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德国；启蒙史学哥；廷根大学；伽特勒；施洛策尔

　　18世纪下半叶，有关地区、民族甚至人类整体之历史的经验与知识逐渐成为启蒙学术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务实的历史写作”（pragma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在以伽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7-1799年）和施洛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 1735-1809年）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阐述和推动下，逐渐成为德国启蒙史学（Aufklärungshistorie）的主导概念。“务实的历史写作”要求史学家在整理和批判史料的前提下，摆脱传统编年史的历史书写模式，理性分析和系统呈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中的因果关联与发展动力，被当时的史学家、理论家视作历史写作“最新、最成熟阶段”的标志。然而，这一史学思想在19世纪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将这种启蒙史学范式贬低为“供人们在学校和沙龙上阅读的业余之作”，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尼布尔、兰克所开创的“现代德国史学”。由“最新、最成熟”到“业余之作”，我们可以管窥德国史学及其理论在一个世纪中的变迁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对德国启蒙史学兴趣日渐浓厚，其中有关“务实的历史写作”的系统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关于pragmatisch的概念史研究，古德龙·屈内-贝特拉姆注意到，该术语在18世纪后逐渐从政治—法律概念转变为德语世界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方法论概念。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此概念在德国启蒙史学中的作用与影响，例如汉斯-彼得·莱尔认为，pragmatisch在1750年前后不同史学家的理论表述中所发生的含义变化，反映了德国启蒙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追求。第三类讨论涉及历史认知与历史表现的层面，丹尼·富尔达认为，以“务实的历史写作”为理论核心的德国启蒙史学受到启蒙时代的机械论和美学思潮的影响，在历史认知上追求人类历史发展关联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历史写作层面则显示出对叙事、情节化、隐喻等历史表现要素的忽视，之后的历史主义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和超越了启蒙史学的局限。

　　本文希望在三个方面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做出补充和拓展。首先，对“务实的历史写作”的语义转变理解，对其在德国启蒙时期史学理论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的分析，需要回到启蒙时代以前的西方史学传统的脉络中，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和梳理，以进一步澄清和理解相关问题所处的思想和学术语境。其次，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的历史写作”发表的一系列理论论述需要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这些理论文本中，两位启蒙史学家详细阐述了各自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对内容真实与语言表达以及对史学与系统、科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立场与观点。最后，“务实的历史写作”与德国启蒙史学形成于历史学在德国走向理性化、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开端，相应的理解和评价应当立足于当时学术与学科发展的具体环境。

　　一、1750年以前的西方史学传统

　　在西方现代史学诞生之前，“历史写作”与“历史研究”一般被认为分属两项不同的工作：前者与修辞和表现相关，而后者指的是对传世的材料进行搜集、编纂和批判。人文主义学者在论述中将“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纳入“人文之学”（studia humanitatis）的体系，历史写作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过去发生之事的叙述性文体，重点是对被传承的见证者的经验进行记载和报道。相关学者进一步将传统修辞学理论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事物发展的“四因说”结合，阐述历史写作之法：“质料因”是过去发生之事，对“质料”——见证者的叙述或基于见证者叙述的报道——的处理、安排分别对应修辞学中的“发现、搜集素材”（inventio）和“谋篇布局”（dispositio）；“形式因”对应语言表达，即“体裁与风格”（eluctio）；“动力因”则是史学家本身，他必须具备不偏不倚的立场、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语言技巧。如古罗马时期希腊作家琉善（Lukian von Samosata, 125-180年）所言，史学家不仅应当像明镜一样据史直书，通过清晰的语言与合理的编排将事件“身临其境”地讲述给读者，而且需要关注历史叙述在现实中所达到的政治和道德效果。正如西塞罗所言，“历史是生活之师”，是一种用来指导人们在当下和未来的行为的典范，是一种“借古人之口，明今人之理”的媒介，此为历史写作的“目的因”。

　　Historia的古希腊语词源本身包含对事物进行观察、判断和研究的含义，而作为知识的历史始终存在于人文主义时期以来的相关论述中。有学者认为，这种狭义的“历史研究”正是西方古典语文学的真正开端，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作品的搜集、考订和重建。对于这一时期的古典语文学家而言，文本的流传过程和真实性需要被检验，历史写作文本内容的真实性也必须经受检验。在德语地区，这一时期的相关代表人物是人文主义者、语文学家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 1485-1547年），他对古希腊学者普林尼的《自然志》和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分别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校勘和考订。17世纪，史料批判在教会史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玻兰达斯学者”（Bollandisten）和“莫鲁斯修士”（Mauriner）们对流传下来的圣徒传手稿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考订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仅仅是“有关事实的叙述”，还是关于个别对象的知识。

　　不过，在“普遍的真理与个别的意见”的学说影响下，历史知识长期被认为是个别、偶然和感性的，与科学无缘，其作用是为作为“普遍性知识”的哲学提供具体的例证。直到18世纪初，历史学在欧洲大学中都只被视作学生进入神学和法学领域进一步深造的预备或辅助学科。在17世纪的怀疑主义运动中，笛卡尔哲学中的怀疑主义风潮波及历史，引起了关于历史的怀疑主义之争。怀疑论者从理性—批判角度出发，对传世历史文献中知识性谬误和修辞风格的夸张浮华提出质疑和批判，甚至进一步否认历史知识的合法性。怀疑论者的攻击引起了正统论学者的反击，后者逐渐意识到，必须从逻辑上区分可能存在矛盾、错误的“对历史的叙述”与统一、自洽的“历史本身”，而这恰恰是修辞性史学所忽视的。

　　在德语地区，神学家鲍姆加登（Siegmund Jacob Baumgarten）在1744年已经将历史写作定义为“对于发生过的事件的有根据的报道”，并从事件本身和报道两方面对历史写作的性质加以讨论。真正从认识论角度为历史知识合法性提供解决方案的是任教于埃尔朗根大学的神学家克拉敦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在发表于1752年的《论一般历史学》中，克拉敦尼乌斯明确区分了历史本身和有关历史的知识与叙述，前者可以独立于后两者存在，反之却不成立。在此基础上，克氏强调，人对历史的报道和叙述必然具有某种视角（Gesichtspunkt），真正历史知识的获得不是避免和消灭这种视角，而是“避免事先的歪曲和掩盖，或者根据最好的知识和良知进行叙述”。根据这种视角理论，史学家关于历史的意识和观念在史学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古典史学传统只是特定时代古典史学家意识的产物，因此就不再陷于“要么作为谬误被整体抛弃，要么仍然作为典范被继续模仿”的境地。此外，克拉敦尼乌斯呼吁，将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论一般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是从逻辑上对历史知识的真理性予以澄清：只要史学家自觉意识到自身的视角，运用合适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对比、核实，那么从感性出发，以经验方式获得的有关个别对象的历史知识同样可以获得真理的地位。对普遍、绝对真理的把握的问题被转换成把握真理之可能性（Wahrscheinlichkeit）的问题，克拉敦尼乌斯的《论一般历史学》被视作现代历史认识论的先声和起点。

　　二、从致用到求因：pragmatisch的概念史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哥廷根史学家伽特勒、施洛策尔为代表的一批启蒙学者开始在克拉敦尼乌斯等人的基础上，继续对历史知识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和论述，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他们对“务实的历史写作”概念的重构和展开上。此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探求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联，并以此指导现实生活，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古典史学家的著作中。而德语形容词pragmatisch源于古希腊语πραγματικó，含有“行为导向、与生活实践相关”的意思。根据《格林德语词典》，pragmatisch于17世纪进入德语世界，在学术领域表示“以一种关联性的方式教导，在事件的因果关联中表现或被表现”。根据《哲学科学一般手册词典》，史学家根据事件的因果关联进行表达，“因而历史对人在生活中的行为具有教育意义，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如此这般的历史写作或叙述就是务实的，这种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就是务实主义的。”屈内-贝特拉姆将“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定义总结如下：

　　务实的历史写作区别于编年史的或者报道式的历史写作，它将历史的内容作为可以被追溯到原因的结果，洞察历史中共时和历时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建立这些历史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结构。因为历史通常被视作伟大人物之间相互合作和对立的行为，务实的历史写作首先要求，通过对历史当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的行为动机、意图和目的进行心理学式的探究，解释相关历史事件，用有秩序的、连贯的方式加以表达，最终让读者受到教益，引导他们的日常行为。

　　“务实的历史写作”包含的实用—教育层面的含义（历史作为人在现实生活中行为导向的依据）与事实-科学层面的含义（探索和确定历史过程当中的因果关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分别回答历史学中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为何研究和写作历史？2.如何研究和写作历史？根据科泽勒克的研究，在西方语境下，“历史”一词在大约1750年到1850年之间（科泽勒克将这一时期称为“鞍形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语义变化。在此之前，人们眼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没有本质的变化，人对过去的“经验空间”与对未来的“期待视域”重合，历史作为规范的、超越时间的道德范例集合，以复数形式Geschichten出现，在实践中“当人们遭遇到与过去所发生的类同状况时，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指导现实行动的依据和参考”。在变化发生之后，历史虽然继续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发挥着指导、垂训的作用，但逐渐发展出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基本含义：历史作为集合名词单数Geschichte使用，表示某种一次性的、独立的、总体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具有实践导向、强调叙述效果的历史逐渐退居幕后，而强调知识性、探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的历史走向前台。“历史”的语义转变一方面可以被看作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所经历的本质性变化的“指示器”，另一方面也作为概念工具，为实践中的行动主体提供了理解其行动意义、促进彼此交流的能动作用。

　　与“历史”一词所经历的语义变化相对应，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启蒙史学中，“务实的历史写作”原先所包含的实用的、教育性的含义开始逐渐淡出视野，新的“务实的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当中因果关联本身。18世纪上半叶，哥廷根大学首位历史学教授屈勒（Johann David Köhler）仍将De historia pragmatica规定为“让读者了解，什么可以让他在公共生活中获益或者受害，什么是他必须追求或者避免的”。纽伦堡史学家威尔（Georg Andreas Will）在1766年已经开始区分“普遍的”和“特殊的”务实的历史写作：前者的对象是普罗大众，侧重实用性，而后者则特别强调事实和研究的层面。施洛策尔在早年的理论论述中用pragmatisch表达历史写作需要在史料搜集与批判的基础上阐明和表现历史发展的原因与动机。法学史学者施茅斯（Johann Jacob Schmauβ）用该术语指称“表现了制度内在关联的历史写作”，史学家黑伦（Arnold Ludwig Heeren）将“务实的”理解为“一个技术性词汇”。伽特勒总结说，“务实的历史写作者”应当“在事件中寻找动因和原因，尽可能发展性地表现出原因和结果、目的与手段，虽然这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彼此纠缠、毫无头绪”。当代学者约尔丹认为，到了19世纪初，“历史写作意味着对因果关联的探究和表现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观念。

　　启蒙史学家并没有忽视史学的实践—教育功能。正如启蒙学者弗雷德里希·尼古莱（Friedrich Nicolai, 1733-1811年）所说：“历史将火炬传递到启蒙运动的手中。”启蒙与历史因而关系密切。在启蒙史学家看来，人们对历史中的因果关联的探索，目的是打开视野，增长知识，克服人类自身的不足与狭隘。历史之用从道德垂范步入知识启迪，pragmatisch的语义从“致用”转向“求因”，与1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社会—思想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新的知识阶层对历史的兴趣超越了传统的教会、领地、家族和战争史，他们将目光投向具有“公共性”、处于变动之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的有关自然环境、人文风俗和技术发明的知识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这类新的人类经验领域中，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因果关联的分析和表现无法继续作为“范例”，来说明那些旧的、既定的道德观念和说教原则。在《关于普遍史的介绍》（1772年）中，施洛策尔在论述理想的普遍史写作时，否定地使用了pragmatisch的旧意，但恰恰表达了启蒙时代历史写作在实践领域所发挥的新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施洛策尔不仅拒绝“历史是生活之师”的传统观念，也同样反对同时代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从某种先天性的原则中演绎出人类文明进步史的行为。

　　德国启蒙史学与18世纪德语地区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哥廷根大学的创办（1736年）：历史学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与数学和其他经验科学一起被设置在哲学学院之下，这标志着历史学在学科体制上摆脱了其原先作为神学和法学预备学科的“配角”地位。在史学逐渐走向独立化和学科化的背景下，呈现历史中的因果关联、“探究当下事物在过去的基础/理由（Grund）”成为“务实的历史写作”本身的目的。在这种学科发展的语境下，“务实的历史写作”走向理性化和理论化，与这一时期“系统性”和“科学性”概念相关：伽特勒将历史写作中的因果关联系统与“真正科学”中的概念系统相类比，论证史学的科学性；施洛策尔则试图论证，普遍史写作的科学性在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的因果关联的系统性表现之上。单纯探究pragmatisch的语义变化，尚不足以全面掌握“务实的历史写作”与启蒙知识语境中其他思想概念之间的关联，也无法彻底厘清其作为德国启蒙史学理论之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以伽特勒、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处于由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史学传统向现代史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在启蒙的社会思想氛围下，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作为启蒙知识大厦的一个层级，历史知识与其他类别知识处于一种开放、共生和竞争的关系中。于是，在理论层面说明史学与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就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立论之根本。

　　三、务实、系统、科学：伽特勒与施洛策尔的史学理论

　　伽特勒的理想是史学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发展为一门“无所不包”（im ganzen Umfang）的精确化科学（präzisierte Wissenschaft）。在史学史上，与其说伽特勒是那种围绕某些主题，在史料基础上展开内容连贯、阐述清晰的历史叙事的著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启蒙晚期卓越的普遍史—世界史（Universalhistorie-Weltgeschichte）编纂家和史学大厦的构造师（Bauplaner）。自1759年执掌哥廷根大学史学教席以来，伽特勒一方面致力于普遍史的编纂和教学，讨论和阐发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包含编年史、系谱学、古文书学、地理学等知识的历史辅助学科（historischen Hilfswissenschaften），系统性地扩展了史学的材料与认知的基础。在大学高层的支持下，这位启蒙史学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性的史学学会——“哥廷根皇家历史科学学会”（königliche Institut der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1764-1799年），主编会刊《普遍史学文库》（Allgemeine historische Bibliothek，后更名为《史学杂志》），为学科讨论与批评提供专业的媒介平台。这种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建设也是伽特勒史学理念的体现：在学会中，有关诸辅助学科的讨论超越了狭义的史学范畴，而学会接纳的会员还包含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在伽特勒看来，历史研究——广泛而系统的搜集材料，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汇编——是史学成为一门符合时代标准的经验性科学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相关不同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掌握之上。

　　史学地基——历史研究——的构筑，绝不意味着科学的史学大厦就可以在其上自动拔地而起。对伽特勒而言，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历史学在历史书写—表现层面就必须超越那种对分散、个别的材料与事实所做的纯粹累积，在普遍关联性中上升到历史整体的层面。但同时，史学家还需要注意从个别对象出发的直观性。这便是伽特勒发表于1767年的理论文章《论史学明晰性的前言》的关切所在。该文为伽特勒应普鲁士科学院所发布的“论形而上学真理是否能够拥有数学等真理的明晰性”的征文所撰。伽特勒将征文的主题转化为“历史真理是否能够达到明晰性，以及能达到何种明晰性”，通过辨析和比较史学与诗歌、小说以及数学为代表的“真正科学”达到真理的明晰性的方式与途径的异同，为史学的科学地位而辩。作者首先认为，史学家通过对历史对象的描述与刻画，将过去转换为一种“理想的当下”（ideale Gegenwart），将“死”的过去“复活”为当下，唤起读者对其所描述场景的自我联想和体验，达到“身临其境”、直观历史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的知性（Verstande）就具备了超越时间的“神性”特征，在其中“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这种通过语言制造出直观、身临其境的表达效果的方式与诗歌类同，实际上回到了修辞性史学的传统。伽特勒强调，史学家“通过叙述的明晰性所建立的整体是曾经存在过的”，而诗人所创造的整体却从未真实存在，因而两者有别，但保留了史学家虚拟历史人物演说词的权利。他坚持认为让历史人物说出实际上并不存在，但符合其个性和说话场合的话的做法并不会伤害历史的真理性，而这正是对古典史学家的模仿。

　　其次，“明晰”对史学家也意味着阐明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联，“历史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接近于将故事缘由娓娓道来的“小说的真理”，“务实的历史写作”被类比于“务实的小说写作”。启蒙时代，德语地区的小说写作得到发展，小说不再直接服务于某种抽象的教条原则或道德理想，而是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根据人物的性格，通过对故事因果关联的讲述，让思想自我呈现。同史与诗的关系类似，历史与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探究和表现的是实际发生过的真实状况和过程。“务实的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对原始档案、纪念碑、历史参与者的记述和后人的二手著作进行批判性审查的前提下，立足于对史料内容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此过程被伽特勒称作“历史的论证”，史学家必须在技术层面建立一整套包含地理学、国家统计学（Statistik）、系谱学、古文书学、纹章学、钱币学等知识和技艺的“历史辅助科学”，让史学在经验研究层面成为“精确的”，这正是伽特勒在哥廷根大学努力追求和实践的志业。此外，为了论证历史知识的明晰性能够达到以数学为代表的真正科学知识的程度，伽特勒将作为“历史论证”之基础的“史料”（Quellen）与作为真正科学论证之出发点的“前提”（Grundsätze）相类比，但强调前者的个别论证区别于后者的抽象论证。史学家的论证“并不是假设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某个基本观念，然后从中推演出他为了某个醉酒的娼妇而烧毁波斯波利斯城的行为”。历史学家的论证总是从具体、个别开始，根据可靠的史料，证明其对某个事件的叙述符合当时发生的情况，或者至少符合当时人们所认为和相信的情况，就完成了历史论证。

　　那么，如何从个别的历史论证，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普遍、系统性的表现呢？在《论历史计划》（1767年）中，伽特勒通过追溯和归纳历史中对象之间的种种因果联系，希望以系统的而非按照编年史的模式安排材料与叙述，超越传统的博学史学（Polyhistorie），后者长于材料搜集而缺少将众多个别对象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与方法。与“务实的”概念相对应，在历史写作中，“系统的”意味着从事件与事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因果关联着手讨论问题。在普遍史编纂中，伽特勒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观察相结合，根据历史中各民族之间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若干民族系统（Nationalsystem），再从地理环境、民族、语言、法律与制度和技术发明等不同概念主题对这些民族系统的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的讨论。他认为，“史学中的事件系统与真正科学中的概念系统具有相似性，在后者中作为原则和前提的，我们可以在前者的动因和原因中找到……人们发展出一个或几个事件所从属的系统，务实地叙述”。

　　面对科学时，历史学声称自己保留着艺术的特征，面对艺术时，历史学又亮出其科学的身份。海登·怀特曾将这种论证史学与其他科学关系的策略形容为“费边策略”。在伽特勒那里，就强调语言之表达效果而言，历史写作仍然处于“历史之艺”的传统中，他对古典史学大师们的风范念念不忘，并充分肯定史学在提升整个民族品味（Geschmack）和个人道德水准方面的功用。与此同时，这位德意志启蒙史学大厦的杰出构造师，又意识到史学不能被局限于教育功用，它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方面史料—研究层面的工作具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史学家需要在历史写作—表现层面展现其哲学反思能力，将个别的历史对象整合进入普遍因果关联的系统中，这样的史学家就是“最高等级的务实的历史写作者”，他虽然并不像一般的科学家那样从普遍的原则、定理中演绎出个别对象的存在，但同样可以达到科学的“明晰性”。

　　与一生居于象牙塔内，更具“纯学者气质”的伽特勒相比，施洛策尔在1771年取得哥廷根大学教职之前数次游学瑞典和俄国，参与搜集和整理了一系列有关北欧和俄国的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相关著作。施洛策尔的学术兴趣广泛，在东方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造诣颇深，还曾主编杂志《主要和政治、历史相关的通信》（1776-1782年）和《国家状况》（1782-1793年），并以此涉足时政批判。与伽特勒相比，施洛策尔在史学理论问题上的取向显得更加理性与学术化：语言与修辞问题退居幕后，伏尔泰历史哲学式的演绎与布道者的教导被清理，对务实的历史写作的追求被视作史学家主体当中所具有的理性能力的体现。

　　1784年，施洛策尔应约为法国学者马布利神父（Abbé Mably）的《历史之艺》德文版写作序言《论历史原则》。与伽特勒将史学家分成美学的或愉悦的史学家、历史研究者、务实的历史写作者类似，施洛策尔认为“历史工作者”（Geschichtsarbeiter）包含搜集者、研究者、写作者和绘画家（借用马布利的术语）四种类型。搜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对应历史研究，历史写作者则在前两类工作的基础上，将个别和零星的事实整合成连续的叙述。在此基础上，施洛策尔给出了评价历史作品的四个标准：1.能提供更多的真实；2.在叙述中更注意完整性；3.更好地选择要处理的历史对象主体和与对象主体相关的事实；4.有更合适的外在衣着，更优美的表述。施洛策尔不同意马布利“古胜于今”亦即古代史学家水准优于当代史学家的论断，认为如果用前三个标准进行衡量，今人早已超过了古人；而纯粹的修辞对施洛策尔而言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衣着并不能定义人，语言表述的优美也无法弥补真实、完整性和对象选择的缺陷。”

　　新标准并非在传统和当下之间划界，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改造和重构。首先，修辞学中的“发现、搜集素材”（inventio）在施洛策尔这里成为搜集者和批判者的经验性工作，他们的目的不是实践性的，而是历史“真实”本身（标准1）。结合施洛策尔有关普遍史、世界史的理论，“更多真实”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扩充视野，获取更多的历史知识。近代以来欧洲航海和殖民活动引发了西方人对世界知识需求的急剧增长，施洛策尔与同时代的其他启蒙史学家一道，倡导将区域的、局部的历史写作扩展为普遍的世界史写作，整个人类的商业、航运、科学发明、法律与风俗等被纳入考察范围。在18世纪中叶以前，普遍史—世界史要么被视作对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阐释，要么作为旧的国家学（Staatslehre）的一部分，被局限在欧洲国家史的范围之内。在伽特勒、施洛策尔等人的推动和实践下，1770年后，以普遍史、世界史、一般史（Allgemeine Geschichte）和人类史（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为题的系列课程在哥廷根大学广受欢迎，普遍史写作成为经验性学科，也被视作启蒙知识的一个重要类别。

　　其次，修辞学中的谋篇布局（dispositio）和选择素材（delectus）在施洛策尔的论述中被转换成史学家能否提供系统的叙述，能否对历史写作的时期与对象进行适当的选择（标准2、3）。在《关于普遍史的介绍》中，“完整性”对应于施洛策尔所谓“普遍的眼光”（allgemeines Blick）：

　　这种强有力的眼光能将总和（Aggregat）改造成为系统，能使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回到某种统一的人类概念中去，并按照与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变革（Revolutionen）的联系，对不同的民族进行评估……当统一性在总体的整合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时，普遍史写作就赢得了科学的声望，并被提升到一种史诗的尊贵地位。

　　在“作为总和的世界史”中，人类历史的整体在叙述中被分割成彼此孤立、没有关联的部分，相关记述杂乱无章，缺少逻辑；而“作为系统的世界史”则要求史学家用一种统一、整体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历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叙述中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联表现出来， “务实的历史写作”在这里成为史学家运用自身主体性认知的结果。“关联”概念被施洛策尔分成“实际关联”（Realzusammenhang）和“时间关联”(Zeitzusammenhang)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务实的历史写作”中的“自然、直接、可见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一方影响另一方的因果性关联”。这种关联的链条应尽量保持完整，中间通过某些间隙（Ruhepunkt）和时代划分（Vertheilung der Periode）加以呈现。后者存在于没有“实际关联”，但处于共时性关系的对象之间，接近于一种比较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施洛策尔结合同时代地理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提出了四种普遍史方法：地理学的方法（geographische Methode）、年代学的方法（chronologische Methode）、民族学的方法（ethnologische Methode）与以人类重大技术发明为对象的方法（technologische Methode）。这四种方法都从某个角度呈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世界史学家应当综合应用这四种方法。

　　“选择”紧承“完整性”。伏尔泰在《风俗论》的序言中批评史学著作堆砌大量自相矛盾的材料的做法，认为应当选择最重要、记录最完整的事实引导读者认识人类精神的进步与各民族风俗的发展。伽特勒、施洛策尔继承了这种启蒙的批判精神，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18世纪上半叶由多位英国历史作家编纂的多卷本《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在两位哥廷根史学家看来，这部普遍史作品不仅缺少可靠的材料基础，而且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和方法，将一切材料都囊括其中的结果就是最终成为一部巨型的材料汇编。施洛策尔认为，历史书写需要史学家运用自己理性的目光，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选择合适的对象，按照对象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根据恰当的方法和顺序组织叙述。施洛策尔以一种启蒙式的语气，将普遍史写作规定为在整体—局部的关系中，将人类生活的世界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它又如何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状态呈现出来。根据这个目的，世界史的对象就是塑造和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变革、主要民族、国家以及伟人。

　　克拉敦尼乌斯在《论一般历史学》中，通过区分固有的、自在的历史本身和具有特定观念与视角的历史认识主体，初步建立了现代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作为哥廷根大学历史学教授的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在史料的搜集、批判及方法方面建树颇丰，这一点也得到了后世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肯定。而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的视角问题在施洛策尔那里被“升华”为从人类世界历史的普遍、系统和联系的眼光观察历史，他的四重普遍史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四重视角：历史书写层面需要根据史学家主体对“何种事件具有普遍史的价值”的理解，去挑选和发现其对象，再依照他对“应当遵循何种方式、方法”的判断，将历史当中具体的、特殊的对象整合到一种系统的、统一的历史叙述之中。

　　启蒙时代以来，虽然作为真理之标准的“科学”的含义随着时间的发展并非始终如一，但历史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和学科一样，都需要在形式层面通过理论反思证明其科学性。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在18世纪末编写的《高地方言德语语法—批判词典》区分了历史科学与单纯的历史知识，后者来源于旧的Historia，指的是直接的、没有理论基础的经验，前者则要求用理论和科学的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处理和加工。得益于18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务实的历史写作”为主导概念的理论构建，历史学不再被认为是关于个别、零散和偶然的事实的记述，史学家就必须成为哲学家，总结一套事件如何生成发展的普遍准则（Maximen）。普遍史“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只关心名称和数字的死记硬背之作，它必须成为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哲学”，成为包含着普遍关联的科学的知识形式。

　　结语

　　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的概念理论在德国逐渐受到质疑和批判，“务实的历史写作”及其所代表的启蒙史学在新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语境下，被降格为一种前现代史学的标签。随着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与高涨，以个别民族国家、事件和人物为对象的历史写作兴起，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实现形式的普遍史、世界史写作开始走向衰落。历史研究与书写主题的变化首先带来的是史料选择和运用的转变：有关近代军事、外交和内政的所谓原始档案材料愈发受到重视，而启蒙史学家们所注重和提倡的那些来自地理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材料与方法逐渐被边缘化。兰克就认为，在编年材料充分的近代史领域，民族学和地理学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其次，“务实的历史写作”概念本身也受到怀疑：在更加注重历史书写的经验性基础，强调理解和把握历史对象特殊性的新一代德国史学家看来，这种历史书写模式经常超出或偏离史料范围，对个别历史发展过程做一般性的因果解释，对历史行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主观性推断。

　　就历史书写—表现而言，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二人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然而，这些作品要么是对某些史料的翻译、整理和分析，要么是“骨架性”的大纲、导论、图表和手册，缺少主题明确、结构清晰、内容连贯一致的作为“血肉”的具体的历史叙述。当时，哥廷根大学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实用性科学知识的传授，训练和培养来自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职业官员，教学和授课仍然被视作大学教师们的最主要职责，这恰恰是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史学著述的重要动机。就理论本身而言，“务实的历史写作”在实践中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历史叙述概念。伽特勒在历史叙述问题上试图回到古典史学传统，却并未说明这种直观生动的历史叙述如何获得经验层面的支撑，又如何被整合到历史的普遍性关联之中。事实上，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普遍史著作的历史表现形式与其理论期望相去甚远。施洛策尔放弃了语言修辞，仅仅依据系统性原则挑选和安排“事实”，与伽特勒类似，他最终所构造的普遍史是一种结构性的、按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挑选的若干重要民族组成的系统与大事件表格。与哥廷根史学家们处于同时代的赫尔德指出，施洛策尔的普遍史缺少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与终极目的（Telos）的展现，因而无法真正揭示普遍史中的统一。赫尔德于1774年发表《又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在这篇针对启蒙历史哲学的檄文中，赫尔德将其对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个别和特殊性的观察，整合到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趋势与目的的历时性叙述之中。这种处理个体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历史叙述方式预示了历史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正如兰克所言——“将多样的个别与整体联系起来的原则并不来自普遍性的思想，而是要通过在个别中直观整体来实现”。

　　最后，虽然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已经意识到，系统、科学的“务实的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经验性的“历史研究”基础上，但正如施洛策尔所形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大车间”中不同部门和工种的技师之间的相互协作。具有哲学性头脑，负责挑选和编排的历史写作者并不参与搜集、批判和整理材料的工序，其研究地位实际上低于写作。在历史主义史学理论家如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那里，启发（提出问题）、批判、诠释和表现诸环节被统合在史学家主体性的运用之中，历史写作要将历史研究的过程表现出来，即“研究式的表达”。

　　“务实的历史写作”作为概念核心，其本质是从一种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前提出发，把握和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关联与统一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地位。这种设想和夙愿以启蒙时代的科学统一性为参考：从无生命的物理世界到有机生物的世界，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过程，各门知识与科学无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普遍的、可以被理性所把握的因果关联。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典型的启蒙思想方式在之后的史学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一面。不过，两位哥廷根史学家对修辞的史学传统的批判、“视角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关系的论述，特别是施洛策尔对史学家主体性力量的关注与强调，都是探讨之后的德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问题时不能忽略和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