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研究 > 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吴英 译∣阿瑟·M·普林茨著,马克思1859年“序言”的写作背景与内在动机

作者:来源:时间:2022-12-05字号:【大】【中】【小】【打印】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般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视为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内涵的经典表述。本文作者普林茨对此提出质疑。他从马克思当时迫切希望能够在德国出版自己的著作以保持在国内的影响力、德国当时实行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普鲁士当局和书报检查官对马克思的高度警惕性、恩格斯等友人的建议和马克思自己的设想等方面说明马克思为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作的“序言”并不能被视为是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内涵的经典表述,因为马克思为了著作能够顺利出版,有意略去了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它们是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写作背景 内在动机

  马克思的历史解释对我们有关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就马克思的研究而言,他的历史解释构成了在他改变世界的革命热情和他有关资本主义分析之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联系。然而,马克思在他的著述中并未给予我们任何提示,能够被视作他在努力对他的“经济”或“唯物主义”解释做出任何阐释。无疑,正是这种疏漏解释了后人赋予他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至关重要性的原因:因为在这里——插入一段他自传式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他有关历史解释的某些原理的描述。因此,由于缺少更好的系统表述,这一段落——尽管只包括不到两页纸的篇幅,而且没有对基本概念给出定义,还包括一些非常令人费解的内容——被视为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经典阐释”。对这种说法的接受程度是如此地普遍,以致用大量引证来证明确实如此纯粹是一项多余的工作;仅仅引述最近一位英国著作家的话就足够了,他指出,“‘序言’中的命题从其写作的时代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释”。据我所了解,对这种普遍接受的唯一例外,就是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

  《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著述中,阶级——及其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斗争——的至关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对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种阶级存在被忽略的历史理论必定被认为就像一个象棋盘,包括了所有棋子,唯独缺了两个王。然而,“序言”却并未提及“阶级”一词,更别提阶级斗争了!除了索列尔之外没有人注意到并对这一致命缺陷提出异议,的确令人感到奇怪。马克思的这个敏锐而博学的学生仔细研究了“序言”,发现它的不足之处。他指出,这些阐释是高度浓缩的、而且部分内容是用比喻来表达的,因此很难加以解释;“阶级”一词甚至根本没有出现。从这一点,索列尔得出结论,那些将“序言”中的段落视为是马克思学说的经典阐释的评论者是完全错误的。


  乔治·索列尔:《进步的幻想》

  索列尔的著作《进步的幻想》是在60多年前出版的,也即在有关马克思的第一部严肃传记出版前10年和在经过严格审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集第一版出版前5年出版的。由于那时所能获得的资料有限,所以即使是像索列尔这样有着敏锐直觉的人也不可能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今天丰富的历史和传记资料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序言”的真实面貌和写作动机。

  而真正把握“序言”真实面貌和写作动机的关键首先在于仔细研究那本书——“序言”是该书的组成部分——写作的历史背景和作者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于柏林,在这个特定时间点上,即在1848年革命失败和1860年普鲁士所谓“新时代”开端之间的时间点上,该书的出版自然会受到德国图书行业总体氛围和状况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行的对言论自由施加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性质、程度和主要影响是我们必须要准确把握的。尽管这些方面的内容并不容易把握,因为34个德意志邦国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法律、条例和官僚制度,但至少一些最突出的共同特征是能够予以确定的。

  每个邦国都会任用一些书报检查官,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阻止所有那些在政治上会引起统治者厌恶的书稿的出版和销售。不被德意志书报检查官通过的书稿——大量在国外、尤其是在瑞士出版——事实上就是非法的,因此如果被发现很可能就会被没收。不管在哪里都是如此,这里需要在报纸文章、小册子和类似的短篇出版物与较长篇幅的书籍——一般被界定为“20或更多页的书籍”——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实际上,主要差别在于,在上述所要求的最低篇幅之上的书籍可以免除有可能阻止出版的书报检查。这种类型豁免的重要性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大,因为甚至更大篇幅的书籍也有可能在出版后被查禁,这会给出版社、销售商和作者带来可怕的损失。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20页的出版自由”——正如它被如此称谓的那样——就真的具有某种重要性,因为20页的手稿更有可能出版和销售。因此,聪明的著作者从一开始就会计划写作篇幅更大的著作;如果它们未达到要求的篇幅,那么精明的出版商就会有许多有用的花招,其中之一就是使用特别大的字号。

  不过,甚至当这种障碍被克服后,仍然还有其他障碍需要克服,而这要求高超的技巧和灵活性才能应对。有一些隐藏的羁绊只有少数最幸运的骑手才能跨越。在普鲁士,社会批判者特别恐惧刑法的某些条款,因为检查官据此可以将刑期大大延长到令人恐惧的时限。首先就是第100条威胁将那些煽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仇恨和蔑视的人监禁多达2年之久;此外,任何包含这种危险内容的出版物都将可能被没收。正是依据这一条款,费迪南德·拉萨尔在他的《工人纲领》于1863年出版之后被判有罪,注意这是在所谓的“新时代”开始之后,而新时代被认为标志着向更自由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在19世纪50年代的10年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实际状况并不比革命前更好,因为国家处于强力的和残酷的警察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

  这些政治状况无疑会对作者、出版商和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就读者而言,无须做过多的考察。认识到任何胆敢碰触敏感话题的作者都必须在选择用词上极其谨慎,会使读者去关注作者表述的细微之处,以努力把握每一个暗示和线索。

  就书商、尤其是出版商而言,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危险职业!大多数出版商都会被威胁不要出版那些内容或作者可能令当局感到不悦的书稿。的确有少数出版商敢于冒风险,这是因为他们在应对书报检查官和警察方面拥有一定的技巧和经验。就对作者的影响而言,非常受人尊敬的爱德华·范·希姆森(Eduard von Simson)在1849年抱怨道,书报检查制度催生了一种在字里行间读取作者意图的阅读技巧,由此诱使作者实践一种将意图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写作艺术。也许这一领域里最好的专家是胡本(H.Houben),他详细描述了如何智胜书报检查官的技巧,使用障眼法等变成了一种其使用并非仅仅局限于新闻工作者的技巧。“某种程度的拐弯抹角、巧妙构思、玩弄词藻成为时尚”,因此悲观论者哀叹一种“盗贼的行话”正在流行。

   任何对书报检查官的严查感到担忧的作者都会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当触碰危险论题时,模糊地予以表述,以致在需要的情况下所有论题、甚至带有愤怒抗议内容的论题都能敷衍过去,但这有可能使作者的意图被误解。当然,足够勇敢的作者在使用诸如“阶级”或“革命”等危险术语时会发现有意将其模糊化是绝对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预防手段是利用科学与学术在德国传统上享有的巨大的民众声望和特权地位。拉萨尔被较低级法庭以煽动贫穷阶级而判定有罪,永不言败的他在上诉法庭前将他的伟大演说定名为“科学与工人”,他援引宪法第20条为自己辩护,该条款明确宣布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传播的自由。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最常用的欺骗或影响当局的手段;需要使人做出创新,紧迫的需要更会使人如此。

  要揭示这些状况是如何影响《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的,我们不必回溯在马克思到达英国之前,他同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之间的多次冲突;因为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每个称职的传记作家都会注意到。不过,我们必须对这些经历所产生主要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一方面,现实情况非常不利。尽管仍然只有20多岁,但马克思不仅已成为普鲁士当局所恐惧的人物,而且由于不时地受到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甚至俄国沙皇的负面关注而获得某种国际恶名。最后,在1848年革命期间,《新莱茵报》对所有反动势力的猛烈抨击使马克思相比从前更加“恶名昭彰”。不过,另一方面,他现在已经是久经考验的老手,对于他不利的多重势力——以及它们的弱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和警察——有充分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不仅有自身的沉痛教训可以吸取;而且在巴黎他还享有和他一同流放的伙伴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友谊,后者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反对德国反动势力的最强烈、最高明和最执着的战士;如果有什么马克思必须加以学习的话,那就是有效而隐秘地同德国书报检查官进行斗争、躲闪、障眼和安抚的艺术——这里他有良师益友!有鉴于有如此多的之前积累的经验和私下获得的教诲,有理由相信,当马克思到达英国时,他对在国外为德国公众写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尽管如此,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那样做了,这是因为对他而言似乎不可抗拒的理由使然,而且从他的生活状况和所追求的目标看也必须这样。

  幸运的是,我们无需去描述他极度贫困的生活、也无需去描述他极端不幸的私人生活;就这些而言,那些有才华的传记作家已经给出了可信的和感人的描述。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他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著作家的情况。

  在伦敦生活的头10年间,马克思几乎完全未参与英国的劳工运动、当然也脱离于该国的政治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重大革命影响的宪章运动迅速走向衰落,这大体上可以归因于英国的工业繁荣和工资水平有所增长。但除了面对愈益趋向改良主义的趋势外,马克思不可能施加任何影响,因为他当时还不被人们所接受。几乎所有描述那个时期英国无产阶级的著述都强调它对所有外国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就知识分子而言甚至更是如此。同时他明显的犹太人外貌——尽管其重要性不应被夸大——也不易于被工人阶级所接受。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甚至就使用母语而言,马克思也不是口才很好的人;当他移居英国时,他几乎还不能说任何英语,很长一段时间他那浓厚的外国口音自然地成为他进行交流的巨大障碍。因此,在19世纪50年代尽管已经同像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等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或诸如反俄罗斯的狂热分子戴维·厄库哈特(David Urquhart)等政治流亡者有了接触,但马克思仍几乎未产生任何政治影响,这并不令人感动奇怪。

  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问,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呆在英国。他为什么不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流亡者那样离开英国去往海外,那些人当尽早返回故土的希望消失时往往会这样做?答案是明确的。他并未离开英国,因为那时远洋航行仍然是缓慢的、远距离迁移仍然是令人生畏的;而且,一旦流亡海外将会使他从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或至少会阻止他在一场新革命爆发时迅速返回。从数百封信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多么渴望回到德国在一场新爆发的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他是多么地不知疲倦地找寻新的理由来论证一场革命为什么很快就会爆发。不管他是如何经常地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感到失望、不管他是如何为无数次预测的失败而遭到无情的奚落,但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未放弃过马上回国投入战斗的决心。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只有在德国,他才拥有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们是一个政党的核心力量。他愈发地为一种恐惧所困扰,那就是长期远离德国的政治舞台会严重地损害他作为一位领导人的政治声望,以致当他好不容易回国时,甚至他的崇拜者或许都已经是在倾听他对手的言论,一般公众也许早已忘记他的名字。如何才能阻止这种灾难发生呢?对于一个博学的著作天才而言,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写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才能使他的名字印刻在公众的脑海里,甚至在他不在国内时也会增加他的声望。不过,这条路似乎已经被他的老对手德国政府所堵死,后者在革命之后重新掌握了权力、而且拥有比以前更强的报复心。在这种背景下,他通过什么样的机会才能让他的作品为德国读者所读到呢?

  他一直在做着努力。甚至在移居英国之前,他就有出版一份新的德语刊物的计划;在伦敦,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一计划当中,充满热情和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努力是成功的;在延误许久之后——这部分归因于马克思自己习惯性的拖沓——一份杂志《新莱茵报》在汉堡出版了,汉堡那时并不是普鲁士的领土、但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不过,困难很快就出现了,而且不断加剧。出版那份杂志的书商要么是不太把它当回事,要么是害怕得罪占领当局;总之,他并未达到目的。合计起来,《新莱茵报》停刊之前仅仅出版了6期。

  不久之后,就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创作完成。它是马克思在个人境遇极其恶劣的背景下创作的,而且几乎未能出版!因为缺钱,马克思的朋友魏德迈计划在纽约出版的一份周刊在第一期出版后就必须停刊,仅仅是因为一位德国移民的慷慨相助,这篇名著才得以出版。但这远非是麻烦的结束,因为在德国即使是较为激进的书商也不敢将这种“不合时宜”的出版物出版。一本已经完成的英译本不可能出版。甚至更为糟糕的命运落在一本名为“对共产主义者科隆审判揭秘”的小册子上,马克思在其中揭露了检查官用警察伪造的证据来起诉他在莱茵兰地区的支持者。这本小册子是在瑞士出版的。估计当偷运进边境时,部分出版物会被会没收,出版商印了2000册;不过,这种估计被证明是过分乐观的;结果全部出版物都被警察没收。

    一种更为残酷和全面的受挫也许难于想象。然而确实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邦亚上校事件。简而言之,马克思被一个匈牙利线人欺骗,后者诱使他写作一个小册子,并承诺将它匿名出版。结果,它被邦亚卖给了他的幕后老板,最终被存放在普鲁士某个警察局的档案室中。

  所有这些的最终结果就是勤奋的工作、痛苦的个人牺牲,以及就《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言,优秀的作品未能获得任何的回报——不管是在经济收益、政治,还是在马克思的个人声誉上都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外出书明显已毫无意义;由在德国的合法出版商出版其著作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们都在书报检查官和警察的控制之下。

  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出路了吗?难道对马克思而言,真的不可能写作什么内容或重新编排某些旧的材料,让它能在德国合法出版吗?在他的脑子里有很多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写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多卷本著作。事实上,这个写作计划并不是新近才产生的;早在1845年,他就提到了这个写作计划,甚至已经同一个出版商达成了出版协议。到1850年,他的许多朋友和追随者都听说一部伟大的著作即将诞生,有鉴于作者无可置疑的才华,他们都热切地期待它的完成。在这种“热切期待”的鼓舞下,马克思1850年9月恢复了他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他大大地低估了研究该论题的困难。几个月后,他请两位在德国的朋友帮助他寻找一位出版商。但很快地,他听说著名的科塔(Cotta)公司拒绝出版他的著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找到一位愿意合作的出版商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渺茫;由于他在莱茵兰的许多朋友被捕和一些有可能指控他有罪的材料被发现使得他更为政府所憎恶。结果就是,尽管马克思一直在请求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德国寻找一位愿意合作的出版商,或者出版他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或者出版他较次要写作计划的著作;尽管几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们接触的所有出版商都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这暗示了这些出版商受到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书商也同样害怕销售马克思的任何著作,因为仅仅是“同这个名字发生联系就足以使他们陷入可怕的麻烦之中”。

  因此,人们也许不得不同意学识渊博的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的观点:德国的图书行业已经对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关闭。甚至那些有着最激进言辞的出版商也会对印刷他们著作的不合时宜的建议恐惧万分。结果,1852年由于对自己著作完全不可能出版的前景感到气馁,马克思停止了书稿的撰写工作——这一中断将至少持续4年之久!

  1856年秋,马克思恢复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预计将会产生引人注目政治影响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另一方面,他有关竞争对手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会掌握领导权的担忧不断加深,到这个10年末时就变得更加难以释怀。在法国,他过去的论战对手蒲鲁东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蒲鲁东同他的门徒诸如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戴瑞蒙(Alfred Darimon)等一道成为对马克思权威地位的明显威胁。的确,有消息说,蒲鲁东的著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的德译本即将出版,这促使马克思开始写作他的著作、尤其是写作有关货币的一章。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蒲鲁东构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可以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之前所做的断言中明显看出:“……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

  但更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许多做法,此时马克思已将他视为最危险的政治对手而充满敌意。不过,由于认识到拉萨尔还有利用价值,马克思一般会隐匿感情,假装友谊,只是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发泄他的强烈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萨尔——他的毛病既不在于小心眼、也不在于猜忌心过重,反而一直在敦促马克思尽快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未认识到,该书的主要目标就是确立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由此消除拉萨尔作为竞争对手的地位。

  

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

  因此,当马克思恢复他的理论研究时,有一组奇怪结合的动机在影响着马克思。但这一次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继续他的研究;始于1856年9月,直到第2年他都专注于研究工作。1857年4月,他开始写作有关资本的一章;在春夏两季,他集中于写作经济理论部分,但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1月,我们发现他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危机研究两者之间分了心,后者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作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方面,危机本身增强了他完成手稿的渴望。12月18日他向恩格斯吐露: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

  “(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在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

  这段话、再加上其他一些信件表明,朋友们是多么热切地期待他们能够在动乱时期重返德国;在动乱的背景下,很明显他们的每一部已经完成的手稿都不仅能够毫无障碍地印刷出版,而且能够成为他们争夺领导权的有力武器。

  在1857年的最后几周和新年的头几周,朋友们的幸奋之情达到了顶点。但很快坏消息从曼彻斯特传来。一直密切关注纺织业发展的恩格斯报告了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消息:价格和就业都在上升!最初,马克思努力为它们提供一种乐观的解释,将其解释为危机之间的间歇期;但事实很快就变得非常清楚,一场非常温和的危机已经过去——让位于新一波的繁荣;根本未产生什么可能引发革命的反响!

  从政治方面看,1858年对马克思而言是不幸的一年,充满失望和挫折,但这一年也给他带来了实际的补偿。1858年2月,当他的革命热情开始消退时,他收到拉萨尔的来信,后者尽最大努力为他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稿找到了一家出版商。这个好消息来得有些令人吃惊,因为拉萨尔本人刚刚从与普鲁士官僚机构和警察的长期斗争中脱身,他们还在试图禁止给这位仍然受到怀疑的1848年革命的参与者颁发在柏林居留的临时许可证。在运用智慧和谋略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后,拉萨尔获得了6个月的居住许可,条件是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他无视自身所面临的危险,立即着手帮助在伦敦的流亡者;他利用多方面的关系为马克思找到了一位出版商。尽管一再对拉萨尔的所说、所写和所为表示极大的愤怒,但他立刻认识到这个消息的重要性,并很快接受了拉萨尔提议。通过促成马克思同受人尊敬的出版商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ker)达成明确的出版协议,拉萨尔被证明是言而有信的。这次成功签约对马克思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后来他也勉强承认:“多亏拉萨尔的异常的热心和雄辩的口才,才说服了敦克尔同意这样做”。因此,在付出数年的无效努力后,马克思突然地有机会重新合法地作为德国作家而出版著作。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多么好的机会!

  但这次弥足珍贵的成功机会很有可能被葬送掉。有鉴于作者的名声,检查官肯定会仔细检查这本书的,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尤其是任何能够被理解为煽动阶级仇恨或——不管多么微妙——倡导革命的内容时,肯定会马上将其查抄的。因此,要通过普鲁士当局这一关,这本书必须既是博学的、又是在政治上温和的。但如果由此而避免被查抄,那它难道不会使他的追随者感到失望、吓跑或惹恼公众,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而告终吗?对像马克思这样处境下的人而言,冒这样的风险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所有危险中最糟糕的是惹恼普鲁士政府;因为如果这本书被查抄,不仅他目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而且他寻找另一位德国出版商的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变得渺茫。相反,如果他这次努力能使普鲁士政府批准他出书,也许就意味着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决定性转机;因为他将不再被官方视为是无赖,不再被出版商视为是无可救药的作者;由此他也许还能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因此,获得作为德国作家的合法地位的目标就具有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尽管处于令人绝望的经济困境中,但马克思指示拉萨尔不要因为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危及获得一个出版商支持的机会。如果需要,他乐于放弃任何报酬,至少是在开始阶段。他写信告诉恩格斯,如果在德国出书获得成功的话,那么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个英译本,那时通常会真正拿到钱!因此,在不止一个方面,他都将这本书视为是逐渐改善的开端。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马克思设想了分册出版该书的计划。这种设想有几个方面的优点。首先,存在一个尴尬但重要的事实,即尽管他从1846年以来就谈及要撰写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且也做了大量准备性工作,然而,当1858年2月拉萨尔联系敦克尔时,这些被视为已经存在的手稿至多仍处于草稿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认识到,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支持他在一个设定的时间段内完成整个著作,因此他认为分册出版是比较稳妥的。

  而且,如果被查抄的话,出版独立分册也限制了风险,对作者和出版商而言都是如此。首先,它能够使马克思先写作一部学术性强、不会危及出版的分册,它能够通过书报检查官最严厉的审查。此后,一旦最初对他的怀疑至少被部分消除后,他就可能变得更加勇敢;因为很明显,如果当局禁止一部它已经同意出版的书的后续分册继续出版的话,那将是尴尬的,而且也会引起一些公众的阅读兴趣。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归因于这些动机和私下的考量吗?1859年1月马克思的信令恩格斯大吃一惊,因为前两分册并不包括任何有关资本的内容,而是仅仅涉及货币和商品的论题。马克思接着写道:

  “这从两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如果事情顺利,那末第三章《资本》可以马上接着出版。其次,根据书的性质,这些狗在对已出版的部分进行批评时,不能单纯地随意谩骂了,而且全书看起来都非常严肃、科学,因此我迫使这些坏蛋今后也要十分严肃地看待我对资本的见解。总之我认为,撇开各种实际的考虑不谈,论货币的一章会引起专家们的兴趣。”

  这个聪明的设想也告知了拉萨尔,并附加了如下的话,即马克思承认“从政治上考虑,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从第三章开始,我认为一开始就使敌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稍后,他甚至通知拉萨尔,“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但如果第一册被查抄的话,就不可能有“以后的各分册”;因此需要最大的谨慎。“叙述(我指的是叙述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反警章,”他在另一封信中向拉萨尔做了保证。

    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但马克思仍然充满疑虑,而且极度紧张——这种状况甚至未能由1858年秋的普鲁士选举和成立更自由的国会而稍加改善。尽管恩格斯竭力安慰他愁眉不展的朋友,一再敦促他尽快完成手稿,但他还是耽搁了一些时间——至少3个月!当他最终将手稿寄出时,他处于一种极度烦躁和兴奋的状态。他担心手稿可能被普鲁士官员没收、甚至毁掉,同时也对出版后的著作的命运感到忧虑。难道就不能再做些什么以保护它免遭厄运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处于一种病态的恐惧当中,马克思于1859年2月写作了“序言”。序言通常的用途是众所周知的。但对在受迫害或压迫之下工作的马克思而言,它通常具有一种重要的附加价值:正是著作的这部分内容要确保吸引检查官的注意,甚至使这些官员中最懒惰的人也乐于阅读。因此,它要努力“博取好感”(capitation benevolentiae),要使作者去迎合那些地位高的人,或至少使他的意图以一种讨人喜欢的面目出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当然认识到这种可能性。马克思在对观点做模糊化的阐述方面非常熟练,他有时还指导恩格斯如何在写作有关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时避免文章被查禁。

  “由于考虑到会没收,你应该以第一篇论文的序言的形式非常简短地指出,你准备:第一,从军事观点阐明这个问题,第二,批评资产者,第三,批评反动派等和说明工人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等等,这样只要寥寥几笔就已经能把倾向暗示或预示出来。这样做一开始就使政府难于没收。”

  有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些写作背景和马克思有关他的著作可能被查抄的恐惧,我们不大可能想象他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即通过精心构思“序言”来避免被查抄的危险。当然,这绝没有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它也将被用于更常见的目的,例如提出本书的总体写作计划、它对预期读者的益处等等。进一步地,作者也许会被诱使对他们政治支持者发出一些特别的暗示;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任何可能点燃他们热情的东西都有可能引起检查官的怀疑;因此,他必须小心处理。的确,内容的阐述必须满足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目的,这通常就像是在走钢丝——政治家对此非常熟悉:既需要天赋、又需要平时的练习。马克思无疑拥有这两方面的能力。因此,只有仔细地阅读“序言”,而且要时刻地想着作者所处的情势和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才能获得对它的充分理解。

  序言基本上是由内容非常不同的两个部分构成的,自传式的简介——占据超过一半以上的篇幅——以及对马克思历史解释的框架性表述。让我们首先浏览一下自传部分。

  马克思有关他成长阶段的大部分陈述不仅在事实上是正确的,而且有时还会给人留下诚实而且坦率的印象,这的确令我们感到意外。像他坦率地谈论他早期同莱茵兰当局的冲突、同恩格斯合作撰写《共产党宣言》、甚至编辑《新莱茵报》。但这种坦率并非是不明智的,而是经深思熟虑和做了很好设计的。充分预想到臭名昭著的警察总监威廉·施蒂贝尔(Wilhelm Stieber)先生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他的资料,马克思认为,试图隐瞒对方知道的东西是无益的。而且在普鲁士人的眼中,明显的坦诚会增加他的信誉和给人留下较好的印象。与此同时,每每提及过去所做斗争的辉煌时刻也会增强在马克思和他的政治追随者之间的情感纽带。看,这是一本由他们过去领袖写作的著作!因此,他是在使用一石二鸟之计。

  然而,传记部分绝非全都是诚实和坦率的!在涉及19世纪50年代这10年的最后两段就存在一些失实。首先,在描述他在伦敦恢复经济研究时,马克思列举了“决定”他“重新开始研究、并批判地研读新材料”的各种因素。他并未指出,这意味着与他之前信念的决裂,但他难道真的不打算表明已经发生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了吗?不过,明显不诚实的是在提及他8年间为第一流的英语美国报纸——《纽约先驱报》——供稿时所带有的骄傲之情,但实际上他对这份报纸明显是讨厌的和瞧不起的。但仅仅是一直在为这样一家可敬的而且远离革命主张的报纸写作的事实,难道就会给普鲁士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就像如此多的前革命者后来都改邪归正的那样,这位以前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的革命煽动者也发生了转变,专心于为一家正派的外国报纸勤奋工作和从事严肃的研究吗?

  所有这些都在序言的结尾处达到高潮。在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后,马克思摆出了英雄般的姿态,庄严地宣布“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因此,马克思在同恩格斯和其他人充分讨论了这本书的各种“实际用途”之后,结果是以严肃的态度宣布它仅仅是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多么天才的设计!尽管许多其他被怀疑的作者也都在努力通过强调他们著作在学术上的价值以使它们免遭查禁,但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谁能拥有如此高的技巧、博学和胆量来用这种宏大设计实现目标呢——像引用但丁不朽的诗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

   现在回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上,我们会问,马克思对其历史观的表述是否会受到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动机的显著影响。首先通过将序言中的表述同马克思在没有理由担心书报检查制度或类似危险时做出的相关表述进行比较;其次通过考察这些表述是否是非常适合消除书报检查官的怀疑,我们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序言”中对历史观的表述展现了同自传部分内容的相似性。在自传部分,马克思首先只是陈述事实,然后逐渐转向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表述,最后将事实和虚构结合在一起;类似地,他对历史观表述的前半部分只是包括那些在较早时期已经反复和充分地表述过的思想,即在没有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任何担忧下写作的。在前四句中,他介绍了他早期的研究成果,他描述了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同马克思以前在不同背景下说过的,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的相比,这些句子并未增加什么新的内容。在所涉及的论题上也没有什么会引起书报检查官怀疑的内容。因此,这些句子将被视为是对一些思想的纯粹表述,这些思想的逐渐形成可以追溯至很远——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从中学毕业前所写作的一篇文章。不过,对那些涉及社会革命的——占大约一页篇幅——句子,则必须另当别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里是暗藏危险的地方,必须格外谨慎;的确,仅仅使用像“社会革命”这样的词汇就肯定会刺激到检查官的神经!但作者立即用高超的技巧解释道,他所设想的那种革命既不可能被阻止、也不包含任何危险内容。整个描述听起来是那么的抽象、遥远、深奥,然而却是令人放心的。了解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难道会令人感到不舒服吗?“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在这一段落中并未使用令人不快的“阶级”一词,也没有任何暗示暴力将会在“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

  但这种充满乐观情绪的决定论式的理论真的反映了作者的实际思想吗?在他较早期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段落往往是伴随着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作用的有力表述的,要求并预测了用暴力推翻现存的阶级社会。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段落描述如下: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

  作者进一步提出,“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而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同较早期著作中的这些段落相比,“序言”中表述的内容似乎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马克思是否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他的观点的问题仍然存在。不过,对任何此类假设都能够不予理会;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的同一年,在伦敦发行的一份德语报纸《人民报》上,马克思发表一篇充满煽动内容的文章《1859年爱尔福特精神》,其结尾如下:

  “对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自然必要性,就像你们把自己的宝座建立在其肩上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绝望状态一样普遍,就像你们那样得意洋洋地利用其贫困状况来趁火打劫的被掠夺的无产者的仇恨一样普遍存在。只有当革命像闪电一样,像只有在无法防止的致命的雷击发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霹雳声的闪电一样,成为无法估计的和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才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至于这个爆发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这没有多大的意义。主要的是它一定要发生。看来普鲁士这一次要违反它自己的意愿,成为普遍革命要求的表达者。”

  有鉴于这篇来自马克思笔下的充满煽动内容的文章和其他丰富的资料证明他一生都充满革命热情,再相信他已经沉溺于“序言”中的那段话所表现出的天真的乐观主义是违背常理的。相反,那些未表达真实意图言论的真实目的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看就变得非常清楚。最紧迫的任务是蒙混过普鲁士当局的检查!在这方面,对各种材料加以聪明编排的“序言”被证明是有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未被查禁、也未被没收,以致作者能够重新合法地出版著作供德国公众阅读!

  不过,这次成功出版的代价明显是高昂的。在图书市场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遭遇了失败,有鉴于它枯燥的论题和抽象的论述风格,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出版英译本的希望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并未实现。他在德国的一些最坚定的追随者表达了他们的困惑和极度失望,因为他们未能看到他们领袖的著作在以何种方式推进他们的共同事业。不过,马克思掩饰其真正意图所付出的最沉重代价却是“序言”所产生的持久影响。尽管这本书的读者并不多,但“序言”却被视为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的“经典阐释”,在全世界被人们研究和引用。由于唯恐会损害自己的声誉,而且不会冒失去他在德国和其他国家追随者的风险,所以马克思不可能去否定、收回或放弃他在“序言”中所的解释,因此也就无法阻止那些高调的言论去遮蔽未来几代人对他真正意图的理解。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新浪微博

 Copyright © 2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邮编:100101

 Copyright © 2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邮编: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