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位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学教师利奥波德·兰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在该书的前言中，兰克以一种年轻人少有的老成持重如是说道：“人们赋予史学尊职，整理既往，助益现世，教导未来岁月，如此崇高的尊职，目下的尝试不敢承担，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胡昌智先生译文）在中文学界，这句“过去原本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通常被翻译成颇具古风韵味的“如实直书”，不仅成为理解兰克史学的一把钥匙，更被奉为客观主义史学的圭臬。然而事实上，兰克这里所谓对“过去原本是如何”的呈现，与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时要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并无关系。

　　既然如此，兰克为什么要呈现过去的“原本”，这个过去的“原本”究竟是什么？胡昌智认为，结合兰克在前言中的论述逻辑以及该书的主旨来看，兰克所说的“过去原本是如何”指的是六个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共同发展的历史，亦即如何借助基督教获得内在一致性的历史。兰克认为，这种宗教在其中彰显重要作用的神意历史才是他所要呈现的欧洲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原本脉络，这一脉络也构成了基督教欧洲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前提。那么，这一原本展现兰克基督教历史意识形态的论断何以成为响彻史学界的客观主义方法论宣言？人们又是怎样将兰克塑造成一个与其本来面目不尽相同的“科学的历史学之父”？兰克的史学思想在跨文化的传播中发生了哪些变形？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本《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中找到答案。

　　从该书的标题看，两位作者的用意是想借助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考察兰克史学从德国向中国的传播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借以说明兰克史学是如何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标题中的“史学旅行”，显然借用了萨义德的“理论旅行”观念。1982年，萨义德发表了重要性不亚于《东方主义》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该文最初刊登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文学评论季刊《拉里坦》（Raritan: A Quarterly Review）第一卷第三期上，创办者是罗格斯大学的文学批评家理查德·普瓦里耶（Richard Poirier）。一年后，文章被收录到萨义德1983年的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被认为是一篇能够体现萨义德理论成就的重要文献。

　　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提出了著名的理论旅行命题，即当某一理论或观念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移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及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萨义德认为，理论或观念的旅行是人类文化和思想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这种向新环境的运动却绝不是畅行无阻的。它势必要涉及不同于起点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这就使得对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传递、流通和交流所做的任何解释都复杂化了”。在此基础上，萨义德归纳和总结了理论或观念旅行的四个环节。第一，理论或观念产生的原初环境；第二，理论或观念得以旅行的通道；第三，理论或观念在新环境中受到的接纳或抵制；第四，理论或观念在新环境中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新的内涵。上述四个环节一方面说明了理论或观念旅行的一般规律，一方面也强调了理论或观念在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复杂变化，而这一变化与人们对其的改造、曲解甚至误读有很大关系。因此，研究理论或观念的流动，最重要的是考察它们在原初语境中的含义，以及这一含义在后来的流动中所发生的迁变。

　　作为一部研究兰克史学思想跨语境传播的力作，《史学旅行》一书很好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作者对兰克史学思想本义的还原中可以看到，虽然兰克热衷于使用档案文献，注重考证史料的可信度，但兰克不尽然是一位后世所认为的客观主义史学家。除了那句被误解的“过去原本是如何”外，另一个经常被人们用于证明兰克坚定的客观主义立场的例子，来自兰克在1860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国史》第二册中的一句名言：“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只让那些能够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去述说。”其中，前半句“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Ich wünschte mein Selbst gleichsam auszul?schen）被理解为历史研究者要消除自身的主观性，做到不偏不倚；后半句“只让那些能够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去述说”则被认为是让史料自己说话。但据《史学旅行》作者之一的胡昌智考证，“自我消融”一句话实际是指，历史学家应该打破自身的局限，将自我提升到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的高度。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应当进入到历史人物的思想世界之中，想其所想，努力做到对历史人物的“感同身受”。只有将历史人物的理念内化于心，历史学家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史料的束缚，从历史总体发展的高度和脉络中求得历史真相。而在后半句中，那个在述说的“强大力量”并不是指史料，而是指那些强有力的历史个体，即为兰克所肯定的君王或政治强权。显然，兰克是反对那种只有史料而没有“高度”和“情怀”的历史著作的。

　　当然，兰克的“自我消融”说确实也有着在历史研究中不应持某种立场之意，但这主要是针对麦考莱的有感而发。1857年，为了写作计划中的英国史，兰克前往英国收集史料，并在伦敦拜访了已经有五卷本《英国史》珠玉在前的麦考莱。麦考莱对一个外国人撰写英国史，尤其是他已经写过的部分不以为然，甚至怀疑兰克是否有能力为之。这件事给了兰克很大刺激，但也坚定了他写一部不同于麦考莱的英国史。兰克看到，麦考莱是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写英国史的，难免褊狭。他希望在史料上超越后者，故而选取外交档案里的使节报告，认为这种来自局外人的观察更具超然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兰克就不会采取某种立场。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兰克认为普鲁士王室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有站在王室立场上撰写历史、解释历史，才能摆脱党派之争，获得一种真正的客观性。

　　所以，无论是早期展现“过去原本是如何”的神意历史，还是中年时“消融自我”的政治史学，兰克在撰写历史时绝不是一个只醉心于史料、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者。实际上，兰克所有的历史著述都带有一种观念上甚至理论上的预设，那就是去揭示历史（在兰克看来，主要是王朝的历史）的个体性以及历史内在的关联性。这也是兰克在晚年转向世界史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1871年，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统一，但兰克并没有感到欢欣鼓舞。相反，兰克认为他心目中德意志各邦国保持独立和特色，但在精神上彼此通融的理想状态被打破了。兰克反对大一统的普世政治理念，并认为这种理念“对历史演变形成的世界而言是彻头彻尾有害的，因为它压制所有其他的自主性、独立性，剥夺各民族的特质”。因此，当目睹自己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热衷于撰写德意志统一或德国建国的历史时，兰克却带着他对历史的最后激情，“不合时宜”地走向他视之为最能体现个体性的世界史。

　　兰克认为，真正的世界史首先要体现欧洲各族群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但关联性不是各族群历史的简单汇集，而是指各族群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这其中既有冲撞，也有交融，更有彼此间的相互提升，最终这些复数的族群历史被铸造成一个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单一历史。不过，这种关联性是建立在欧洲各族群历史的个体性和特殊趋势之上的。如果脱离了这一原则，世界史将沦为没有根基的哲学玄思。因此，关联性和个体性不仅构成了兰克世界史理念的内核，同时也成为撰写世界史时拣选资料的标准。也就是说，兰克的世界史写作固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但选择何种史料却必须以能够体现他对世界史的理解为前提。这显然是兰克一贯的“理念”先行的撰史风格的延续。

　　就这一点而言，兰克同与之相互攻讦的黑格尔之间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截然对立。如果说黑格尔明确提出了一种哲学的或理论上的世界史，那么兰克的世界史“理论”则隐藏在那些看似琐碎和平庸的史料之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兰克的世界史其实也是一种科塞勒克所谓的“集合单数”（Kollektivsingular）的历史，因为它试图通过关联性展现一种超越个别个体性（individualit?ten）的历史。而这种超越个别个体性的历史，用梅尼克的话说就是展现“一个大的整体个体性”（eine grosse Gesamtindividualit?t）的历史。这与黑格尔的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大写历史”无疑是一致的。

　　既然兰克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客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只凭史料说话的考据派，甚至更不是一个没有理论只罗列史实的经验论者，那么兰克缘何在后世眼中几乎与崇尚如实直书、史料考证的“科学的历史学家”画上等号？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时代精神和史学观念的变化所致。兰克的晚年，德国已经完成统一，正朝着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强国迈进。1898年，兰克辞世十二年后，一向为其诟病的俾斯麦被安葬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旁紧邻铁路的一座小山丘上，据说是因为首相希望身后也能每天听到列车驶过的轰鸣声。在一个更强调国家意志和祛魅的世界里，曾经在兰克身上达到巅峰的观念论的、神意的和政治的史学，受到了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史学新潮的冲击。年轻一代的学者更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文化与大众。即使是亲承兰克的后学，也试图对兰克的传统有所突破，以适应时代及学术的要求。

　　以兰克的第二代弟子伯伦汉为例，他在其影响甚大且多次再版的《史学方法论》中，就主张将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个别的、典型的人扩大到集体的人，并认为兰克以精英为主的政治史，在日益工业化、群众力量浮现、新思潮叠现的社会里，已经无法继续让人信服。不过，伯伦汉保留了兰克对待史料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和深化，对史料的分类、辨识、比勘、考证、解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显然，伯伦汉对兰克进行了适时的改造，他摒弃了兰克史学中观念论和唯心主义的成分，强化了其中的科学主义因素。因为相比于史观，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不会因时而异，也更符合当时所盛行的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的潮流。进而，伯伦汉将兰克“过去原本是如何”“自我消融”等论断从其观念论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只放在了史料考证的脉络下，并将之转化成史学求真的宣言。同样，伯伦汉也接受了兰克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但过滤了其中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成分，同时把世界史中的关联性改造成带有逻辑推导性质的“因果关联”。总之，伯伦汉将兰克塑造成一位摆脱了个人主观倾向和内心情感的史家，一位坚定的历史客观性的捍卫者。由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一书流布甚广，这一经过取舍的兰克形象也随之得到传播，并成为德国之外的史学家了解兰克的一个重要来源。

　　利奥波德·冯·兰克

　　从中国对兰克史学的接受来看，《史学旅行》一书为我们列出了至少三种来源：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的《史学原论》以及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其中，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显然是中国史家认知和理解兰克的最终源头。但从时间上看，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却是中国史家最早接触到的详细论及兰克的著作。坪井早年与兰克的再传弟子利斯合作，共同缔造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史学科，可谓私淑兰克。他的《史学研究法》在理论和架构上完全承袭了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但材料和例子多取自日本。与伯伦汉一样，坪井在强调兰克史料方法重要性的同时，也主张历史要研究社会和集体人群，试图将兰克的政治史与新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作一调和。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的《史学原论》同样深受伯伦汉著作的影响，而且瑟诺博司与伯伦汉一样，同为兰克的第二代弟子，并上过伯伦汉的研讨课。但与伯伦汉和坪井九马三不同的是，瑟诺博司不是一个调和论者，他深信历史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可以被理性地解释，同时反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或许是他在《史学原论》中强化兰克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一个原因。相比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的《史学原论》在传播兰克史学中发挥的作用最大。该书在1926年就有了中译本，1928年又有了何炳松的英文选编本。不仅如此，《史学原论》对史料重要性的强调甚至上升到了“文献崇拜”的高度，书中提出的“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的论断给中国史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便与之有一定的渊源。

　　从伯伦汉对兰克史学思想的改造，以及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对兰克史学科学性的强化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和史学观念的变化，兰克史学中相对不变的部分，比如对于史料的态度，才更有超越时代或地域的普遍价值。尽管这很可能是对兰克的一种曲解，削弱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却更具实用性和操作性，也更有利于兰克思想的跨文化和跨语境的传播。中国史学界对兰克的接受，显然只是汲取了其思想中更具普遍意义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内容，至于兰克著作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时代精神，却并不是中国史家所要考虑和接受的。正如《史学旅行》一书的作者之一李孝迁指出的：“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的著作中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了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论推崇还是批判，中国史家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甚至那些对兰克推崇备至的史家，如傅斯年和姚从吾，也没有研读过兰克的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史家将兰克思想中最为其所需的那部分拿来直接使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兰克的曲解或者有选择的取舍，才使之能够跨越文化和史学传统上的障碍，顺利地为中国史家所接受，从而避免了一种异域思想传播到一个新语境中时经常发生的冲突与不适。

　　如果结合中国当时的语境来看，兰克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也正是中国史学界所需要的，尤其是科学主义，被认为是建构中国的新史学或现代史学的基本前提。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缺乏科学精神正是中国史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无独有偶，兰克在中国的境遇与在美国的遭遇是极其相似的。伊格尔斯在1962年发表的《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中指出，兰克去世后，美国史学家发展出一副完全不同于德国的兰克形象。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历史学家由于不能够理解兰克历史思想的哲学语境，就把他们所能理解的，也是适合于他们赋予历史以科学尊严所需要的兰克对文献的批判分析，与他们感到陌生的兰克的唯心主义哲学分裂开来。他们把这种批判的方法和研讨班移植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思想环境中。这样一来，兰克就被几乎所有的美国历史学家，包括尊崇他的“科学派”史学家（如赫伯特·亚当斯）、批判他的“新史学派”史学家（如鲁滨孙）以及怀疑他的相对主义者（如卡尔·贝克尔、查尔斯·比尔德），共同奉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并被认作是一位只关注确认事实、特别是在政治和制度领域中的事实的非哲学的史学家。

　　萨义德在《理论旅行》一文中，曾以卢卡奇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为例，谈及理论或观念在跨越不同语境时所发生的弱化和强化两个后果。在卢卡奇理论中，物化是无产阶级难以摆脱的宿命，无产阶级只有在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totality）亦即总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克服物化。为此，无产阶级需要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并开始一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和信徒，罗马尼亚裔法国文学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继承了物化、总体性等理论，但将之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领域，应用到社会意识、道德生活和文学艺术层面。显然，戈夫曼对卢卡奇的理论进行了弱化和改写，消除了其中的战斗性和革命精神。而在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那里，物化理论被再一次弱化，激进的革命理论被一种温和的学术研究所替代。与此相反，当物化理论传播到身处阿尔及利亚的弗朗兹·法农那里时，因物化而导致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就变成了殖民者和受殖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通过一场暴力革命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被法农大大地强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走向了行动和实践。

　　实际上，不论是弱化还是强化，都涉及理论旅行中的误读问题。萨义德认为，误读往往是情境的变化所致，是理论旅行中常见的现象，应看到其中的合理性：“在我看来，完全可能把误读判定为观念和理论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进行历史迁移的一部分。卢卡奇是因一种情境并在这种情境内写作的，而这一情境产生的有关意识和理论的观念，与戈德曼在他的情景中产生的观念大相径庭。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奇著作的误读，并紧接着把这一误读与作为错误解释的一般阐释理论联系起来，就等于没有对历史和情境予以审慎的关注，而这两者在把卢卡奇的观念改变成戈德曼的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同样，兰克史学进入中国后，其科学性的一面在新的语境中不断得到强化，而宗教和唯心主义的一面则被弱化。虽然由此获得的关于兰克的思想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对于中国史家去理解现代史学的要义，去建构客观性这一高尚的梦想却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