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德国；结构史学；比勒菲尔德学派；社会史

　　20世纪中期之前，德国历史学界一直遵循兰克史学以事件为导向的叙事型的研究范式，把政治看作当权者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几乎不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排斥新史学，长期以来使之边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德国学者在外学成归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新生代学者的成长，增强了与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历史学界的交往，打开了德国史学界对外交流的大门，德国史学界由此形成一股新生力量，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大学改革为目的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新生力量搭建了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冲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

　　一、德国史学传统中的新因素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把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倡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引入历史学领域，创立了重要的史学流派，即以制度史学为主体的历史主义，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实证主义史学。长期以来，兰克学派在德国历史学领域长期处于引领地位。兰克学派注重档案资料以及史料的考据，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还原”政治事件或者外交事件发生的过程上，提出历史研究“专业性的原则”（Prinzip der Fachlichkeit）。兰克史学通常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收集史料、批判考据以及还原历史事件的书写。兰克以此为德国史学赋予了严格的考据史料和“原本是怎样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两个重要因素。兰克史学之所以在德国能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与历史学家的出身和经历不无关系。汤普逊曾对英、德两国的历史学家进行比较，认为德国的历史学教授都是精心选拔的精英学者，他们通常与官僚政府接触得比较多，但与普通大众接触得很少，所以，他们对制度的关注比较多，而且注重概括、理论归纳和历史哲学方面的论证；而英国的学者大多出身中等阶层，他们更关注社会以及大众的实际生活，所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社会和个人。这一论点似乎颇有道理。

　　兰克提出的史学方法论虽然在那个时代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也不是没有受到质疑。比他稍晚些时候的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针对兰克的历史主义提出了“文化史”概念。他的文化史不是包括艺术、文学和音乐在内的狭义的文化史，而是包涵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科学、宗教、伦理乃至语言等方方面面内容的广义的文化史。这种文化史概念与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化哲学的概念有着相通之处。文化定义为广义的，是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宗教伦理都是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地区内，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兰普雷希特提出，应该采用社会学通用的结构方法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视角考察历史事件，他所说的文化史是把物质和精神合为一体的文化史，他在撰写其著名的多卷本著作《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以史料为基础对低地地区物质文化的研究》时就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英国学者古奇称赞兰普雷希特的著作是一部“稀有的智慧力和创造力的作品”；但他又认为，兰普雷希特因为在政治史和宗教史方面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这部多卷本著作“对经济因素的坚持，它关于有规律的心理转变的理论，以及它对艺术和文化的强调，都有助于扩大历史的概念，但由于存在严重的错误，所以不能将它归入一流作品之列”。或许是因为兰普雷希特在这方面的不足，他的方法论受到兰克学生们的猛烈抨击，并因此在德国历史学界进行了一场持续约二十五年的“兰普雷希特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兰克的学生们占据上风。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性蕴藏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回溯到古代和中世纪，而回溯历史的依据就是原始的档案资料，只注重文化史的研究会走上历史学研究的歧途。“兰普雷希特辩论”没有动摇兰克史学在德国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他的文化史也没有被德国历史学界广为接受，其原因一是因为兰克学派的影响深远，而且兰克的门徒几乎占据了德国各大学历史学科各个领域的半壁江山；二是因为文化史本身存在不足。但是，兰普雷希特在文化史研究上借鉴结构主义的要素则为传统的德国史学注入了新的要素。

　　结构主义是19世纪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叙尔在综合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时创立的一种分析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兰普雷希特提出的文化史的概念和内涵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有相通之处，而且对法国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家们提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还应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态等各个方面对某个历史阶段进行全面的考察，他们以其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名开创了年鉴学派。1949年，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出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观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结构史学”（Struckturgeschichte）的概念。以年鉴学派为先锋的新史学冲破传统历史学研究的藩篱，开阔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从二战阴影中走出来的德国历史学研究开始显现出新的生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弗莱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戈尔德·特伦巴赫（Gerd Tellenbach）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研究的重点在中世纪史方面，他们承袭了兰克史学的传统，关注的重点也依然是制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德意志王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政教关系对中世纪历史的影响；二是中世纪政权思想和教权思想发展的脉络；三是自然法、习惯法、罗马法和教会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制度发展产生的影响。弗莱堡学派最大的亮点是，他们虽然依然秉持兰克史学传统，但也把这个时期盛行的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史研究中，因为结构史学的方法论强调的是整体以及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抑或可以这样说，结构史学的方法更适合于研究政教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能更合理、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必然。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中世纪史家们逐步地在制度史、城市史以及庄园经济等方面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但是占主流的学院派依然排斥诸如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对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也很有限。

　　二、比勒菲尔德学派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从二战硝烟中走出来的欧洲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引发学者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与路径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关注工业化起步和资本主义确立的近代史。近代史是一部有更多丰富内容的历史，工业化、议会制度、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诸如此类的新的历史现象，已经再也不能只是通过对政治制度、教会组织、法律制度的分析进行全面的诠释和说明。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从宗教的视角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同时他把研究的视角扩大到社会和经济的范围，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解释理解社会行为的学科，希望从因果关系方面解释社会的行为过程及其影响。在他看来，经济史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文化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取得成效。韦伯对社会学的定义以及对这门学科做的解释无疑对德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战之后的德国社会逐步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自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以来，在政治上为人文社会科学创造了一种自由改革的氛围。一方面，德国学者与法语和英语国家学者的交流多了；另一方面留学回国者增多，他们用“他山之石”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在柏林自由大学、蒂宾根大学、科隆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形成了多个新的研究中心。这一时期，新的研究表明研究者受到结构史学以及法国年鉴学派关于长时段研究的影响，例如，科隆大学哲学系主任、近代史教授西奥德·席德（Theodor Schieder）。他被誉为二战后联邦德国最有影响力、最重要的近代史学家，是“天才的科学组织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就开始从社会史视角，用结构史学的方法探究欧洲近代史和德国近代史。他先后撰写了《历史即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问题》，他在其中就历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阐释，此后还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如《历史中的结构与个体性》。席德被德国史学界誉为德国结构史学流派的创建人之一。席德的研究范围是18世纪以后的德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他在研究中批评了1945年之前的历史学家们有关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一些论点。他的重要史学著作《主宰世界的国家体系，1848—1918年》《时代转型中的国家和社会》，都强调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个视角分析政治演变。不仅如此，他还为那些受到传统史学批判的同行和青年学者进行辩护，诸如海德堡大学近代史教授维尔纳·孔泽（Werner Conze）。孔泽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史”，但他仍然继续使用许多在“东部研究”（Ostforschung）和“人民史”（Volksgeschichte）研究中提出来的概念。

　　早在20世纪30年代，维尔纳·孔泽就与席德相识，他们同样都是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孔泽的祖父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父亲是帝国法官。学生时代的孔泽接受的是“人民史”的史学教育，他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有很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二战期间他加入纳粹党，二战结束时进入苏联的战俘营。20世纪50年代初，孔泽进入大学任教，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在海德堡大学期间，他逐步从“人民史”转向经济社会史研究，尤其关注19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各种要素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孔泽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他把“人民史”创立的一些概念应用到社会史的研究方面，认为不应该仅仅把工业化的历史理解为是因为政治制度决定的结果，除了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外，还应该考察经济制度、人口发展、收入分配等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所以，他认为采用结构性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跨学科的考察，能更合理地说明社会的发展。为了扩大这方面的研究，他创建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并于1957年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托·布伦纳（Otto Brunner）一起成立了“现代社会史工作组”（Arbeitskreis für moderne Sozialgrschichte），吸引了许多年轻学者。他们在研究德国的近代史以及德国的工业化问题时，摈弃了德国传统的制度史方法，以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吸收了20世纪初期兰普雷希特提出的文化史元素，并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方法。在孔泽的主持下，他们出版了题为“工业世界”的系列丛书，并且培养了一批经济社会史方面的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历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创立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著名近代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就是其中之一。

　　1965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拟在比勒菲尔德市建立一所州立大学，这是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汉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提出规划筹备的，1969年正式建立。最先设立的是数学系、法学系以及由舍尔斯基本人建立的社会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从建立之初就被冠以“改革大学”的美誉，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互结合，不仅人文学科都在同一个建筑的房檐之下，而且各个不同学科都有着共同的研究方向和目的。在德国传统的大学中，历史学通常是哲学系下属的一个研讨班（Seminar），但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学独立于哲学系和神学系，与之有着同等的学科地位，可见在建制上比勒菲尔德大学就与众不同。

　　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创建者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韦勒和科卡的研究方向都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都是社会史，这就决定了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和教学重点都是在近代德国社会史领域。在建系后的几十年里，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培养了众多社会史博士，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希望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传统的青年学者。1972年，韦勒、科卡、吉森大学的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 Berding）和达姆施塔特大学的近代史教授汉斯-克里斯托弗·施罗德共同编辑出版了以“批判性历史研究”（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为题目的系列丛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二百四十余部专著。其内容主要涉及19世纪以来的德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近年来更增加了有关科技史、疾病医疗史、全球史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些专著中不乏博士论文以及教授资格认证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它们无疑是德国社会史学领域的新生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获得资格认证的博士们先后受聘于德国各州的大学，逐渐在大学里与传统史学平分秋色。

　　1975年，韦勒创办学术季刊《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该刊自创刊以来很少刊登有关早期近代历史方面的文章，时间点只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文章内容也仅限于德国社会史方面，如工人以及工人运动、贵族、妇女、家庭以及社会群体的演变、工业化和社会的演变等；此外，还有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等。该刊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关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文章，也完全拒绝德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以及人物传记方面的文章，从期刊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它从创刊时就预定的办刊原则，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不仅在德国历史学界获得重要的影响力，而且赢得一定的国际声誉，后来也开始刊登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学者的论文。正是通过这些论文、专著以及培养出来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以比勒菲尔德大学为核心的“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e Schule）。这个新学派可以说是二战之后德国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代表。

　　三、德国的新社会史

　　如同年鉴学派是法国社会史的代名词，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成为德国社会史的代名词。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他被公认为是德国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韦勒曾在科隆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无疑为他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科隆大学开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1969年，韦勒受邀参与建设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此任教一直到1996年退休。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柏林自由大学美国史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以及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教授，可见他的学术影响之广泛。

　　在德国历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并不是从比勒菲尔德学派开始的，20世纪初期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年鉴学派影响的结构史，都注重对社会史的研究。但是，给这一研究领域冠以“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可以这样说，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建立为一直被德国传统史学边缘化的社会史创立了一个研究的平台，《历史与社会》创刊则是这个平台上不可或缺的“喉舌”。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比勒菲尔德学派，韦勒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是19世纪以来的德国近现代历史，因此，比勒菲尔德学派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近代史。对德国近代史的研究必然无法回避“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观点是，19世纪的德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走上自由社会和确立国家宪法的政治制度道路，因此，这就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造成了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从这些紧张关系中演变出“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并最终走向了极端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即纳粹主义。长期以来，德国近代史学界一直热衷于“特殊道路”的讨论，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关普鲁士军国主义、德意志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等方面的研究似乎都离不开“德意志特殊道路”的问题。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依然遵循传统史学的方法，从政治角度讨论“德意志特殊道路”，把“特殊道路”的起点定在了19世纪普鲁士军国主义集权专制形成之初，因为普鲁士在政治制度方面与英法君主立宪的政体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其走上军国主义专制的“特殊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勒对近代史的阐释也绕不开“特殊道路”问题。1966年，韦勒出版《德国现代社会史》一书，他在研究中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跨学科的研究，其二是比较研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从普鲁士占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结束这一历史阶段，帝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这种对立关系才使德国没有走上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之路，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了结构上的“缺陷”，从而走向纳粹主义。韦勒在研究中忽略了兰克历史主义只注重大政治事件的方法论，也不强调“它是怎样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他批评传统史学忽略了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意义，只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只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他强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相互作用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和兰普雷希特的史学思想，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和分析。德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从这本著作开始，德国的结构史学和“新文化史”都被归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抑或又可以这样说，德国的社会史是从结构史学衍生而来。

　　韦勒的史学思想强调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注重个人的决定因素，他的史观和史学方法在1973年出版的《德意志皇帝的帝国1871—1918年》中完全地体现出来。他虽然在研究中拒绝传统的政治史观及其方法，但延续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结构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此有所发展。他批评德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观察只注重政治事件，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主要源自于事件和个体的人，而是社会结构的现象相互作用和演变的结果。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诠释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因而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对“整体历史”进行跨学科的探究。韦勒以此为宗旨创立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研究范式，在德国年轻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德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视角更加扩大，不仅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大，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日常生活史、农业史、计量史学、城市史、科技史、心态史，等等。

　　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形成以及他们提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论，遭到德国传统史学以及新文化史学流派（Neue Kulturgeschichte）的批判，尤其是慕尼黑大学知名近代史教授托马斯·尼佩代针对其忽略制度史的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之间虽然有着激烈的争论和批判，但同时也互有取舍。尼佩代在他的研究中吸收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某些要素，如他于1983年出版的“1800—1918年的德国历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市民世界与强大的国家》。此著作的体例依然遵循德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全面涵盖了1800—186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束、普鲁士的改革、莱茵联邦等颇有影响力的宏大政治事件，但也涉及社会经济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这部著作明显受到比勒菲尔德学派的某些影响。时隔七年后，尼佩代出版了“1800—1918年的德国历史”系列的第二部《工作世界与市民精神》。这一部论述的是人口发展、家庭和日常生活的状况，对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进行了详细研究，其中还包括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关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容。这已经是一部社会史内容的著作了。他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民主之前的强权国家》主要叙述的是实现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政权在军事、立法、外交以及针对犹太人等一系列的政策。尼佩代的这三部德国近代史著作在德国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是典范性的系列著作。德国制度史学知名教授、柏林大学的洛塔尔·加尔在推介这套著作时，称其是有着“宏大风格的历史编纂”。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同样也给予这套著作很高评价，如维尔纳·孔泽在有关社会经济史的期刊上详细介绍了这套著作，称其为“精心书写的历史叙事”；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则评价这是一套综合历史的杰作。

　　比勒菲尔德学派并没有回击批评者，而是相应地接受了某些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与社会》期刊上的专题内容也有了变化，不仅又接受兰普雷希特有关“文化史”的概念，有了文化史方面的专题，还增加了有关制度史和政治史方面的论文。有了传统史学的某些印记，也就一定绕不开“德意志特殊道路”这一至今依然很热门的论题，但是，比勒菲尔德学派仍是以社会结构变化为视角，诠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理论和模式，从而进一步阐释制度的演变。

　　1973年，韦勒完成《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一书，他在书中再次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德意志之所以走上特殊道路的原因，在于传统保守的政治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之间的冲突，保守的传统精英与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产生出来的变革力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社会基本结构上的缺陷。1987年，韦勒完成了《德国社会史》的第一卷，二十余年后的2008年完成了这部巨作的第五卷，包含了从1700年到1990年的二百余年的时空。韦勒在《德国社会史》中对其上述观点进行了详尽诠释，它在体例上按照传统的以年代顺序的方式进行叙述，但遵循的是“整体历史”的史观。韦勒在第一卷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所以它试图尽可能地把握那些基本的进程，它们通常对处于国家政治范围内的大制度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到目前也一直施加着影响。”他认为，原则上来说社会是由经济、政权和文化这三个相互渗透和互相制约的方面构成的；或者说，人类的世界是通过“劳动、政权和语言”组建起来的，所以在分析历史事实时要看综合的关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要探究政权对经济和文化、经济对政权和文化、文化对政权和经济是以怎样的一种辩证的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的。韦勒注重解析传统要素与当时社会中出现的新的要素之间的碰撞和相互影响，他采用结构史学的方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和比较史学的研究。以第一卷的内容为例，韦勒首先回顾了18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历史状况，详细解析了18世纪每个社会阶层层级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勾勒出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进而论述德意志邦国统治的结构性状况，以及文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构性状况。此外，韦勒还在这一卷中分析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德国不平等结构的社会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做出的不同反应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以此来解答“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命题。可以说，《德国社会史》综合性地分析了政治统治的结构、经济结构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论述了18世纪德意志的“整体历史”。这部五卷本的《德国社会史》被公认是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巨著”（opus magnum）。韦勒在这部著作中没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没有强调“它是怎样发生的”，但是加大了批判的维度，着重分析了这些结构性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政治统治产生的影响。可见，韦勒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传统史学流派对其忽略制度史研究的批评。韦勒的新社会史与传统史学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

　　2010年，德累斯顿大学的汉娜·阿伦特集权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贝蒂娜·席策尔和比勒菲尔德大学的托马斯·维尔斯托科普共同主编论文集《比勒菲尔德社会史学》。他们在前言中对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形成及扩大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席德、孔泽和韦勒等德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先驱者们发表过的有关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相关论文。自此，德国社会史研究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学者在德国许多大学的历史系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仅在近代史领域里成为一种范式，而且在他们的带动下也被推广到历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德国的社会史研究开始于近代史领域，这是因为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们最先吸收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在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对传统史学占据主要地位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史观和方法论被中世纪史的研究者们接受，扩大了其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