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18年，国内学界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学者们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进一步从资料、视角方面进行深化，并继续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近代史学史上的著名史学家及其著作、史学史的具体问题也都进行了考察；对口述史的发展及存在问题、中国公众史学的建设，学者们也讨论较多；学者们还对全球史、概念史、大数据史学等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界还对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史学理论；史学史；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口述历史

2018年，国内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研究颇为活跃，学者们在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近代史学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口述历史与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等问题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继续推动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本文拟选取2018年该领域有关的代表性论著，进行简要回顾总结。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在唯物史观研究上，学者们从宏观以及史家个体角度进行了研究。杨耕于201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及《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两部著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重新阐述与解读。董宝梅的《唯物史观新诠释》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哲学基础及其基本观点的分析，诠释了马克思唯物史观。

在学术文章方面，陈峰考察了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指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和主干传入中国，被解读为经济史观。时人心目中的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1920年代辩证唯物论开始风行，唯物史观退居派生地位。1930年代唯物史观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具体落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1938年‘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出现了‘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的呼声，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最终将唯物史观导向阶级斗争学说。”李厚羿分析了新文化史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认为：“新文化史观以文化作为核心范畴，消解着传统社会史研究的结构性话语，开发着之前较少涉及的领域（社会表象、心态、心理、日常生活、风俗民情等），同样也对唯物史观进行着理论的瓦解或重释。因此，文化要重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中获得一种合理性和限制性的说明，并且要在马克思的实践性理论话语中找到关于文化转向的恰当理解，从而使新文化史研究在关于历史真相、规律和意义等问题上能够摆脱窠臼、刷新观念、创新主张。”胡文辉则关注了陈寅恪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指出：“陈寅恪的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梳理为两个层面：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陈寅恪受到近代社会学方法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但在学术与政治交涉的层面，他强调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跟意识形态化的唯物史观又是截然对立的。”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上，学者们研究视角日渐宽泛。卜宪群主编的《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学科创新体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论文集，内容涉及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历史发展的一元性与多元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及当代意义等。在学术文章方面，康华分析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指出：“延安时期是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时期。在历史本体论方面，确立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并对历史规律、历史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历史主体论方面，创造性地把传统的君主主体论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主要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古今中外法’、‘四面受敌法’等方法。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实践性等鲜明特点，其治史理念和理论范式长期支配中国史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以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五四运动期间的中西文化论争中，他们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不适合现代政治。他们对东西文化的比较，是对盲目的东方文化优越论的针砭。但他们也不像西化派那样不加别择地拥抱西方文化，而是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和新文化。”左玉河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特点总结指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贾鹏涛则关注了杨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出：“1949年之前，杨宽认为社会史派的最大弊病是教条主义，也不看好唯物史观能在建设古史方面起作用。之后，结合上海博物馆工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短暂学习适应后，积极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指导和从事古史研究和讨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峰考察了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认为：“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吕振羽与翦伯赞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叶建关注了近代进步书店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出版的关系，指出：“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大多先是以讲义、专著的形式在学人中私下流传，后通过人情关系及出版社自身的计划安排，列入进步书店的图书出版名单。进步书店图书稿酬支付方式缓解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生活窘境，有效支持他们独立开展深入的史学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的出版，既是进步书店营利谋生的手段，也是实现先进文化传播的方式。”张越则考察了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历史学发展，认为：“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主，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编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中国历史书写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叙事模式。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的编纂理念及该丛书的40余种专门史，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中的专史研究领域。商务印书馆在史学理论和世界史方面的出版物，分别起到了充实中国近代历史学科的学科理论建设和为草创阶段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奠定基础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历史类出版物功不可没。”此外，201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四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主要围绕改革开放40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唯物史观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研究、唯物史观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科学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近代史学史研究

在晚清、民国时期史学史研究上，学者考察范围比较广泛，内容新颖。在2018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上，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全3册），以中国近现代先后涌现的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洋务时期史学、20世纪初的新史学、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史学、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科学实证史学、新人文主义史学、唯物史观史学、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壮大等思潮与流派起伏为主线，对1840—1949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与探讨。华夏出版社在2018年推出了著名史学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论著结集——《陈其泰史学萃编》。该结集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及《学术史沉思录》。如《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分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以及“增订篇目”四部分，通过分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王国维、胡适等人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并阐发其理论意义。陈鹏鸣著《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近代史学思想前卷》，则从新时期古代史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西学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作用两部分进行阐述，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历史本体、学习西方的认识都在逐渐深入，由以古为鉴转向合中西之古以为鉴，并逐渐开始提倡资本主义新史学，在史学著作和研究方法上亦有所创新。洪认清著《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近代史学思想后卷》，则关注了“五四运动”以后的1919—1949年期间的史学思想走向，勾勒出此时期的史学发展轮廓，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延安史学、抗战时期史学等，并用专章关注了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史学思想。王传的《民国时期广东学人与中国西南研究》关注了广东学人对西南的研究，在西南的研究实践中，将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历史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自然地结合，开创出新的局面，呈现出将西来的人类学学术新知融入传统史学当中的特点。赵少峰的《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以历史发展和学术史发展为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840—1927年间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的历史进程，从纵向角度梳理了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的互动关系。全书主体的六章分别从时代背景、典型个案、西方史学反响、中国史学回应等方面展开，对各时期西方史学输入的内容、特点、反响，中西史学的互动关系做出系统的整理与评述。王爱卫出版了《朱希祖史学研究》，以朱希祖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共分为生平交游、史学史研究、史馆修史、历史文献研究、方志与边疆史地研究、历史观、史学思想、治史方法等几个方面介绍朱希祖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在近代史学史个案问题上，胡逢祥探讨了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论衡，认为：“从当时崇尚实证的史家看，其现代史学的建构则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径：一是以西学为准则的‘以西融中’模式，一是希望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依托而兼采域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路径。深入比较两者的异同和得失，对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不无裨益和启示。”吴忠良关注了南高学派的史学史研究，指出：“中国史学史作为20世纪上半叶产生和形成的一门学科，离不开诸多学者的添砖加瓦，其中就包括南高学派诸人的努力。由于梁启超和柳诒徵的影响，南高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史学史进行分期、论述史家和史学流派，以及写作中国史学史等方面。他们的学术探索推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姚正平还关注了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运用地图问题，强调称：“与一般认知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亦不插入地图。随着近代地理学对史学影响的日益增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很难找到不插入地图的历史教科书。但一些学人如吕思勉仍反对在教科书中插入地图。不过，不论从观念还是实践上，‘图史合一’在当时已成为基本规范，因此，吕思勉等人遭受诸多批评，并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从总的趋势来看，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地图的运用经历了从‘图不入史’到‘图史合一’的转变。”

学者们还对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陈垣、缪凤林等近代史家的史学研究进行了关注。李帆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分析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指出：“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李勇则考察了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对郭沫若中国古史研究的影响及其关系，指出：“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胡逢祥讨论了陈寅恪史学个性，认为：“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徐国利关注了陈垣的史学研究，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颜克成关注了缪凤林的通史研究，指出：“缪凤林在承袭柳诒徵学脉的基础上于通史研究多有创建，其《中国通史要略》曾作为教育部定大学用书刊行。缪氏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通史研究中，在抗战时期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重点着墨于汉族与诸族相竞争、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来为抗战服务。在讨论文化时，缪氏、钱穆等民族主义史家正是在抗日卫国战争中，一同唤起民众发现和恢复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认同。但是从民国时期诸家评论缪氏的《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时，则亦有见仁见智之感。”

还有一些学报推出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专栏，如《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的“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专栏，发表了左玉河的《多元史观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马勇的《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及张德明的《陈恭禄的中国通史编纂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还推出了“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笔谈，刊发了许纪霖、杨国强、高瑞泉、瞿骏等人文章，指出：“陈旭麓以‘新陈代谢’为核心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将对历史大势的整体观照与对史实细节的爬梳分析完美结合；他提出的诸如海派文化与上海史研究、中等社会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至今在中国史学界有重大影响。陈旭麓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身，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标尺与典范。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还有‘无法之法’的理论思维能力。要开拓当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境界，需要对陈先生的史学遗产做出再整理和再考察。”还有学者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史学史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如胡逢祥指出：“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无论在史家史著的个案，还是通论，以及思潮与流派、中外史学交流、敦煌学、简帛学、考证学等专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选题或论述内容上也出现了不少重复类同的现象。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学术资源和力量，注重扩展新视野，开掘新课题，已成为推进本学科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考量。”赵梅春则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突破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研究和撰述模式，建立了以史学与时代互动为视点的史学史学科新体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等新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关中国史学通史与断代史撰述、专题史和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重视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史学发展最新趋势，探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的影响。这些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高潮之后迎来了又一发展高峰。”乔治忠在梳理了40年来的史学史研究后，指出了下一步学者们应努力方向：“应当格外强化理论思维的水平，这就需要认真学好唯物辩证法，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思维利器；坚持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学术方向，提倡以学术论辩，力求解决理念分歧以及各种大大小小具体问题的分歧；继续加强学术基础建设；扩大学科学术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具备特殊治史技能的史学史专业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王东、李孝迁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十二种，包含《中国古代史学评论》《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史学方法论》《近代中国史家学记（全2册）》《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陈啸江史学论文集》《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及《英国文化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8年推出，皆为非常珍贵的史学史资料。如《近代中国史家学记（全2册）》汇编多达200余篇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上的各种文章，介绍了傅斯年、陈演恪、陈垣、顾颉刚、雷海宗等近代100多位史学家各方面的情况。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与批判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仍然比较盛行，学界仍从多个方面对其继续进行批判。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方面，周兵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收录了王伟光、张全景、李慎明、梁柱等人的多篇关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曲青山主编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丛》第1辑则是汇集了40多篇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性文章。郭彦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则是对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坚持以历史的视野、辩证的方法，注重“源头”分析，对这种思潮的形成背景、基本观点、本质表现、现实危害等进行学术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动态考察。朱佳木的《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则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谬论，并从中总结出同这股逆流斗争需要掌握的具体方式方法。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周进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学术研究”“还原历史”“重新评价”为幌子，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污蔑诋毁党的领袖、英雄人物，无限放大一些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却抬高美化一些反面人物，以达到其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因此，正确研究宣传历史人物，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课题。只有用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研究、评价历史人物，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的“教科书”“清醒剂”的作用。中共党史研究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灾区，郭群英以党史研究为例指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在学术领域进行蔓延和渗透。在党史研究方面，党史人物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行‘虚无’的对象，他们质疑和否定革命领袖、讽刺和污蔑英雄人物、美化和赞美反动人物。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既扰乱了人们的历史观、削弱了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又消解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因而，对党史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放任自流，必须通过确立评价党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加强对学术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强化对网络空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监管和防控等措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杨军则总结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形势下进行传播的新特点：第一，抓住特定的时间节点传播；第二，依托文学影视作品传播蔓延；第三，用学术研究进行包装；第四，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他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日益体现出学术化转向和日常生活化转向。

朱继东则直指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历史虚无主义背离实事求是、否定唯物史观，本质上是唯心史观，没有任何客观性、公正性可言。虽然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但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学术思潮，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在应对策略上，熊燕华则强调称：“当前，我国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把虚无历史人物作为其重要策略。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形而上学为思维方法，从抽象人性论等层面集中虚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党的领袖和革命英雄人物。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给社会造成恶劣的危害，包括歪曲、颠覆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正确认知，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力，动摇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口述历史与公共史学研究

口述历史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学者继续给予高度关注。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在总结2018年取得的成绩时指出：2018年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继续沿着多元化的路径快速推进，并广泛应用到公众史学、影视史学、纪录片拍摄、历史记忆保存、方志学、图书馆学研究等领域。同时，口述历史的规范化问题也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如果不注重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将会出现严重的学术失范和法律纠纷。王怡探讨了口述历史研究的技术手段变化，从技术的角度切入，对“电路”时代、“网路”时代及大数据时代口述历史技术手段的时代嬗变进行梳理，认为：“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更为便捷的记录与传播媒介。而未来，个性化定制回归人的本质，大数据与云计算整合一切，这些都将给口述历史研究的技术思维和技术手段带来巨大突破。”此外，2018年10月，杭州师范大学还承办举行了“多元化与规范化：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之路”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主要探讨了口述历史操作的规范、采访面临的问题及口述史理论探讨等问题。

在口述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上，周洪宇、刘来兵考察了教育口述史，认为：“教育口述史作为一项学术实践的兴起，与当代哲学发生实践的转向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被纳入研究视野有关，是一种将自述、记录、整理和分析验证相结合的教育史研究方法。口述的教育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表现为自然的、自为的和自觉的教育口述史三种形态，在呈现教育生活、下移历史重心和重构社会记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教育口述史作为质性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对于当代教育史学科建设、促进公共教育史学发展均有着显著的学术拓展意义。”王艳勤考察了公共史学与口述历史关系，指出：“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张诗阳则关注了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变化，指出：“技术环境的演进持续塑造着口述历史工作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形态，数字化革命对口述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研究口述历史，其所依托的技术载体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文章以技术载体为切入点，辅以案例研究，论述口述历史自录音时代、录像时代到网络时代口述历史工作的演进历史、技术特征及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口述历史及其本质的理解，并对口述历史的未来载体与发展方向展开推想：未来，口述历史将与数字人文以及VR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以丰富自身形态并强化工作效果，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多元化趋向也将日益明朗。”2018年，温州大学杨祥银主编的《口述史研究》第二辑出版。该书分口述历史与医学研究、口述历史与地方志、口述历史与音乐研究、口述历史与女性研究等多组文章。中国传媒大学林卉主编的《口述历史在中国：跨学科应用与公共传播》则刊发了口述历史理论探讨、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口述历史公众传播与普及、口述历史实践个案等多个专题的文章。

当前抗战口述史研究较热，各地在2018年继续出版了许多涉及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口述回忆录。如在抗战老兵口述上，张连红主编的《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3卷本出版，为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成员采访的102名抗战老战士的口述合集，全面揭示并丰富了抗日战争的生动细节，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建军的《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通过为数不多至今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大量详实、缜密的历史档案资料，还原了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的生活场景与人生故事，用完整详实的细节揭露了日军侵略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杨圣清编著的《中条山战役山西难民口述史》通过记录山西幸存难民的口述，还原了中条山战役期间日军的暴行及难民的惨痛经历。赵川编的《台湾老兵口述历史》采访了11位台湾老兵，讲述了他们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朝鲜战争的细节。此外，西柏坡纪念馆2018年还推出了《西柏坡口述历史》第二册，涉及很多解放战争时期重大事件的口述实录。

对于近年来流行的公众史学，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了全方位讨论。孟钟捷探讨了公共阐释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认为此种机制“指的是对公共领域内历史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加以理性疏导的系统性工程。它既包括个体的自觉性，也指向学术界的参与意识，更对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提出挑战。”2018年还出版了上海博物馆编辑的《公共历史教育手册》，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解了“历史记忆的传承”“历史文化的视野”“历史实践的维度”和“博物馆与历史教育”等问题。钱茂伟主编的《公众史学读本》则结合具体案例，分十六讲论述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公众文化遗产、通俗史学等问题，并将其用作高校公众史学教学教材。

公众史学领域在2018年出版多本学术辑刊，如宁波大学钱茂伟主编的《公众史学评论》第一辑，内容涉及第四届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的专家发言整理稿，中国公众史学研究新成果，体现公众史学写作实践与教学分析的报告及第三届公众史学会议报道与相关作品的评论。浙江大学李娜主编的《公众史学》第一辑，通过理论探索、学术述评、实地研究、专题讨论、评论、动态与前沿、读史札记、综述等专栏，探讨公众史学、博物馆展览、影视与数字历史等新兴历史话题在公众领域的呈现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姜萌等主编的《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一辑则主要刊发了公共史学理论探索的论文，以及实践经验介绍和相关评论、调查分析、资料整理、学术编年、会议综述等文章。

史学理论研究

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也从全球史、概念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董欣杰关注了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认为：“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可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这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在概念史研究上，商务印书馆2018年推出了由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4卷，收录了多篇研究近代概念名词演变的论文。孙江还发表了《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指出：“概念史是近年在国际上流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该文在检索了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历程后，探讨了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意义。要推动符合中国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首先需要理解概念史在德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在回顾了德国概念史的特征及其变化后，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按照这个原则，南京大学正在推动围绕100个关键概念的中国概念史研究，以期通过这些既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标志，又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要素的关键概念之研究，揭示中国‘近代’的‘全球本土化’特征。”此外，在本年的学术会议方面，第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2018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围绕传统史学与现当代史学发展研究、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方面，李玉提出了增强“说理”问题，强调称：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说理”性，在近代受到挑战。由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思想更新等多方面原因，历史研究的“说理”性需求不断上升。借助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转换思路，扩大视野，可增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说理”效果，有助于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与复杂机理，这也是史学研究创新的路径之一。陈廷湘关注了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指出：“中国近代史学术已经过百年发展历程，走出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特殊道路。百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在唯物史观统率下，形成了众多解释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因所处时代特征相对同一，很快形成近代史学主潮（不影响其他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各自对应时代的史学。到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时代’酝酿与开启时期，中国近代史学术进一步多元化，但其中以研究社会生活及与社会生活互为因果的社会文化为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观’展现出与新时代‘兴趣’最为相契的本色，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解释的主流，产生又一个时代的史学。”

当前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极大影响了史学研究。为此，《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还推出了“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包伟民撰写《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李剑鸣撰写《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探讨了大数据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梁晨还指出：“互联网重返学界——尤其是相对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成为最近几年里全球性的一种新动向。尽管目前这些创新努力时间尚短，经验有限，远未臻于成熟，但以历史学科为例，短短三五年间，从最基础的教与学到最顶端的前沿研究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动向。在技术更新频繁的今天，及时总结、探讨这些新经验，既‘预’社会之流，也‘预’技术之流，对学科自身当是必要和有价值的。”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邹兆辰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于沛的《与时代同行：中国史学理论研究40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及杨念群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等文章，则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并指出了存在的理论问题及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

结语

纵观2018年国内学界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利用丰富的史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拓宽了一些新领域，微观研究日益加深，理论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有许多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提升的问题。如学校学科建设方面，已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及山东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等四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学科有较好优势的高校中心，出现了《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三本得到学界公认的学术刊物，但其他高校的历史学科还应在该领域加快谋划发展建设，引进或培养相关人才，争取出现新的学科增长点；在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方面，有必要呼吁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推出一批实证性与理论性兼具且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在近代史学史领域上，则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地方史学史及非著名史学家的研究，同时提升史学史论著的理论阐释深度；口述史学与公众史学虽然参与者众多，但仍需加强操作与研究的规范，提升其学术含量；在史学理论方面，学界多是借鉴吸收西方的史学理论，真正体现中国学派的理论还太少，中国学者还应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从自身内部挖掘论述资源，增强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来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