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世界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
作者:钱乘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7日第1787期时间:2020-06-25字号:【大】【中】【小】【打印】
在世界史学科范围内,近代史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因为“近代”与现在紧紧相联,而且因为近代以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人类社会。什么是“近代”,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学界没有共识。国外一般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其中“近代”和“现代”不作区别。我国习惯于将“近代”和“现代”分开,“现代”指20世纪以后,“近代”的下限在20世纪初。但“近代”的上限在哪里,却有很大分歧。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我国长期把英国革命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文革”结束后,这个观点受到挑战,更多人倾向于接受国际主流观点,把15、16世纪之交看成“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也有人把英国工业革命或法国大革命看成“近代”的起点,甚至还有其他看法。无论如何,历史分期只是人们分析历史和解释历史的工具,真正的历史如流水一般,是切不开的;历史的变化都在长河中演进,不会在一夜之间新旧两分。
学科建设取得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世界史不被学术界承认,人们可以教世界史,但不可能“研究”世界史。最早的世界史教师,许多是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外学习“西洋史”或“东洋史”,回国后讲授世界史,但无法以世界史为专业领域,只得把中国史作为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是这批人成了最早的世界史学者,组建世界史学科后,他们成为各领域的学术奠基人。在苏联体系影响下,世界史成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与中国史平行,一批学者专门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各高校也建立了世界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一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古代中世纪,一部分是近现代,其中近现代是重头。
为培养世界史学者,中国政府派出一批留学生去苏联学习,他们引进了苏联体系。这个体系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一种定式,至今仍有影响。同时,中国政府还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培训教师。这样,第二代世界史学者就产生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研究近现代史。世界史学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迄今仍是年轻的学科。
“文革”结束后,为重振学术,培养接班人,国家迅速恢复了高考,建立了学位制。世界近代史由此受益,很快成为世界史学科中人数最多、研究范围最广的领域,其硕士点、博士点也分布最广,基本上可覆盖全国各省市。2014年学科调整,世界史被确定为一级学科,近现代史成为下属的二级学科,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术研究日渐深入
世界近代史学科初建时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其内容和研究领域基本照搬苏联教科书,范围相对狭小。研究课题多集中在以下方面: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欧美工业革命、西方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与争霸战争、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各国工人运动、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体系,历史视野不宽,研究范围不广。尽管如此,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术研究却是由此起步的,取得了初步成果。
这个阶段的成就主要表现如下: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第二,对某些历史事件作了比较丰富的了解与讨论,比如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战争等;第三,向社会普及世界史知识,让一般群众也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历史小丛书”功不可没;第四,编写了最早的世界史教科书,大学教材中,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具有奠基意义,至今仍被广泛参考。这个时期的主要缺点是:首先,受“全盘苏化”影响,接受了苏联体系中一些僵化甚至错误的方法与论点,而无法超越;其次,因各种条件限制,研究范围狭小,创新意识淡薄,有千人一面之感;最后,很难接触档案史料,缺乏原创性,很多材料源自苏联历史书,由此影响了研究的质量。
“文革”结束后,世界史进入学科大发展时期,近代史作为重头部分,情况尤为突出,可用“井喷”来形容。其特点如下:1.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理论探索和研究方法出现明显变化,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述受到高度重视,为世界史尤其是世界近代史研究指示了方向。2.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我国学者独创的世界史研究体系,集中表现在吴于廑提出的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并进、从分散到整体的模型框架中。3.研究角度与方法多样化,一元多线史观以及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等论述产生了广泛影响。4.教科书编纂出现新气象,开始突破苏联僵化、分割的教材体系,打破民族国家的叙事架构,从整体史角度编写教材,出现了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教材。5.研究范围大大扩展,通过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口述史等以前不受注意的领域被纳入世界近代史研究,研究内容变得丰富。6.选题日益多样化,研究日益深入化,学术与国际接轨,与原始档案直接挂钩,做出了一批题目小、研究深的学术成果,有一些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可以与国外历史学家对话,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7.对世界近代史上一些重要课题,如法国大革命、德国现代化、英国发展道路、殖民帝国等,做了多角度、有深度的探索,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对过去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如中东史、拉美史、东南亚史等,也开始进行研究,丰富了研究内容。8.历史学家开始走出殿堂、走向民众,用多种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价值,开创了大众史学。
以上总结挂一漏万,但也能反映出世界近代史的巨大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在人才培养方面,自1985年第一篇世界史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以来,我国自行培养的世界史人才与日俱增。据网上可查到的毕业论文推算,在过去20年中,应该已培养出世界近代史方面的博士二三百名、硕士数千名。此外,每年还有国外培养的研究生学成回国。新生力量的涌现为世界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学术储备,为这个学科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需要继续努力
目前,世界近代史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继续努力。第一,学科涵盖面仍不够,作为世界近代史学科,其研究领域理应覆盖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它集中于少数几个“重要”国家,如美、英、日、俄等,大片地区仍是空白,像北欧、东欧这些地方都是空缺,更不用说非洲、南美了。在近代史学科刚起步的时候,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但是,在“一带一路”迈步前行的时刻,学术研究应该跟上。
第二,人才问题凸显。目前,能够对空白地区做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培养人才。现有的学科点分布不合理,应该提倡以现有学科点为基础,向相关区域延伸,逐渐扩大涵盖面,例如英国史、德国史博士点可以延伸到北欧,俄国史博士点可以延伸到东欧和中亚,阿拉伯语博士点可与世界史博士点共同培养中东史博士生,等等。这样做的关键是顶层推动,相关主管部门应统筹规划。
第三,史学界目前存在一种碎片化倾向,片面强调小和细,排斥理论指引,不承认史学体系的存在。这种倾向在世界近代史研究中也不例外,尤其在青年学者和学生中比较突出。尽管这种现象是国际性的,我国学术界却应该知微杜渐,意识到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学术的质量,而且会迷失史学的方向。我们应加强史学研究的目标性教育,使研究者认识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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