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两种国际秩序。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现行的国际秩序，它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者通吃”的极端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另一种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它实际上是苏联打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号建立的霸权式的国际秩序。后者已经因为不得人心而走向解体；前者同样因为不得人心而成为有识之士呼吁变革的对象。而中国则成为有识之士寄予厚望改变旧国际秩序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真正践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所体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吴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正在展现出若干新的趋势，有可能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在国际层面践行社会主义价值，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创建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已经开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阐发了一系列思想并推动使之逐渐落实。比如，国家不分大小，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实现共同发展；不同文明之间并不必然要产生冲突，而是可以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取长补短式的发展；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反对零和博弈，坚持合作共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等等。这些思想和政策的背后当然有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尚和”等优秀传统思想的作用，但更多地是在践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马克思在其理论建构的中前期主要关注西欧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随着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的提出，马克思将研究视野拓展到非西方的后发国家的发展上。马克思首先肯定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具体提出这种过渡需具备的条件。正是在马克思相关论述的指导下，俄国率先通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又有中国等后发国家实践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发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阐发和实践的诸种相关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步入新的阶段夯实了基础。

　　当然，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还有诸多有待克服的重大难题，比如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上则还有美国牵头围堵中国，给中国的内外发展制造障碍。但我们坚信，中国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合作共赢的全球交往模式，更加公平的国际新秩序就会越早到来。

　　一、马克思有关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及相关条件的论述

　　马克思在其理论建构的中前期主要将精力集中于对西欧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上，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随着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如何发展问题的提出，马克思将研究视野拓展到非西方社会即后发国家的发展上。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农奴制出现普遍危机、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土地共有的农村公社，呈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状况下，俄国知识阶层就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马克思语）极力主张摧毁农村公社，发展资本主义。以查苏利奇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则主张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保存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的拥护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曲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硬说连马克思本人都认为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而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开始研究俄国问题。他50岁时自学了俄语，并达到熟练阅读水平。经过研究，他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献，探讨像俄国这样保存着农村公社的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其中，包括研读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著作所做的长篇笔记，还有《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包括初稿和复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

　　首先，马克思肯定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他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俄国“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指农村公社的广泛存在——引者注）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并且，他坚决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对他观点的误解，“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后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有类似的表述：农业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而且，马克思强调俄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其次，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设想，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而是对实现成功跨越的条件都一一作了分析。因此，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观点绝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现的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设想，俄国作为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其一，需要汲取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后发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大大落后于先发国家，因此，后发国家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由于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先发国家并存，因此，后发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时可以便捷地借鉴和吸纳先发国家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个条件是马克思设想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道路成功诸条件中最重要的。之所以这样讲，一是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浓缩性的概括，其具体内涵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予以确定；二是因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失误给社会主义的实践带来惨痛教训。

　　其二，需要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由于农村公社和农民长期委身于沙皇专制制度之下，发展自身、掌握自身政治和经济命运的自觉性不强，需要通过民主化改造以提高其觉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从各方面来看对它都是不利的。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而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具体措施就是：“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公社之间交往的加强与农民能够真正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机关，无疑都是以农民物质生产能力和道德修养水平的极大提高为前提的。

　　其三，需要有俄国革命，以免农村公社遭受资本主义发展的破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马克思不仅肯定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且为这种跨越所需具备的条件作了预设。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条件都是马克思所作的原则性设想，至于具体如何运用，需要后发国家在自身的过渡实践中探索。并且，因为这是一种无前例可循的伟大实践，它往往会经历在实践中付出代价、在经验中学习、逐步找到正确路径的过程。

　　二、苏联和中国探索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经验与教训

　　在将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观点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俄国是否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认识问题。列宁对这个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这可以从他同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由观点一致到产生分歧和争论的情形中辨析到。

　　最初受马克思有关先发国家资本主义经历充分发展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影响，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反对激进民粹派有关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而且都是以资本主义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列宁批判激进民粹派的由农村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观点的理论依据在于：“在俄国，象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有雇佣工人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但是，到十月革命前夕，他们之间却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普列汉诺夫仍然坚持原来的理论观点，认为俄国既然只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就不应该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去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曾形象地写道：“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而此时，列宁已不再强调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致反对激进民粹派时所坚持的那种理论观点，而是强调既然工农大众已经再也不能容忍沙皇统治，就应当机立断领导工农大众推翻沙皇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列宁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角度予以论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样，列宁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后发国家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理性。

　　在实践中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界定为苏维埃政权加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他将共产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将社会主义界定为：“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界定看，他对“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主要是从物质技术层面予以理解的。虽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俄国被迫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交换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像在农村允许农民将余粮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在城市允许私人开办中小企业，使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发展，但由于将市场经济的发展视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列宁将实施新经济政策视为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式和方法”。这就导致列宁以一种矛盾的心理来看待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将其视为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暂时的退却，“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另一方面却又将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办法，像在上面宣布要结束退却的同一篇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无疑，列宁需要时间来检验新经济政策的效果、来对如何在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但从1921年5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1月列宁病逝，仅仅3年时间，尽管列宁留下了一些重要文献，对如何在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思考，但并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思想和方针政策。

　　几年后，新经济政策就被斯大林于1929年年底发起的“全线进攻”的“大转变”终止。斯大林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发起对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大转变”，建立起一个工业全面国有化、农业全面集体化、管理高度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斯大林将市场机制作为资本主义的要素从社会主义经济中排除出去。更有甚者，斯大林还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建立了合作和互助，不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在实践中，斯大林将苏联封闭起来，尽量减少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交往，也就是说连在物质技术层面向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借鉴都予以阻止。斯大林之后的国家领导人虽然不断进行经济改革，试图赋予苏联经济活力，但由于基本沿袭了斯大林的观念，将市场机制视为资本主义要素，因此将改革重点放在了企业放权、物质刺激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上，最终未能扭转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到戈尔巴乔夫实行“休克疗法”，用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最终导致经济混乱，苏联解体。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建设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所提示的“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问题，未能在市场机制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认识与实践。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基本沿袭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也排斥市场机制，将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竭力割除。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由于缺乏市场体制下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形成了“企业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加之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导致中国经济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所幸在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显示出比苏联共产党更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启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惨痛的教训面前，邓小平同志对将“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仅仅作物质技术层面的理解进行反思、作出修正。他曾专门发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谈话，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后来又专门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正是因为从理论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市场机制的难题，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解除了思想上的紧箍咒，大胆进行先行先试，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运行、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将竞争机制引入个人工作绩效考核、将多种所有制引入经济体制，……并实行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从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迄今，历经40余年的建设，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追根溯源，之所以在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连续出现对“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错误理解，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关于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两类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论设想。就先发国家而言，《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纲领性文献显然是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但它是针对市场经济已经获得长期发展的先发国家而言的。在该文献中，马克思虽然强调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种分配已经不再是在市场上通过货币的交换，而是“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尽管《哥达纲领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先发国家而言的，但是后来排斥或限制市场经济的作用几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信守的基本准则。而马克思有关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和条件的文献却为人们所忽视。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尽管没有明确说明市场机制是后发国家发展经济应当借助的手段，但还是能够体察到其有关这方面的提示。比如，他对比了引入先进机器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同引入银行、信用等一整套交换机构之间的差别，“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们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不仅包括物质技术层面，还包括交换机构和交换机制层面，而后者则是需要在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孕育成熟的。

　　从苏联和中国等后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观察，恰恰是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问题上未能得出科学的认知，未能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所使用的。只是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才真正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应该包括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创建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构一套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它要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通过创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创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内在机制，由此揭示出社会主义作为此种矛盾的解决，其建立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规律。至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提出了不同的论述，这就成为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指导，并在其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思想。就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就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通过研究不仅肯定后发国家有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具体提出了需要具备的条件。当然，在领会马克思有关“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真正内涵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较长期的探索过程，从挫折和教训中逐渐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获得较大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创建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它需要具体国家的革命领袖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确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列宁根据俄国当时的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俄国应当抓住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统治孱弱、工人和农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重大历史机遇。他首先从理论上论证在后发国家可以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利用社会主义政权来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合理性；然后通过布尔什维克这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正是在苏联的示范和指导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更为落后的后发国家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陆续还有其他一些后发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当然，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紧接着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却始终没有解决是否应该运用市场机制和是否应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问题。面对内外交困的紧迫形势，列宁果断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借助市场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由此使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发展。但在如何看待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肯定新经济政策是建立社会主义真正基础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暂时退却。这反映出列宁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遗憾的是，列宁没有更多时间来思考和解决这一事关社会主义建设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就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创建发展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仿效斯大林模式，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经济也取得巨大发展，但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以及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方面存在不足。

　　第三个阶段是运用市场机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有关“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付诸实践，在吸收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技术层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活力，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的标准模式，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面对低水平生产力和计划经济缺乏活力的紧迫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灵活运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启动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引进技术、引入外资、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跃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标准模式，成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其他后发国家学习借鉴的标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