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7月，笔者参加了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召开的“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是“国际历史理论网络”的第一次大会。“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s for Theory of History，INTH）2012年由根特大学的几位青年学者成立，该组织虽然新成立不久，但发展势头强劲，聚集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从事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专家，迄今已经举办三次学术研讨会，第四次研讨会计划于2020年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自治大学召开。笔者对那次会议的议题和讨论的内容有两个直观的印象。一是有三位理论家备受与会者的关注，他们分别是德国学者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与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二是与会学者讨论的内容很多涉及记忆和时间这两大主题。记忆问题，已不算是史学理论和历史撰述的新论题，但时间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而科塞勒克与阿尔托格之所以受到多数学者的重视，也是跟时间尤其是历史时间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笔者曾写过一篇综述介绍了那次会议所体现出的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向，并约来了参会的三篇比较有代表性的主题发言，分别是阿尔托格的《一个古老名词的未来：兼论当下主义历史观》、安克斯密特的《作为个体科学的历史》以及加布丽埃尔·斯皮格尔的《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译成中文后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其中，阿尔托格教授的发言稿应该是国内发表的首篇论及历史时间问题的文章。

今天，距离“国际历史理论网络”根特会议的召开已经过去六年，但那次会议上的许多议题并没有过时，依然是当今史学理论界讨论的重点，比如历史记忆、历史时间、历史学的伦理价值、历史之于当下的功用等。这几年来，笔者一方面关注和追踪上述史学理论的新论题，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内能有一部著作，对这些论题作进一步的梳理，并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现状和趋向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首都师范大学邓京力教授等著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即是这样一部著作。

二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分为理论趋向、史学理论家和历史书写三编，共计十五章。书末还附有三篇对中外史学理论学者的访谈，分别是约恩·吕森、斯特凡·贝格尔和王晴佳。纵观整部著作，笔者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历史时间与历史记忆是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重点和热点。但对于什么是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国内学术界尚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笔者认为，历史时间不是按字面理解为对时间的历史研究，即将时间这一概念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其形成、发展与演变；历史时间也不是对时间进行共时性研究，即探究不同地区或不同文化传统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历史时间同样不是对时间进行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史的研究，即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时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等。所谓的历史时间，主要是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背后所反映的历史意识的变化。以科塞勒克为例，他主要是借助“经验空间”和“未来视域”这两个概念，考察了“鞍型期”（Sattelzeit）即18世纪中叶以来，过去如何与现在发生了分离，以及因这种分离而导致的未来意识的出现。在科塞勒克看来，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未来意识的形成，都是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受科塞勒克的影响，阿尔托格将历史时间意识或历史性体制（Regime of Historicity）分为过去的、现在的和当下的三种。与科塞勒克相比，阿尔托格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下的历史性体制（the present Regime of Historicity），并用当下主义（presentism）来概括其特征，即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而只专注于当下。在阿尔托格看来，当下主义是对现代历史意识的超越。

邓京力教授显然注意到了历史时间的重要性，她在“历史时间与厄尔玛斯的‘节奏时间’”一章中予以专门论述。其实，严格说来，厄尔玛斯对于时间问题的探讨与科塞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并不一致。厄尔玛斯所提出的“节奏时间”主要是批判西方的“普遍时间”观念，强调了时间的地方性，亦即时间与特定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第113页）。不过，作者还是准确地指出，历史时间是一个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第100页）。对于历史时间的这一特征，科塞勒克和阿尔托格都予以了集中论述。他们注意到，在现代性观念或现代历史意识的影响下，过去逐渐丧失了指导人生的示范效应，而最终与现代价值渐行渐远。与科塞勒克和阿尔托格不同的是，邓京力教授认为“节奏时间”是后现代状态下对时间观念的一种思考（第116页），是对代表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的挑战。据此，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时间的多重维度，更能够认识到历史的多种形态和多样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对西方单一的和普遍的历史观念提出批评和质疑。笔者认为，邓京力教授的这一观察是中肯的、恰当的。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对被认为代表了普遍性的西方时间观念进行反思。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种认为19世纪西方的时间机制（比如，计时方法、公历的采用）向全球传播，并最终导致全球共时性（synchronicity）出现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很多亚洲国家并不是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时间观念，而是结合了本地的时间观念，很好地应对了这种来自西方的挑战。

在历史时间之外，历史记忆也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众所周知，历史研究中的记忆转向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的场所》为代表。诺拉研究记忆的初衷是为了解构法国的民族/国家史传统，希望能够借助记忆这一特殊的载体，揭示被民族国家历史这种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关于过去的其他叙事。“记忆的场所”这一概念的提出，能够促使人们去思考记忆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比如，记忆可否如实地反映过去、记忆是否具有客观性、记忆能否比历史更有利于表现过去，等等。如果说记忆研究是法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一大贡献，那么在记忆研究的实践上，美国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诺拉开创的这种研究过去的路径在美国更为流行且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究其原因，恐怕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界对大屠杀（Holocaust），也就是纳粹屠犹的历史再现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与法国记忆史强调“历史”对“记忆”的压抑不同的是，美国史学界对大屠杀的记忆研究侧重于“记忆”对“历史”的积极建构，由此切合了当今史学对认同、创伤及边缘性话语的持久热情，从而在实践上更能彰显其生命力。

在邓京力教授的书中，就专设一章来讨论历史记忆与历史创伤的关系，所选取的分析对象是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著作《历史的言说：越王勾践故事在20世纪的中国》。通过回顾越王勾践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邓京力教授指出，从民族或国家的层面来看，勾践故事中所包含的卧薪尝胆、勿忘国耻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在面对民族危机时的一种精神动力，是国家、政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在大众层面，由于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不足以通过抽象的文字或语言就达成对民族危亡的深刻理解，因此勾践的故事很容易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共鸣（第268页）。邓京力教授进而认为，借助有关民族创伤的历史记忆，不论是中国的上层执政者还是下层民众，都自觉地将国家或个人的认同与民族独立自强的主流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乐观的战斗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民族创伤的历史记忆，在新中国成立后艰苦的和平建设阶段，也发挥了鼓舞民众、催人奋进的积极作用（第271页）。通过作者在这一章中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地认识到记忆在转化民族创伤、建构民族认同上所具有的极强的现实功能。记忆的这种积极的建构作用，或许也是海登·怀特所强调的“实用的过去”的一个重要层面。

第二，作者恰当地将后现代主义作为分析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的重要参照点。在全书15章中，与后现代主义直接相关或涉及后现代主义的至少有八章，占全书的一半以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及其影响构成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内容。不过，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已经趋于平静，学者们看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也愈发理性。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如有些学者所言，当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后—后现代时期”，意指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超越。但在笔者看来，在历史研究领域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渐趋平静，或许并不意味着它的退却和影响力的消失，反而有可能说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已经为学术界所接受，正在悄然而持续地发挥着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更多的路径和可能性；后现代主义对权力的拷问，也从另一个方向推动史学研究更接近客观。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从时间上对现代主义的超越，也不要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主义的对立物。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它在时间范畴上依然属于现代，其激进性主要是源于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是对兰克以来西方现代史学对客观性和理性的过分强调、对大写历史（History）的刻意追求，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执意笃信的匡正与纠偏。以往人们总是强调后现代主义解构有余，建设不足。但看一下近年来西方史学对于各种“他者”的关注，对于非西方史学主体性的重视等，后现代主义在其中的建设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这一特点，邓京力教授也有着较为公允的认识。比如，在分析英国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基斯·詹金斯的一章中，作者清楚地看到，詹金斯激进的后现代立场，源自他对西方史学和西方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和怀疑精神，其目的旨在认真地反省西方的整个学术生态环境（第96页）。而在对后现代主义推动下新文化史、微观史等历史书写的价值进行评判时，邓京力教授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小写历史层面引发的争议，有助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经验事实和理论洞见之间的关系，去重新认识新的历史知识并对之持一种开放态度。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和积极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贯于这些新的史学形态中，在让历史学家获得理论的自觉意识和警惕对历史的滥用上有其价值（第29—30页）。更具新意的是，邓京力教授专辟一章，讨论了后现代史学方法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在作者看来，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价值，就在于推动了研究旨趣的转移，具体包括：从宏大叙事性的中国通史走向地方性与总体性、边缘与中心相交织的中国史；从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多民族交流的中国史；从以男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妇女史在内的中国史；从以精英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多种群体互动的中国史；从以反映人的理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非理性的情感世界在内的中国史（第202页）。当然，作者在这里强调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史学的积极意义，并不是要对其全盘接受，而是在吸收其批判反思能力的基础上，去思考中国史学的未来走向。正如作者在书的绪论中所言，该书的主旨是“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发，对当前西方史学理论试图克服现代与后现代的局限、融合双方有利于推进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第2页）。因此，作者最终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视为一个反省和提高的机遇，它能够使中国史学摒弃各种偏见，既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发挥传统优势，又继续保持一种开放的理论视野，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多种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深具底蕴而又带有自身风格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作者的这一结论显然是中肯的和颇有见地的。

第三，能够用全球眼光来审视西方史学理论在近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书中有三章涉及这一主题，分别论及杂交观念与彼得·伯克的文化史研究、比较史学和全球史学史。当今时代，虽然历史学家并不能完全摆脱民族立场，但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去研究历史越来越不可能。在史学理论（包括史学史）研究领域，从全球视角研究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史学观念的交流、碰撞、纠缠已经成为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共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王晴佳2008年出版的《全球史学史》一书，开这一领域之先河。该书在2016年的第二版中，删除了一些西方史学史的内容，增补了更多的非西方史学的内容，以呈现真正的全球视野。2012年，加拿大学者丹尼尔·沃尔夫也出版了同名的《全球史学史》一书，试图展现一种多种来源和多条线索的史学史。2015年，国际权威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刊物《历史与理论》在第四期推出专刊《全球框架内的历史与理论》，共收录七篇文章，从多个视角探讨了摩洛哥、秘鲁、中国、巴西、印度、加拿大等国不同的史学理论传统，尤其重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理论上的互动。

作为中国学者，考察全球史学史的目的，最终还是从全球视角回看中国史学，展现其与世界史学（不限于西方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全球史学史的核心要旨是展示不同地域的史学发展的丰富性，在重新界定不同史学传统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解构西方中心的史学体系（第245页）。为实现这一目的，作者提出了两种路径。一种是实践上的，即采取一种跨文化的比较方式。作者提出，不同文明区域的历史学家应从各自的史学传统出发去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由此可以削弱那种认为某种史学传统是独特的、与其他史学传统存在巨大差异的观念。在作者看来，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最终模糊了相互之间的边界，甚至重新塑造了彼此的史学模式（第248页）。当然，史学比较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根本上将历史学从西方现代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使得不同的历史思考方式获得应有的地位与价值。

另一种路径是理论上的，即从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ity）的角度去审视西方史学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进而揭示非西方史学的能动性。作者以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为例指出，彼得·伯克近年来运用文化杂交理论对文艺复兴所作的颠覆性研究，旨在改变人们尤其是西方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文艺复兴不只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它更是在全球文化互动的基础上，杂糅各种文化传统（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尤甚）的一次文化上的创新。邓京力教授试图以此来说明，某种形式的史学理论可以理解为是多种史学理论杂合交融的产物。文化杂交观念有利于打破东西方史学理论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笔者同样认为，将文化杂交概念引入到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为西方理论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进路。具体来说，经由文化杂交，我们可以认识到理论的“混杂性”，它强调理论的跨文化维度，既看到西方理论为适应中国语境而发生的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对之进行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突的过程，已经与后者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进入和离开西方的策略，而不是迷失在西方的话语之中。

三

毋庸讳言，邓京力教授等著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力作，对近年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免不了有挂一漏万之处，尤其是面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这一极为复杂的领域。笔者在这里提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另外三种新的动向，权当对邓京力教授大作的一点补充，谨供邓京力教授参考。

第一，思辨的历史哲学或者历史理论的回归。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探讨，一般也将之称作历史理论。从20世纪中期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开始衰落，被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叙述的历史哲学所取代，而后两种历史哲学主要是研究历史学或者历史编纂本身，因此也被称作史学理论。不过，最近几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向，即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的回归。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反思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可能。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面对后现代主义、微观研究的挑战，传统的宏大叙事似乎失去了对历史发展的理论解释力，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新的现实的宏大叙事。二是近年来愈发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也促使人们去重新反思人类应有的历史发展模式。2018年，以研究后殖民史学著称的印度裔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出版了《文明的危机：全球史与行星史研究》一书。仅从书名我们就能看出，该书似乎与20世纪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著作有类似之处。该书主要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副标题中的“行星”一词就是指地球。查克拉巴蒂的这部新著，其实是对近二十年来他对于环境史、气候史与人类历史乃至地球历史之关系反思的一次汇总，反映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忧思和关怀。无独有偶，现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匈牙利学者佐尔坦·西蒙在2019年出版了《历史在百年未有之变革时代：21世纪的理论》一书，分析和考察了21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西蒙认为，那种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条前后连贯的时间线上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前，在环境、生态和核战争的危机下，人类历史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如何为人类的命运进行谋划就显得至关重要。

第二，后人类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史学构想。总的来说，20世纪的西方史学本质上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重人类、轻自然的观念密不可分。西方从柏拉图时代就产生了一种万物的存在等级，其中位列高等的是神和人，而位列低等的则是自然界的万物。观念史的奠基人阿瑟·洛夫乔伊将这种等级明显的万物秩序称作“存在的巨链”。同样，德里达将西方的整个形而上学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出它尤其强调事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便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叙事大多围绕人类展开，自然万物则被认为是人类的“他者”。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提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模式，大历史、动物研究、人类世等新的史学研究理念和实践相继出现，人类不再被认为是历史唯一的主体，也失去了在历史叙事中的优先性，它只不过是自然万物的一份子而已。以大历史为例，在其长达130亿年的时间架构中，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才5000年左右，故而显得极为短暂。如果以13年来衡量这130亿年，人类的文明史仅仅出现在3分钟前。当然，强调后人类或超越人类，并不是要贬低或否认人类的历史，而是想说明，自然万物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同等重要，尤其在这个人类与自然都面临着共同危机的时代。

第三，对历史的现实功用的再思考。近年来，不少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学者开始重新估量尼采在1874年提出的“历史对于人生（或生活）的利弊”这一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尼采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是批判德国历史研究不联系实际生活，强调应当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应用历史，只有促进人生的历史才是人们需要的。这种对于历史的现实功用的思考在海登·怀特2014年的新著《实用的过去》中表现得最为明确。怀特借用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经验及其模式》中的观点，将历史研究的对象即过去分为“历史的过去”（the historical past）和“实用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两个层次。其中，历史的过去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它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实用的过去是指人们为了现实的目的建构、想象和创造的过去，它体现了一种实用性，包含着人们的情感、心理、精神和记忆等因素。在怀特看来，历史的过去是职业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实用的过去则是非历史学家或历史学科之外的人士涉足的领域，后者将过去视为一种指导现实生活的“经验空间”，从中可以得出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判断和决定。阿兰·梅吉尔教授最近也指出，大众史学（popular history）亦即普通人撰写历史的兴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与自己的起源和认同有关的过去的“依恋”（attachment）。这种依恋感使过去的经验得以持续到现在，并且对个体生活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的“实用性”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呈现出一种十分多样化的面貌，目前似乎没有哪种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对“什么是历史？”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有着更加多元的理解，历史既可以被看作是科学的、理性的，也可以被理解为关乎美学的、道德的、伦理的、情感的、实用的，甚至超越人类的。邓京力教授的这部著作从某些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的丰富样貌，对于我们从纷繁杂芜的理论之网中厘清一些线索大有裨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类似著作的诞生，并希望从中看到中国学者深入深刻的思考和不激不随的立场。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