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1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例如，将文明发展的动因更多地归因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将文明发展阶段划分为更加中性的“古代、中古、近代或现代”，文明史书写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发展史为主，等等。有鉴于此，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国内文明史研究学者，就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观点。

　　21世纪以来，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文明史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受到关注并很快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文明史研究受到重视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西方文明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到史学工作者，甚至普通读者对文明是如何发展的认知；二是在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下，国内相继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文明史著作；三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将有关文明史研究的课题“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列为重大课题招标项目，最终由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学者共同中标；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就不同文明间如何相处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答，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观点。学者们在阐发习总书记的文明交往观点、批判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等谬论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助推了文明研究热潮。不过，中国学者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明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已成为中国史学界文明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浅见供研讨。

　　一、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国历史学的最大特色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作为历史学分支领域的文明史研究自然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种理论指导主要体现在四种分析方法上面。

　　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在文明史研究中坚持终极原因追溯法。唯物史观从人类必须吃喝住穿才能生存这一简单事实出发，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文明，一般被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学者们多是从列举这些成果来书写文明史的，但很少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间的关系做探讨。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更强调精神文明的作用，像韦伯就将西欧地区率先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缘由归因于精神信仰层面的演变，即新教改革，未能追溯精神信仰层面演变发生的缘由。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则需要追溯到物质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在人们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导致的一系列变化中去追索精神层面发生演变的终极原因。像马克思明确地将西欧率先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缘由归因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在文明史研究中坚持结构层次分析法。唯物史观是将人类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并阐明三个层次间的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还以韦伯有关西欧率先向近代社会过渡给出的解释看，唯物史观认为，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需要由生产关系来解释它的产生与发展，其中关键是要从阶级结构演变的视角来阐明新教实际是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它取代了代表封建统治阶级与天主教会利益的旧宗教。而这种以阶级关系表现的生产关系之所以发生演变，要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在文明史研究中坚持依据生产方式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期法。西方学者书写的文明史在历史阶段划分上往往依照相对中性的标准划分出古代、中古、近代等阶段，往往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依据，至于这些历史事件是否真正代表了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却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他们对文明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多是以西方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为标志来划分，并未考虑非西方社会的状况，也就很难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划分并不真正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人们也无法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推动自身社会的转型。而唯物史观则明确依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来划分发展阶段。无论是“三形态说”还是“五形态说”，都清晰地揭示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如何改变生产关系，并由此改变上层建筑的。这种明确揭示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阶段划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启发人们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变革生产关系，并由此改变上层建筑。

　　四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在文明史研究中坚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阐释文明体之间交往关系的演变。马克思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的增多，促使交换范围不断扩大，推动着各民族从相对孤立发展的状态演进到建立相对紧密联系的状态；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先发国家在全球建立起分工体系，而由此将世界区分为主要生产工业品的中心区国家与主要生产农矿等初级产品的边缘区国家，以后又叠加了处于中间地位的半边缘区国家；正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等后发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型发展，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

　　针对目前西方文明史研究范式在文明史书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我们必须坚持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而其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由此书写的文明史才能深刻揭示出文明演进的规律，也才能够指导人们如何去实现自身文明的发展。

　　二、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必须坚持中国人的主体地位

　　目前，在文明史的书写中是以西方的文明史研究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它一方面表现为西方历史在文明史书写中占据多数篇幅；另一方面表现在书写的内容，以及如何书写，是根据西方人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加以选择和构建的，从而导致西方人书写的文明史充分表现出西方人的主体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并谋求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求在文明史书写中占有一定位置，从而导致对西方人的历史书写，尤其是文明史书写中充斥的“西方中心论”提出批评。与此同时，出于认识到再也不能忽视非西方的历史，西方学者中的有识之士也表达了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他们倡导全球史的书写范式。不过，需要警惕的是，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史书写虽然明确提出要克服“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倾向，但尚未能摆脱一些“西方中心论”的预设。因此，为从根本上克服“西方中心论”，我们必须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真正形成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文明史书写范式，以使读者在两种文明史书写范式中依据自身的经验进行评判。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学者真正看到以他者视角写作的文明史，从而反思他们的文明史书写范式的局限。

　　要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就必须凸显中国人的主体地位，必须以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作为文明史书写的内容选择及编排的依据；对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和演进道路做出提炼与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同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道路做出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并以此来指导不同文明的发展与不同文明间的交往。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理应成为我们书写文明史的指导。例如，中华文明在大协作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崇尚和谐的“尚和”价值观，强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和谐共处，而不主张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通过冲突，甚至战争来解决矛盾。在这种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书写文明史应该关注那些通过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带来益处的史实，并从反面揭示那些通过冲突和战争造成损失的史实。又如，中华文明很早就从民众反抗、推翻君权统治的史实中得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应该爱惜民力，不对民众肆意盘剥，以致引发反抗而失去君位。在这种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书写文明史时就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从中揭示文明发展、变迁的内在缘由。再如，中华文明从分裂和统一的利害比较中形成了统一有利于文明发展、分裂不利于文明发展的“大一统”观念。正是有赖于“大一统”的观念，中华文明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世界诸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大一统”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在书写文明史时就应对民族国家的统一给予正面的评价，对分裂给予负面的评价。还如，中华文明在与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往中形成了通过“美美与共”“取长补短”式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在“天下大同”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书写文明史应在文明之间的交往中着重关注那些通过文明交往和交流实现共同发展的史实，为当下中国提出的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供历史的依据与证明。

　　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在历史和现实中表现出的这些文明特质，诸多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给予了积极评价。如研究世界诸文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诸大国兴衰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研究世界体系产生发展的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等人，都对中国在构建未来更公平的世界秩序中的作用给予积极评价，这无疑是源自他们对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体认。

　　当然，我们反对文明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论”，同样也要力避文明史书写中的“中国中心论”。一方面，每个文明书写的文明史都体现着该种文明的特质，因为他们都是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书写的，而他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不可能不受到自身文明的浸润和影响。因此，我们书写的文明史也会体现我们中国人的主体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种，中华文明的特质只是中华民族在自身生产、生活的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具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写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是要向世人揭示，完全能够依据自身文明的特质来写作不同于西方文明史的文明史，这样才能在文明史的书写上改变西方一家独大的偏颇局面，书写出多样的文明史、构建出不同的文明史书写范式，并由此在文明史的书写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也只有这样才能书写出更少偏见的、能够为更多文明接受的文明史。

　　三、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必须对西方错误的文明史观予以坚决批判

　　西方人在书写他们的文明史过程中内含一些偏颇的观念，这些偏颇的观念服务于他们作为领先文明对待落后文明的态度或政策，甚至是在为他们的错误做法进行辩护。这些偏颇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史书写影响着非西方人对文明是如何发展的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交往的认识，并在这些非西方文明的发展和同其他文明的交往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西方文明史研究中出现的偏颇观点必须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

　　其一，批判文明基因论。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应该是文明基因论的始作俑者。他在解释西欧为什么率先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归因于宗教改革，认为新教改革改变了过去人们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由上帝决定的宿命论式的观念，而主张根据现实成就来决定上天堂还是入地狱，这样就激励人们通过创业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不是上帝的弃民，由此促动了西欧向近代的转型。至于为什么西欧地区能够实现宗教改革，他认为，这是古代犹太文化中的畜群私有制和“个人主义”、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公民民主意识等因素的孕育所致。这实际是暗示西方文明自古就具有趋向发展的基因。至于非西方文明，韦伯则认为它们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清教式的宗教，因此，也就无法像西方那样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中华文明，韦伯专门出版了《儒教与道教》，认为中国的“宗教”是保守的、服务于现政权的，反对变革，因此，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非西方文明缺少趋向发展的基因。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韦伯学说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些主张中华文明是一种闭塞、保守的“大河文明”，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而西方文明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海洋文明”，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的观点颇具影响；极端者甚至喊出“中国需要作300年的殖民地”才能彻底改变中华文明消极性的口号。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艰苦奋斗，实现了经济腾飞。在中华文明复兴的事实面前，非西方文明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基因论走向衰落，主张儒家文化的一些特质（集体本位、尊重权威等）有助于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流行起来。

　　由此可见，各种文明的发展都会有自己发展的高光时刻、也会有自己发展的低谷期。但这种起起落落并不是宿命论式的，而是要从各种文明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特性来予以解释，同时也要从文明交往过程中落后文明铆足劲奋起直追来予以解释。

　　其二，批判“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由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亨廷顿立论的出发点是西方文明优越论，他指出：“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但面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导致美国霸权逐渐衰落的现实，亨廷顿抛出了“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冷战时期的主要冲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冷战结束后的主要冲突是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亨廷顿区分出两种形式的文明冲突，“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至于哪些文明构成微观层面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哪些文明构成宏观层面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亨廷顿明确指出，“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明显以中国为敌的论调受到中国学者的猛烈批判，亨廷顿在他著作的中译本序言中特地向中国读者做出解释，说明他著作的真实用意并非要挑起中美之间的冲突，而是为了促进“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他们各自的利益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但亨廷顿作为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他公开宣扬“文明冲突论”，无疑会对美国政治家制定对华政策、对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产生不良影响。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荒谬的。首先是该理论提出的时机，是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崛起、美国实力逐渐走向衰落的背景下提出的。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凭借他的著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首个中译本是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成名，如果他真的认为不同文明必然会产生冲突的话，那为什么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抛出这种理论？！由此可见，他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围堵、阻碍中华文明崛起以维护美国霸权的用心昭然若揭。其次，亨廷顿是在明显屏蔽了有关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帮助、交流互鉴的事实，而夸大了有关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明显是从不完全归纳中得出的或然性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最后，从美国政府结盟的对象看，包括了许多被亨廷顿视为敌对文明的国家，像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个伊斯兰文明的聚集地就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诸国结盟，以围堵和遏制以伊朗为代表的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发展。由此可见，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实质乃是“利益冲突”。

　　其三，批判“文明终结论”。“文明终结论”是由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福山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全球性胜利，并将成为世界制度的唯一模式。换言之，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世界其他诸文明效仿的标准模式。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他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福山认为，“只有民主才能调节现代经济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冲突……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公共基础投资的恰当水平和地点，也不能调解劳工纠纷或航空运输的次数……这些问题每个都很重要，而且肯定会反映到政治制度中来。如果新制度要公正地调整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并且采用一种在国内主要阶层都取得共识的方法来调整，那么这种方法就必须是民主制度。”面对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选择不同政治制度的事实，福山求助于一种他所认为的人类普世的精神追求，即所谓“获得认可的欲望”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制度。他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赋予并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这就算它对所有人的普遍认可。”正是人类这种“获得认可的欲望”，促使人们去选择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福山武断地相信，所有那些目前尚未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他称之为“处于历史部分”的国家，一定会过渡到“后历史部分”的状态，即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选择自由民主制度。他指出，“在历史部分的世界中，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形成的不同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强权政治规则在其中依然盛行……民族国家将继续是政治认可的中心。”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具有多种文化和历史的社会都显示出相似的长期发展的模式；如果最先进的社会政体模式继续趋同；而且如果经济发展将继续导致人类的同质化……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任何有理性的人看到后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一条路，终点只有一个。”而且，福山认为，“最后之人”已经是一些由自由民主创造的“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既然如此，这些人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以他们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也因此而终结。尽管福山作为学者可能“真诚地”相信西方文明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真的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制度形式，但作为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公开宣扬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无疑会促使美国政治家，甚至普通民众产生狭隘的排他性心理，进而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

　　福山提出的文明终结论是荒谬的。首先他的这种谬论在美国学术界都遭到严厉的批判。如前面提到的亨廷顿就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种错觉，“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觉。”美国学者库明斯认为，福山同历史上一切鼓吹历史将终结于某种制度的人一样缺乏起码的历史感，他在为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等人撰写的《转型时代》一书的前言中讽刺道：“但与福山不同，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知道，我们可以忘记历史，但历史不会忘记我们。”其次是福山提出的立论基础存在问题。福山认定人类有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并将它说成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动力和普世性的规律，而自由民主制度恰恰是最能满足这种欲望的制度，因此历史必将终结于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欲望是怎样产生的，又将如何变化？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首先是从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的劳动生产开始的，在基本需求获得满足后才会逐渐产生新的欲望和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递进理论，获得认可（即福山的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在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的新需求，而且也并不是人们的最终需求，在满足认同和自尊层次的需求后，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怎么就能说人们在满足认可欲望后就会产生惰性，因而失去追求更高目标的动机，并因此导致历史终结呢？再次是历史终结论同现实的发展不相符合。就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而言是问题多多。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长时间的停滞；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富裕阶层收入占比不断提高、中产阶级的规模与收入在不断萎缩和下降，政府和一些民众将自身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由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浪潮，像特朗普就公开提出“美国第一”的执政口号。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乱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1年达沃斯论坛上宣称，由于“社会不平等危机、民主危机、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气候危机，同开放市场连在一起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在这种环境下运转了”。在此前提下，福山怎么就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了呢？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却是充满活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最大贡献者。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那些因向资本主义转型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前苏联地区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对资本主义固有的顽疾越来越感到不满而寻求替代性模式的人们，更包括那些身负多重压迫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渴望改善自身状况的贫困落后国家的人们，都对中国寄予了很高期望。他们衷心地希望中国能为他们的发展、复兴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由此可见，从西方学者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立论基础、从福山“历史终结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对照观察，“历史终结论”都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它自身可以终结啦！

　　今天，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并已形成自身独特文明特质的中华文明站在了改变西方文明一家独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在不同文明交往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交往理念，像“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同西方文明所秉持的“零和博弈”“以邻为壑”“美国治下的霸权”等文明交往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们正在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的认同，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写入联合国决议。新时代的历史学，尤其是文明史研究肩负的重任就是要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为我们现实中的文明交往理念和政策提供历史支撑和证明，因为这些理念是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