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法国革命史家乔治·勒费弗尔是心态史的开拓者。他在研究法国农村社会史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心态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取向。他的心态研究更侧重于微观层面，聚焦短时段的政治事件。除此之外，勒费弗尔的心态史表现出三个理论特点：心态是一种能动的因素；心态构成社会经济与人行动之间的中间因素；心态通过人的实践得以影响社会政治转型。他的心态史研究不仅能弥补年鉴学派心态史研究的不足与缺陷，也有助于反思文化史研究的缺陷，进一步推进社会文化史研究。

　　关键词: 乔治·勒费弗尔；心态史；年鉴学派；社会结构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史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乃是创立了心态史这一研究范式。心态史成型于20世纪20年代，以布洛赫的《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态史逐渐成为新史学运动的“先锋”,不仅拓展了历史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视角，活跃了学科对话，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更新与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者一直没有放弃引介心态史的努力，并致力于将心态史与本土经验研究结合，佳作迭出。

　　不过，心态史并不是年鉴学派的“专利”。法国革命研究者乔治·勒费弗尔也是心态史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之一。他于1932年出版的《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一书，虽略晚于布洛赫的《国王神迹》,但也是公认的心态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而且，由于对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社会转型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勒费弗尔的心态史不仅与年鉴学派的范式有所不同，对思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后的史学研究所遭遇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困境，也能提供不少借鉴。不过，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并不受重视，这或许因为他在奠定法国革命研究“经典解释范式”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方面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有鉴于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理路，区分其研究方法逐步发展的各阶段，把握各阶段的特点，接着通过与年鉴学派的心态研究进行比较，解释两者的差异。最后，结合新近史学发展的问题与困境，进一步分析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对推进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一 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

　　勒费弗尔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史家。他出生于1874年，直至1924年才完成国家博士论文。同年，论文出版，即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这部巨著运用了大量的经济统计方法，并采取“眼光向下”的新视角。此书吸引了布洛赫的注意。布洛赫在完成《国王神迹》后，计划系统研究法国革命前的农村社会。他被《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的广博与精致所折服，遂邀请勒费弗尔加盟斯特拉斯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位于德法边境，是一座新式学校，汇聚了大批新锐学者，其中有社会心理学家布隆代尔、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等，这为学科互动与史家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受此新风气影响，布洛赫在任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期间，开创了心态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学界一般认为，勒费弗尔从事心态史研究，受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风气的熏陶，而且与他的新同事布洛赫的影响分不开。彼得·伯克便持此种看法。但是，这一判断并不全面。因为，在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之前，勒费弗尔已经注意到集体心态的影响。事实上，他转向心态史，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史学应当同社会学或人类学结合，而是经验研究促使他意识到心态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下文梳理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并分析其研究每一阶段的特点。

　　20世纪30年代之前，可以视为勒费弗尔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份。首先，在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布尔堡的民众俱乐部》中，勒费弗尔分析了法国革命时期布尔堡地区的民众政治俱乐部的创立、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在这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勒费弗尔特别注意到民众的精神状态。全文大约有11处提到了“革命精神”（esprit révolutionnaire）和“公共精神”（esprit public）。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共和七年贝尔格区的物资供给》中，勒费弗尔同样注意到，公共机构的“精神状态”对物资供应有一定影响。由此可见，在受邀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之前，勒费弗尔不仅关注到与心态或民众精神相关现象，而且已经意识到，心态不仅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结构，而且会对后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勒费弗尔在他的国家博士论文中，深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对国有财产售卖的影响。所谓国有财产，指的是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从反革命者、贵族、未宣誓教士等群体处没收得来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售卖。这无疑是一个影响财产转移、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问题。就勒费弗尔研究的诺尔省而言，1789年前贵族占地约为22%，1802年仅为12%,有地的有产者则从16%增加到28%。这就是国有财产售卖带来的影响。勒费弗尔发现，不同地区售卖情况差别很大。他认为，农民心态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弗拉芒地区的农民心态相对温和，而康布雷、埃诺、阿韦斯努瓦地区的农民更激进，新的意识观念容易渗透，民众更容易接受国有财产售卖这类新现象，因此与心态较为保守的弗拉芒地区相比，地产转移更为频繁，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更为彻底。

　　这一阶段的心态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勒费弗尔始终坚持在社会经济史的框架中理解心态问题。心态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是始终受生产关系和财产结构的影响。其次，心态问题的意义在于它影响政治革命和社会转型。最后，通过分析心态与社会转型，勒费弗尔尤为关注历史主体的主观世界和客观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比如同样的外部因素（如国有财产售卖），经不同主观世界（农民心态）的折射，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上述三个特点，既贯穿了勒费弗尔此后心态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而且也是他的研究区别于年鉴学派范式的主要特点。

　　第二阶段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也正是勒费弗尔加盟斯特拉斯堡大学以后。在这一阶段，随着研究逐渐成熟，尤其是确立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后，勒费弗尔心态史研究的基本风格也逐步确立，分析更为精致。这一阶段代表性研究包括几篇论文和《大恐慌》。《阿贝尔·马蒂厄的史学研究》和《物价变动和法国革命的起源》虽是评论文章，但很值关注。因为，首先，勒费弗尔所评述的是当时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最权威、而且最能代表新取向的两位学者马蒂厄与西米昂。其次，在述评中，勒费弗尔指出了新史学的不足。这些看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勒费弗尔从方法论和理论上指出，心态研究有助于弥补新史学的不足。

　　1932年2月25日，马蒂厄突发心脏病去世。勒费弗尔撰文，以示纪念。马蒂厄是当时革命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权威学者，最初关注革命宗教问题，后转向政治史和经济史，1927年出版的《恐怖统治时期的昂贵生计》（下简称《昂贵生计》）开拓性地研究了恐怖统治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纲领。勒费弗尔的评论文章《阿贝尔·马蒂厄的史学研究》在概览并评述了马蒂厄一生的史学成就后，针对《昂贵生计》一书，展开评论。他认为，一旦引入经济社会史，革命研究将发生根本的转变。而这正是马蒂厄的贡献。但随后，他敏锐地指出，马蒂厄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因为他虽然分析了社会经济问题，却只关注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救国委员会和罗伯斯庇尔），不太关注受政策影响的具体的人，只考虑“党派的观点”和革命政府的初衷，不考虑政策的影响与后果。换言之，文章认为，虽然马蒂厄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但社会依旧不可见，民众仍旧被忽视。因此，勒费弗尔指出，“如果想要自下而上，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去分析事件，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应当越来越需要关注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他认为，构成“社会史的基本问题”的，不仅包括“社会经济基础”，还包括“民众阶级的需求、利益、情感，尤其是他们的心态内容（contenu mental）。”

　　通过评述马蒂厄的研究，勒费弗尔不仅明确提出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而且认为“心态内容”是社会经济事实的构成要素。很明显，他的这些看法评论实际上延续了他早期研究的基本风格：心态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会影响社会转型。事实上，勒费弗尔和马蒂厄虽然都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但是研究旨趣大不相同，所以才有上述分歧。勒费弗尔研究革命时期的财产关系，是为了把握社会变迁，关注心态也是出于同样原因。马蒂厄分析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为了理解社会问题，而是为了给罗伯斯庇尔辩护，证明他颁布的政策有合理性。

　　勒费弗尔在五年后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物价变动和法国革命的起源》中，进一步阐发了有关心态与社会结构的看法。这篇文章评论西米昂的代表作《有关16—19世纪物价总体运动的新旧研究》（下简称《物价》）。西米昂是经济社会史先驱，又是计量史学以及史学科学化运动的领导者。他于1903年发表的论文《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堪称新史学的战斗檄文。西米昂在《物价》一书中贯彻“科学史学”的宗旨，尝试将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与史学研究进行结合。所以，勒费弗尔的评论既是针对《物价》,也可以看成是对这种践行科学化标准的新史学的思考。他承认，《物价》以定量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堪称是科学历史学的典范，因为“没有定量，便没有科学可言。”但是，他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历史学不能只看重科学化、客观化，因为历史中有很多现象不能被定量。勒费弗尔认为，《物价》就存在这样的缺陷，因为这本书里看不到“活生生的、承受苦难的人”，看不到“那些经受着经济事实（faits économiques）的人，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他们的不安与信任，他们的愤怒与满足。”另外，他认为，尽管西米昂已经充分注意到物价问题的复杂性，比如货币的充裕与物价高涨之间并不存在通常认为的正比关系，但是科学史学对社会与历史的复杂性依旧认识不足。这一关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的情感、期待等主观因素，会影响经济周期与物价波动的效果，使得理论预设与现实表现之间，存在距离。正如勒费弗尔所言，“物价工资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自发的，而是存在于领薪群体的意识中，是由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加以传达。”

　　通过批评《物价》,勒费弗尔传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见解。首先，他认为，历史的科学化不能取代对人的关注。计量和统计尽管能推动史学研究更精确、更客观，但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因为人的不安、信任、愤怒和满足这些心态现象，不可能被计量。勒费弗尔认识到，如果只一味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历史研究很可能失去人文学科的特性，失去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对新史学的上述批评，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深度。注勒费弗尔传达的另一个见解更为重要。他认识到，历史很少符合理论预设，因为人不是社会经济力量消极的、被动的承担者。相反，作为一种集体表象，心态会积极地、能动地影响人对外界物质环境的理解，从而影响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在这方面，勒费弗显然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中，区分了个体表象与集体表象，认为个体意识源自孤立的有机体的心理学存在，集体意识则产生于诸多这类存在的结合。在涂尔干的分析中，集体表象总体上是一种传承性的、历史性的、稳定性的集体心理。他说，集体表象是“前辈的传统与当代的影响相叠加”的产物。注勒费弗尔同样认为，心态这一集体表象横亘于人的主观行动和客观世界之间，社会存在不是直接影响人，而是通过集体表象，间接影响人。不过，他的理解与涂尔干有所不同，他更强调人的主动性，而不是集体表象的结构性和稳定性。

埃米尔·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1858-1917）

　综上分析，可见，至20世纪30年代，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已经基本成型，而且形成了其较为独特的理论思考。在他看来，心态史是“自下而上”社会史的一部分，是理解普罗大众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视角。心态不仅是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更是把握和解释社会经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角度，因为它构成了主客观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因素，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勒费弗尔为什么会注意到心态的重要性？原因有几方面。首先，他兴趣广泛，对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有涉猎，尤其对勒庞、涂尔干、哈布瓦赫等人的著作更有深入的研读。此外，勒费弗尔与新史学很有渊源。他虽然长期身在外省，但并不孤立于学术圈。勒费弗尔曾是贝尔（Henri Berr）主办的新史学刊物《历史综合评论》的撰稿人。与新史学的接触以及跨学科的阅读无疑有助于拓展他的视野，丰富分析取向。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的经验研究。勒费弗尔以农村研究著称。法国农村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结构和财产结构比较稳定，变化缓慢，农民安土重迁，地方主义的心态很难在短时间里改变。那么，在革命时期，城市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易于改变，而农村社会对变化的抵制更为明显。因此，研究农村社会，更容易注意到激荡的外部环境与相对静止的心态世界之间的差距。勒费弗尔很早就注意到，农民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容易接受自然法观念，共同利益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心态世界，从而影响了国有财产售卖。这一现象令勒费弗尔意识到，心态通过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影响人们的行动，由此会间接地、但却很可能决定性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这一认识构成了他理解心态的基本框架，即外界社会经济环境——心态——人的行动这样一种三元关系。正如革命史权威萨涅克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时所指出的：勒费弗尔实现了一个“社会史家最高的目标”，即“捕捉到经济事实、社会事实、政治事实、思想与道德事实之间的如此复杂的关系，并发现它们之间的整合性。”

　　二 与年鉴范式的异同

　　勒费弗尔的心态研究与年鉴学派的范式有不少共通之处。这些共性根本上反映了20世纪初新史学的基本特点。首先，他们的心态史都属于问题史范式，充分表现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能动性，而不像传统史家那样仅限于考证史料。其次，两种心态史或多或少都带有整体史的特色，强调在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各要素构成的整体结构框架下考察历史问题。第三，都使用了新材料。这是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色，不仅使用传统的档案，更倚重类似小说诗歌、教区登记册、统计数据、绘画图像等材料。上述几个共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依托，彼此关联，共同塑造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新的史学范式：材料的丰富带动了对社会的整体思考，结构和关系的复杂化，推动史家进一步反思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与年鉴范式有显著区别，其中，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勒费弗尔更强调心态在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中的位置，通过考察短时段的剧烈变动，展现心态在社会转型的作用。相反，年鉴学派更倾向于考察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揭示心态如何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历史因素。这一区别又与他们如何理解心态结构的转型以及历史主体的能动性等问题存在一定关联。下文通过比较勒费弗尔的《大恐慌》与布洛赫的《国王神迹》，着重从方法论和史学理论角度，进一步说明。

　　《国王神迹》是心态史的经典之作，奠定了心态史研究的基本纲领与方法，对非年鉴学派的学者如福柯、康托洛维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国王神迹》一书中，布洛赫聚焦一种集体意识，即人们普遍认为英法两国的国王，只要通过触摸病人，便能治愈瘰疬病。他考察的问题是，这种集体意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克服历史变迁，得以延续。布洛赫认为，这是因为一种长期支配的集体心态在起作用，即相信王权具有超自然的神圣性。这种心态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有所衰退，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布洛赫通过仪式、画像、歌谣等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心态的发生、发展和衰弱的过程。根据他的分析，这种集体心态有几个特点。首先非常稳定，不仅延续时间很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能发现其踪迹，而且能对抗“信念危机”，也就是说即便国王的触摸不能起效，人们也不会质疑神迹，而只会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足够虔诚。其次，心态是“总体史”的一部分。布洛赫从两个角度分析了“总体史”。首先是横向纵深层面，即心态通过神话、故事、传说、仪式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无所不在、却并无自觉意识的普遍意识。其次，从纵向结构的角度来看，这种心态是政治的一部分，与政治运作、制度维系等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是王权神圣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要言之，这与整个前现代社会的君主政体都有关系。在布洛赫的笔下，集体心态类似某种文明：“一些集体表象影响整体社会生活，在大的轮廓上显示出极大的相似性，见于众多民族，这些集体表象明显地带有特定的文明状态，随着这些状态而变化。”

　　《国王神迹》揭示的心态现象延续了八个多世纪，而勒费弗尔研究的恐慌心态仅出现在1789年春夏之交。所以，称《大恐慌》为微观心态史研究，也不为过。1789年春夏，一股谣言在法国乡村蔓延：全国三级会议陷入僵局，贵族要反攻倒算，雇佣盗匪抢劫夏收的粮食。农民信以为真，组织武装民兵，进行自卫，进而烧毁封建租约地契。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法国封建经济体制的覆灭。这即是法国革命历史的“大恐慌”。勒费弗尔和布洛赫一样，不因为这种心态不理性，就嗤之以鼻，而是尽可能同情地理解。他的问题是：民众为何会轻信谣言，谣言又为何会传播如此迅速?勒费弗尔给出三个原因。首先是社会结构，等级对立和贫富差距令农民生活没有保障，不安和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是经济原因，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衰退，致使等级关系更为紧张，社会矛盾更为突出。最后是导致“大恐慌”的三个直接原因：1788—1789年粮食歉收；贵族首先向国王发难，挑起革命；全国三级会议一事无成。这三层原因互有联系。等级之间矛盾令民众对成为革命排头兵的贵族心存疑虑，三级会议一无所获更证明了这种疑虑：贵族不可能“为民请命”,一定在阻挠革命。歉收令他们对夏收的粮食更为珍惜，对谣言更为轻信。上述几个原因促成了这场全国骚乱。

《国王神迹》（左）
与《1789年大恐慌》（右）

　　通过比较两部著作，可以发现，勒费弗尔与布洛赫的心态史研究有显著区别。首先，勒费弗尔聚焦短时段的事件，布洛赫聚焦长时段的现象。其次，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研究角度也有不同，即勒费弗尔的分析主要在一种共时性的结构中展开，他分析的是旧制度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等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样的结构关系如何影响民众。布洛赫的分析尽管没有忽视结构，但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展开，他考虑的是心态的延续性。与之相关的第三点差异表现在，勒费弗尔更关注人们的行动，也就是说他是从“做事”（doing）或“实践”（practice）这个角度去理解心态，心态最终表现为人的实践与行动，并能对历史本身产生影响：1789年大恐慌终结了封建经济制度。布洛赫重视的是人们对王权神秘性的集体意识和意识趋向，更倾向于以一种类似历史主义的立场，借用结构主义的框架，分析某种与现代人的理解存在着巨大鸿沟的集体观念。年鉴学派另一位代表费弗尔在《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说得更透彻：“尽管表面相似，但是拉伯雷的同时代人，由于他们的心态归属，离我们十分遥远，他们的结构和我们的结构截然不同。”下文围绕上述差异，进一步分析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特点。

　　首先，勒费弗尔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社会经济结构框架。正如布洛赫在一篇书评中所指出的：“勒费弗尔先生最关注的自然是阶级问题。”所谓阶级问题，指的就是生产结构与财产关系。在勒费弗尔看来，心态从来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这是他与年鉴范式的根本不同。因为，布洛赫揭示的那种集体心态，既然能够有力地跨越八个世纪，甚至在20世纪初都能发现其踪迹，至少说明这种心态不隶属于任何特定的生产结构。但勒费弗尔不这样看。比如在分析大恐慌时，他指出民众的不安，轻信谣言，这本质上是生产力低下、民众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这样一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民众不得不“提前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可怕的灾难和无法估计的后果。”从根本上说，心态是被社会经济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在关于革命时期一次由谣言引发的屠杀事件分析中，勒费弗尔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791年6月21日国王逃离巴黎，各地群众闻讯愤恨不满。当他们听说外国军队可能乘虚而入，更为惊恐。结果，当押解国王的车队路过圣默努尔德地区时，当地的领主丹皮埃尔伯爵向车队鸣枪致意，民众一拥而上，将伯爵打死，并继续向尸体开枪泄愤。勒费弗尔说，国王逃离以及伯爵鸣枪不过是导致民众恐慌心态的表面原因，社会经济才是根本原因。因为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贵族越来越贫困，他们对仅剩的财产看得更重。1789—1791年的改革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导致了他们与第三等级以及革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勒费弗尔认为，在屠杀发生之前，伯爵与民众就冲突不断，如果不是圣默努尔德市府极力维持秩序，那么“1791年6月22日的屠杀就可能提前一年发生。”所以，恐慌的心态根本上是经济结构的产物，这决定了双方的矛盾一定会爆发，但至于何时爆发，或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的具体事件与局势。

　　其次，勒费弗尔认为，社会经济尽管是根本因素，但并不直接影响人，而是通过心态这个中间因素（intermédiaire）作用于人。换言之，心态虽然是被生产结构所决定，但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在勒费弗尔看来，心态本质上是一套叙事，它将经济状况、等级关系和政治现状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以一种民众可以理解、且深有体会、并紧贴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构建成一套叙事。所谓叙事，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说法、一套说辞，来自经验。这种经验可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可能是得自他人。比如在1789年的大恐慌中，这套叙事便是“贵族阴谋论”。农民相信贵族不仅会阻挠三级会议，而且一定会派出他们的爪牙，破坏农业生产，抢夺粮食，饿死农民，还会里通外国，颠覆政府，囚禁国王。这套叙事表达了民众的失望、愤恨、怨怒以及不安，既是他们理解旧制度末年社会政治矛盾的基本框架，同时也构成他们在1789年夏天采取行动、烧毁地契的直接原因。

　　最后，正是将心态放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并看成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因此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才能更清楚地揭示社会转型的机理。当然年鉴学派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个问题，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他们对社会转型的分析相对而言比较机械，表现出一种僵化的阶段论和骤变论的色彩，如阿里耶斯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降临，儿童观念缺失的情况才得以结束。这无法解释身处这种转型中的人的具体状况，更无法解释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如何从一种心态进入另一种心态。相比之下，勒费弗尔的心态史能更精致、更清晰地解释新旧结构之间的转型。以上文分析的“贵族阴谋论”叙事为例。对1789年夏天的农民来说，这套叙事有传统的一面，因为民众从来就是生活在类似的恐慌。

　　三 余论

　　综上分析，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与年鉴范式，在分析视角，研究框架，关注重点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别。很显然，勒费弗尔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思考更能有效地反映社会结构与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能揭示人的心态对社会转型的作用。那么，他的研究对反思心态史，以及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研究有何借鉴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要明确心态史遇到了哪些批评?从创立至今，心态史成果斐然，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遭到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心态史过于强调整体性，忽视个体差异，即如勒高夫所言，“圣路易和他土地上的农民的心态也没有差别。”其次，心态史过于突出心态现象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既无视、更无法解释心态作为一种结构如何发生转型。最后，心态史原本意在解释人的主观世界的丰富与复杂，结果却凸显了心态世界对个体的宰制。如《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所展现的，在拉伯雷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不信教的思想。吉斯蒙迪一针见血地指出，心态实际上表现为人的“理解上的束缚”（shackles on understanding）。心态史的缺陷本质上是历史学受结构主义影响后，试图把握某种“集体感知的无意识的表达”的必然结果，因为越不是个人的，就越是无意识的，越是无意识的，便越能对个体行动和选择发挥个体无法觉察的影响。从理论上说，若要克服上述缺陷，体现人的能动性，并展现历史的转型机制，可能就需要一种更有弹性、更能从结构内部和共时性角度，说明心态、经济关系、历史表象等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范式。这也正是勒费弗尔心态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革命群众》一文中，勒费弗尔如此总结社会现实、心态和人的行动之间的结构关系：在作为原因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这些原因构成了革命运动的起源，与作为事件的结果之间，穿插着集体心态：正是这种集体心态，确立了真正的因果联系，我们唯有通过集体心态，方能理解这些结果，因为原因和结果之前经常不对称。因此，社会史家，不能只描述对立阶级之间的外在表现，他们也应该触及这些阶级各自的心态内容。

　　勒费弗尔的心态概念依赖于“三元结构”模式：心态处于主观与客观之间，传递社会存在的影响与经济结构的压力，使之作用于人，影响其选择与行动。这套理论模式的优势，首先表现在承袭了社会史的理论假设，视心态为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存在的一种再现的现实（réalité représenté），优势之二表现为，正因为意识到社会现实是通过心态这一中间因素作用于人，因此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压力，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勒费弗尔在研究大恐慌时就注意到，同样是恐慌，住在山林附近的民众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长久经历告诉他们：“莫尔旺山既吹不出什么好风，也生不出什么善人”。总体来说，与年鉴范式相比，勒费弗尔的研究取向既不会将心态视作独立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因素，也不会忽视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以及与此相关的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从而更有利于把握心态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次，勒费弗尔的研究不仅重构人们的心态世界，还注重分析人们的行动与实践。革命运动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与他的研究旨趣有关。因为只有通过证明法国农民如何通过看似非理性、实则有据可循的自发行为，摧毁封建契约关系，才能成功地将农民这一素来被史家所忽视和轻视的群体，带回到法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勒费弗尔研究“大恐慌”，为的是证明尽管农民不是主动地参与到革命中，尽管他们的方式和行为都比较传统，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力地促成了封建制度的崩塌和经济关系的转型。这一着眼点，与年鉴范式有根本不同。因为无论是布洛赫研究的王权神圣性信仰，还是费弗尔研究拉伯雷时代的宗教信仰，重点都是当时人怎么想，而不是怎么做。行动世界与心态世界的区别在于，心态世界相对稳定，行动世界则充满变数。在具体环境中，心态和观念总会在行动中经受考验，其效果可能会被延迟，如丹皮埃尔伯爵被杀事件，也可能会产生与主体观念完全无关的效果，如大恐慌中的农民，他们攻击领主，尽管只是为了自保，但从客观上摧毁了封建制度。

　　勒费弗尔的心态研究不仅有效克服了年鉴范式的缺陷，而且对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与超越，也有一定借鉴意义。过去二十年中，西方史学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继承和超越心态史和文化史的遗产，具体说来，就是如何既摆脱社会史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又必须避免落入文化决定论，由此诞生了实践史学和事件史两种研究。实践史和事件史尽管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差异甚大，但是有共通的着眼点。因为，实践是人的实践，事件是人参与的事件，所以实践史和事件史都是以人为中心，考察的是在具体情境中，承载了社会压力和文化心态的人，如何主动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通过他们的行动，影响历史，尽管其影响方式并不总是表现为主体的自觉行动。事件与实践即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态的再生产和再创造。延续和转型同时发生。尽管勒费弗尔从未集中阐述何谓实践，何谓事件，但他的心态史研究从经验层面证明了实践史和事件史的理论构想。这也说明，重新梳理史学史传统，对推进史学理论的反思，不无裨益。

　　（注释从略，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