年）等。此外，范文澜关于经学史的演变的研究也值得留意（《中国经学史的演变》1940年）。与之对比，诸如冯友兰、蔡尚思等原先从事过唯物史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虽然对唯物史观还有所坚持，但更多地发展了其个人的学术特色，研究成果也相对少很多。

　　这时期相关作品在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出一些新的特色，集中体现在：

　　第一，继承前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视角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对此作了反思性的扬弃工作，体现在思想史研究上则是对学术思潮演变分期、学术流派和人物定性工作上处理得更加灵活。最为典型的是侯外庐，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后，开始深耕思想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他就强调该书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姊妹作，“乃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读者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故二书并读，实为必要”。在思想史分期上，他承认思想流变在本质上与社会史发展相呼应，强调“对于中国思想学说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划分，相一致的”，但在具体叙述上却也并不一味依照社会史分期来展开——他将中国古代思想划分为三个时代，即殷周的诗书时代、春秋的儒墨显学时代和战国子学时代。这是在充分吸收过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认识，表明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非常注意挖掘派别内部的联系和思想本身的迁延。如侯外庐书中所言：“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练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理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凡此,尤为研究学人所宜把握,紧密而严肃者犹恐失之误解。” 这一系列问题彰显了侯外庐对思想史研究任务的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考。

　　而与此同时，侯外庐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表达了不满。他批评以往思想史研究的缺点之一，就包括“以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的问题，他认为这有失“科学研究的态度”。尤其是在讨论战国时期社会与思想的关系时，他一方面强调“以‘生产方法’的构成论以及城市与农村的相互支配论为问题的中心”，另一面也明确指出：“我们也反对给诸子划脸谱的唯物论研究者，因为思维过程史有它的具体复杂的关系，仅仅以代表地主或代表工农的一般断语为自明律，是极其有害的轻率研究”。

　　又如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将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按照社会史的发展阶段划分四个阶段：春秋战国至秦、汉至唐、宋至清、太平天国至卢沟桥事变，与此同时，又概括出各阶段的特征为诸子时代的哲学，子学向经学转化（经学时代的哲学），儒教别开生面、哲学思维异常发达（儒教新哲学与清代哲学），西洋文化输入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有机部分（经学没落与终结）。这体现出赵纪彬在遵循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的同时，也注意挖掘思想自身的迁延。

　　第二，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整个哲学史叙述体系的主线。这时期人们围绕思想史叙述模式的认知更加注意凸显其内在的演变理路，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则契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被视作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主线，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化约为唯物论的发展史。它既是阶级社会两大对立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反映，也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思想史进程中的反映。当时的哲学界就有一种认识，即认为全部哲学史都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斗争和发展的历史。陈伯达较早地结合中国哲学史论述了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他在1937年发表的《哲学上的两条路向及其历史的演变——哲学知识谈座》一文中就较早地意识到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逐是两千余年来中西哲学史的两个基本路向。

　　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是这种叙事模式的早期践行者。在书中，他自称“中国唯物论史的写作，以本书为第一次”。而他的本意在于“发现中国哲学中辩证法、唯物论要素的发展法则”，批评中国哲学否定论和特殊论，指出中国哲学发展并没有脱离哲学发展的普遍法则——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的范畴（尽管他也承认中国哲学有其特殊性）。他相信哲学本身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中的综合的反映，或阶级斗争的一种形态”，变革的阶级“常以合致于客观真理的辩证法、唯物论为斗争的武器”，保守的阶级“常以歪曲现实的唯心论为斗争的工具”，“根据着唯物论为变革阶级的哲学与唯心论为保守阶级的哲学这种历史的事实，便可以知道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就是哲学的发展法则；而真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党派性的辩证法的统一，也可由此而获得充分的证据”。赵纪彬这段话道出了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哲学史的主线的因由，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体现了“真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党派性的辩证法的统一”。在赵纪彬的书中，所有学者和流派的思想都要接受是否包含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相关元素的检视。

　　赵纪彬的中国唯物论史的研究受到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影响。在《西洋哲学史》（1938年）与《东方哲学史》（1939年）中，秋泽修二指出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哲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方，“哲学史明显地表现为唯物论与观念论斗争的历史，观念论的唯物论化与唯物论自身完成化的历史”，但这种一般公式却不适用于东方，虽然东方也有这种唯物论与观念论的斗争，不过由于社会发展的停滞，东方哲学的唯物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出现停滞。赵纪彬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分期论与停滞论与秋泽修二的主张非常类似。尽管他志在建立中国的唯物论史，但由于秋泽修二及其理论存在为法西斯张目的原因，使得他的这本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同道所批判：“由于根本问题的错误，全书便不能不随之而归于错误了”。虽然如此，赵纪彬所探索的唯物论史的写作路径却指示了中国思想史的撰述方向。

　　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认识就是如此。杨荣国的《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意在从先秦诸子思想中“发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总结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富于理论教训的事实”时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也和一般思想史的场合同样，而为唯物论本身的发展。” 杜国庠针对冯友兰所谓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主张，说道：“客观的史实所示：思潮的发展，确如社会阶级的代兴一样，唯物论与观念论也迭为盛衰，时有偏倚，或继承或批判，交织而成一条总流。其间实有一脉之潜通，但无道统的独霸。”陈伯达的研究也是“从周秦诸子中揭发其辩证的、唯物的思想因素，证明这些思想本为中国所固有，虽然发展还不高，只是片断的东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反映了当时思想史研究的普遍趋向。

　　第三，受实证史学风潮影响，也是基于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思想史研究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考订更加注意。赵纪彬就曾坦言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中国的古书“不引征，似嫌武断，单单引证，又无济于青年的理解”，“而且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及古书真伪的争辩，尚无结论，每步的论断，都可引起反对论者的攻击，倘稍加说明，又必增长篇幅”，“所以本书虽处处不敢展开，而结果则既不简短又不通俗”。这说明赵纪彬虽然意在写一本“初学者的入门书”，力求简约、通俗，但在写作中也不得不时时注意史料的问题。与之相比，侯外庐的主张则更加鲜明，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清代学者于此成就虽宏，而慎以取舍，颇为难题，若稍不慎，即张冠李戴。” 正因此，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及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都强调“实事求是的朴学精神与独立决疑的认识评判”，书中非常注意以史料为据，对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分析力求从第一手资料出发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力避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评断，力求揭示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第四，经世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家非常注意挖掘思想史研究的现实价值，思想史研究显露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研究有开拓之功的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所选取的角度便是“启蒙”，谈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其目的就在于 “继承着以前的启蒙传统，而展开一个全民族的思想解放的抗争”，以求为抗战中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服务。何氏曾言：“我们目前的思想运动，是要彻底解放我们全国国民的头脑，使大家了解国难的来源及其出路，使我们了解统一运动的社会基础，使我们了解共同解除国难，共同创造有光有热的未来的光明”。继往开来，承旧启新，是何干之对于思想史研究的期望，他热烈地向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启蒙的任务，并呐喊道：“目前是我们的思想家发挥能力的时代了。” 而这实际也预示了后来谭丕模、侯外庐、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挖掘清代启蒙思想价值，同时彰显其民族气节的共同倾向。另一面，则是思想史研究也执行了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功能，这集中体现在对叶青哲学和冯友兰新理学思想的批判。这种功能实际上与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时期思想史研究的功能具有类似性。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对原有阶段的扬弃。五四至国民革命前后思想史研究的萌芽阶段所强调的唯物的考察，也即经济分析的研究，在三十年代逐渐为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所囊括，而阶级分析方法的凸显也成为三十年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在这时期也正式出现。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思想史研究在坚持社会史研究视角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愈加强调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理路，要求“辨析思想的葛藤”，从而挖掘出唯物论与唯心论之斗争的主线，也凸显了学脉演化的复杂性。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模式也便基本构建起来。

　　以往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研究定式，是受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有关哲学史定义的影响，后者在1947年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的发言中提出了“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主张。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还是需要补充的，起码早在三四十年代陈伯达、赵纪彬和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就有着类似主张，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撰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故上述研究定式形成的源头恐怕并不唯一。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思想史研究著述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一、思想史以哲学史为主体内容，所考察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1949年以前仅限于对思想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史的研究，因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思想史。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仍存在特殊性，即在探讨相关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的同时，也不忽略对其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的挖掘。而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撰述的情况看，谈哲学史基本不离政治论，谈政治思想也从哲学主张和政治论切入。二，研究领域上，贯通性的研究虽然也存在，但总体而言以先秦思想史、明清思想史、近代思想史最受关注，对于中古时代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薄弱。三，研究方法上，贯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认识原则，坚持意识形态论、反映模写说和阶级分析法，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思想史，以挖掘思想产生与流变的经济、社会和阶级根源。四，研究旨趣上，具有浓厚的批判性，任何时期都不怕亮剑，并结合时代和革命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任务。

　　本文主体部分曾被作者收入《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中。本文全文未曾在纸媒及网络平台公开发表，感谢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