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唯物史观 社会形态 历史规律 当代价值

　　一种真正的思想，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拥有科学的结论，更在于能够为后世提供长久的理论滋养。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可宝贵的思想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今天，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依然离不开唯物史观的重要指导。

　　然而，唯物史观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指导价值，正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搁置和质疑。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时，认为这一理论已丧失了大量的可信性，因为“奠定其基础的前提过分深入地植根于19世纪而无法诉之于后工业时代的情怀”，而且，“马克思本人的学说是充满了矛盾而又模棱两可的”。在《全球史学史》一书中，伊格尔斯等著者重复了这一看法，并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实证主义、德国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一样，“都建立在他们并不承认却藐视经验证明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上”。对唯物史观的类似评判，并不稀见。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唯物史观被视为19世纪的学说，已成生命力干瘪的明日黄花，从而被束之高阁。然而，恰恰由于这种错误认识，在学术研究中造成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理论后果，如拒斥历史规律、解构宏大叙事、醉心细节而忽略整体、囿于历史表象而轻视理论等。有学者概括为：“就整个学界而论，选题无足轻重、研究范围狭窄、搞繁琐考证、轻视理论的现象仍积重难返，重视理论阐释、树立大历史观尚未形成风气。”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现象，考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够准确深入有关。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系统回顾唯物史观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阐发唯物史观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引下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繁荣发展。

　　一、把“哲学的历史”重新变为“历史的哲学”

　　在当前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并没有深入地阅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轻飘飘地表达对唯物史观的蔑视；有的人认为唯物史观只是早已过时了的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某些思想片段的“杂拌”或混合；甚至如梅林所言，有的人“认为可以用既愚蠢而又廉价的说法来加以攻击，说它（指马克思主义——引者注）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而已”。这些观点暴露了一些人对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恰如麦克莱伦所言，马克思“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回顾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长期隐藏在重重帷幕之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没有摆脱神的束缚，把神谕看作民族盛衰、命运沉浮、世事变迁的至高力量。中世纪盛行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将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变成了一切由上帝决定的神学宿命论。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摒弃了神学历史观，但停留在用抽象的“理性”“人性”“意志”来解释历史。黑格尔在全面继承和深入研究以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承认历史的整体性和规律性，但他所谓的历史规律实际上是思辨的“绝对观念”外化的过程。他认为，“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在世界历史当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作是‘精神观念’的表现”。黑格尔在庞大的思辨迷宫中造出了一尊行走在地上的神，使历史依附于他的哲学，归根到底仍未能突破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藩篱。恩格斯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众所周知，列宁曾就此总结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它们至多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它们从来都忽视群众的活动。这两个主要缺点，都是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才得到根本解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唯物史观论者。在唯心史观统摄天下的格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既有理论框架，寻找到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一思想跋涉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大体上可以把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当然，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我们反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所谓“断裂说”“中断说”和“青年—老年对立论”，因而这一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第一，思想转型期（1843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受到过黑格尔思想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曾以黑格尔主义的理性、自由原则，反抗普鲁士王国的专制统治。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亲身接触社会现实和民众生产生活，尤其是民众捡拾枯枝的传统权利遭到践踏和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苦状况的调查，深深地触动了马克思。贫苦民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开始成为马克思面对的“难事”和使他“苦恼的疑问”，这些是黑格尔思维框架下的“自由”“理性”“意志”等解决不了的。马克思由此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到物质生活层面去探寻人类社会历史的奥秘。恩格斯也走过了类似的思想历程。早在1839年1月—3月初撰写的《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观察到，“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而“大腹便便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的”。在1842年11月底撰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开始显著地提到了物质利益问题，认为“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恩格斯还注意到，英国的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这必然会引发革命，“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恩格斯在这里敏锐地注意到了由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将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将具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青年恩格斯还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都反对从理性、观念出发来说明历史。

　　第二，理论探索期（1843—1844年）。马克思在离开《莱茵报》后，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摘录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涉及法、英、德、瑞典、波兰、威尼斯和美国等国家，内容涵盖从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共计2500多年世界史的事件。这些摘录和研究，对马克思深入批判黑格尔主义发挥了极大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劳动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从而充分肯定了生产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深刻地提出了历史诞生地问题，认为“历史的诞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不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只有透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这说明唯物史观已经冲破旧的帷幕，呼之欲出。与此相应，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深刻揭示了黑格尔历史观的本质，“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可见，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这就揭露了黑格尔历史观将抽象精神作为历史主体，而将人类活动作为这种抽象精神的无意识工具的全部神秘性和虚幻性。在后来的《哲学的贫困》（这一著作本身属于唯物史观创立完成期的作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区分了“历史的哲学”与“哲学的历史”，黑格尔将生动的历史运动抽象和蒸馏为思想的运动，与此相反，唯物史观要将“哲学的历史”重新变为“历史的哲学”，将人类历史真正还给人自身。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超越了黑格尔思辨历史观的影响，而开始在“物质生产”和“群众的事业”中探索历史的奥秘。

　　第三，创立完成期（1845—1848年）。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建构了新的实践观，反对“撇开历史的进程”，而要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来“改变世界”。这就同时批判了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奠定了认识社会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研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在思想史上第一次依托一个极其宏大而又基于现实的理论框架，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从而在本质层面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多层次结构和运动趋势。他们明确指出，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就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物质动因和发展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人类历史，尤其是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分析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历史作用，宣告了工业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与“世界的解放”相一致、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以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宣告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正式创立，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四，丰富发展期（1848年以后）。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革命，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验证、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和后来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和理论文章，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了“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现代历史”，并“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总结了法、德等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社会革命、国家政权、经济动因、阶级分析、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验证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价值。欧洲革命结束之后，马克思移居伦敦，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探索。在《资本论》及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全面、系统、连贯、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同时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深入探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形成史并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这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今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这一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生命的彼岸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仅仅是历史的”，具有历史过渡性，都在自身的发展中同时扬弃着自身，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创造历史前提。这就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晚年写下了一批专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等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和歪曲，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论”和“合力论”等重要观点，突出强调了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坚决捍卫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创立、发展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著作，突破了从物质生产之外去寻求历史本质的一切既有范式的虚妄，真正建构起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哲学”。正因如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盛赞唯物史观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

　　二、研究和书写历史的“大本大源”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革命性意义特别重要地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唯物史观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如何认识历史以及书写历史、创造历史等问题。然而，对唯物史观这一重大理论意义，一些研究者并未理解。例如，法国学者保罗·韦纳在探讨“人如何书写历史”这一重要问题时，将对历史的解释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偶然，即天赋、运气等意外情况；二是质料因，即客观条件或者环境；三是目的因，即自由意志。他从质料因的层面来理解唯物史观，认为一方面社会的“底层结构”即物质基础的确会决定上层建筑；但另一方面，“这一底层结构，其本身也是人性的：不存在纯粹状态的生产力，而只有从事生产的人们”。由此，韦纳就将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循环论证：“围绕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轴”无限逆推，从而将人们引入“悖谬”之中。韦纳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和单薄，他并未真正读懂唯物史观，就以一种轻率的态度加以谈论。类似韦纳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在西方学者中并不罕见。唯物史观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包含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历史价值论等重要体系，绝不是一些人臆断的只有几条干瘪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总结过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主要就历史本体论而言，最经典和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

　　一次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将唯物史观称为“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对之作了经典概括。马克思用一大段篇幅表述了这一“总的结果”，我们可以具体梳理为十个方面。（1）人们在物质生产中形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并与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水平相适应。（2）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式。（3）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后者就成为前者的桎梏，从而进入“社会革命的时代”。（5）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必然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在考察这些社会变革时，必须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与人们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加以克服的意识形态形式，对变革时代的判断不能依从观念，而要“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两个决不会”的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在以上论点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原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9）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其所以被消灭，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提供着解决对抗、消灭这一社会形态的物质条件。（10）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告终，人类社会将告别“史前时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通过对以上理论要点的概括，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结构及其发展动力、根本趋向和未来前景，展现出恢宏的理论架构和思想气魄。

　　另一次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总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段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高度概括，以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著作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建构和阐述，并不是为了一般性地研究某些具体的历史片段，而是为揭示关于历史的一系列本质和深层次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不站立在学术研究的根本、本质层面来理解唯物史观，就难以理解其理论特质。

　　一是明确界分了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唯心史观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之外，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出发去理解历史。质言之，到底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的社会存在，并不是神秘莫测、虚幻缥缈的东西，它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作出科学的说明。社会意识当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但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这一原理正如恩格斯在晚年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所写到的，“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事实所发挥的基础性决定作用越来越得以彰显。历史著作要真正做到述往事、思来者，就需要将经济事实作为研讨的基础和依托。

　　二是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动力。伊格尔顿认为：“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长期历史变化的理论和实践。”那么，这种长期历史变化由何而来？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这一矛盾运动，从根本意义上推动着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这也就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列宁明确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他甚至强调：“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刘大年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论就推翻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在现在，也没有什么学说可以代替它。”唯物史观绝不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将经济因素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种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进而认为唯物史观僵化、教条、粗糙的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和歪曲。恩格斯晚年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就要求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深入探讨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探究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传统的各种因素以及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等在历史中的作用，这才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只会把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过程扭曲成神秘的宿命论或机械的决定论。

　　三是厘清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路径和分期。这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原理。不承认社会形态原理，无以言历史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的发展既非杂然无序，更不是神秘莫测的，他们以社会形态作为历史分期和发展演进的根本依据。在这方面，马克思曾提出“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当前，在“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之间存在着不少学术争议，此处不赘。但无论“五形态说”还是“三形态说”，都显示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唯物史观不是根据某一项单一因素如时序、经济、科技、王朝变迁、政治革命、军事冲突或战争，甚至瘟疫等生态灾难之类来进行分期；也不是从民族国家理论等视角，或者抽象的文明标准以及军事—财政型国家等两种或多种因素的随机拼凑、折中来进行历史分期。社会形态是从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总体，来概括一定性质的社会并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区分开来的整体性概念，在框架的恢宏、见解的深邃、分期的严整方面，迄今没有任何其他理论可以媲美。因而，坚持从社会形态出发划分人类历史，并认为在这些形态之间存在着更替关系，构成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四是揭示了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阶段，他就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含的根本对立，宣告“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在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人类社会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这一结论的提出，不是基于主观愿望和善良意志，也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的科学探索上。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更明确地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抗性关系，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构成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制度固然可以进行种种调整，但无法根本消弭社会基本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重新结合，由此才能“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从而“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唯物史观始终具有广博的全人类视野，它总是从人这一“类存在物”、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主义出发去探讨人类未来，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等多种思想谱系，使自身雄踞在人类思想史的道义制高点。

　　五是明确了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创造者。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这是唯物史观的本质命题之一。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提出，历史的运动并非黑格尔那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而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既参与历史，又创造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理解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从这一意义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将劳动者、生产者，将直接从事劳动的阶级，看作历史的主体和真正创造者。“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正是通过这种生产，通过这种实践的类生活，人类历史才实现了发展与进步。毛泽东在这一意义上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再次强调：“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通过揭示上述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次问题，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锁钥，成为我们研究和书写历史的“大本大源”。列宁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迄今仍然振聋发聩，那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三、充分估量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唯物史观的学理性和解释力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磨损，反而日益闪耀光芒。恰如吴英研究员所言，“唯物史观是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是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深刻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同时，“从理论的体系性、解释时段的完整性、追溯因果关系的深刻性等方面比较，还没有哪一种历史理论能够同唯物史观比肩”。当前，应充分估量唯物史观的当代学术价值，真正做到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从根本上确立唯物史观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观问题至关重要，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的灵魂。黑格尔就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否则，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东西”。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翦伯赞先生就在《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问题，提醒研究者理论和史料二者均不能偏废。“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或者说注意得不够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现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对理论不大注意了，或者注意得不够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翦伯赞先生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事件、制度、时代，总要对其进行总结，而没有理论的指导，就难以作出正确的总结。因而，“对理论，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没有理论，就万万不能开步走，绝不能开步走”。在当前的研究中，对于史料与理论畸重畸轻等问题，这一告诫仍然掷地有声。刘大年先生也强调：“历史观问题不管近现代史、古代史研究都要讲，这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根据”。

　　回顾20世纪学术史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研究的第一次大发展，就是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史学体系。“史学家们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方向，以严谨求是的学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以宏大的学术气派，考察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历史道路。”在建构新时代中国学术的今天，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不是缩小、减弱、消失了，而是在不断凸显、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勠力奋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准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系统总结中华文明绵延复兴的内在机理、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唯物史观所发挥的科学指导意义。同时，要在新时代中国发生的伟大实践基础上，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史学概念、话语、体系、方法加以提炼和概括，并与国际史学界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同样需要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研究范式和思维工具。诚然，中国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引入理解和准确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一方面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身的认识，一方面用这一理论武器来不断拓展具体的研究。

　　然而，真正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并非易事。20世纪初，梁启超曾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正由于此，梁启超强调：“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梁启超对史学研究价值与功能的强调无可厚非，但考其史观，仍未越出资产阶级史学和进化史观的藩篱。以唯物史观视之，梁氏努力搭建的“新史学”范式显然未能沉潜至物质生产的经济层面，更谈不到诸如社会形态、阶级分析等四梁八柱式的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当代史学界各种新思潮、新流派纷纷登场，举凡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文化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女性史学等，诸家之说，蜂出并作。但它们更多的是拓展了新的领域和路径，并没有从理论深层证伪唯物史观，反而在诸多方面确证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和不可替代性。而这些史学思潮、流派中存在的疏失和舛误，则应予以科学的分析，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绝不以狭隘的眼光排斥其他有创见的史观、流派、学说和方法，而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一切学术上有助益的养分，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用其他史观或思潮来冲淡或取代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进抵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层面。历史到底是什么？如何准确深入地认识历史？秉持何种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才能真正走向历史的深处？长久以来，研究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争论不休。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在历史的密林中搜寻细节、淘捡碎片是做不到的，它需要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揭示历史本质和奥秘的锁钥。伊格尔顿认为：“在马克思的眼中，‘历史’并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是指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某种特殊的轨迹。他笔下的‘历史’是重大事件发展进程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从古至今整个人类生存经历的重述。”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揭示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特殊的轨迹”，根本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武器的运用。否则，历史就成了人类生存经历的流水簿，沦为历史本体的简单记录和复述。

　　唯物史观并不是终结了历史研究，而是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深刻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他紧接着举例说：“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这里凸显的正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主张，即由政治领域深入经济领域，探究重大政治事变背后的经济根源。这是恪守唯物史观最本质的要求。唯物史观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灵丹妙药，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取代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但它在历史的本质、规律、前途命运等根本理论层面提供了科学的锁钥。在这一研究层面，唯物史观的价值和作用不容辩驳，无可取代。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显然，恩格斯强调的“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绝不是漫无目的或随心所欲的，而必须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各种社会形态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领域发展史的研究。

　　一种深层次的学术危险在于，做不到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进行充分揭示，历史学就会沦为哲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恩格斯曾批评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钩沉史料、考订史实，这本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毫无疑义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止步于此，满足于考证历史细节的碎片化研究之中，那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等于仍是在为哲学家制作历史“例证和图解的汇集”。在这一问题上，李大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指出，“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因而，“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整理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历史，从来是“记录”和“解喻”的融合，“证据”和“真理”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新时代的中国是从历史中国走来的，要深刻说明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整体逻辑、内在规律和趋势走向，只有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用长时段的眼光、全面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去探求，才能认识历史中国的奥秘，也才能真正把握新时代。

　　以此视之，历史并非话语，话语无非是对历史本体的抽象概括和理论表达而已。历史确乎是客观实存与主观阐释的统一，而客观性永远是本原的、第一位的。那种将历史理解为话语，以话语的多义性质疑历史的确定性，进而拒斥历史规律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历史并非不可确证的神秘之物，其间自有“进步的真理”可循。这种“真理”就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劳动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通过日积月累的生产劳动，推动自身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进而推动社会形态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仅能在经济生活的深层说明过往，而且能在纷繁复杂的乱流中指示未来，给人以希望，示人以光明。这恰是历史研究的智慧所在和价值所在。列宁曾就唯物史观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而今，在包裹着文明外衣的强悍的资本逻辑意图一统天下的当代世界，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也只有这一科学理论——同样可以说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何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长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我们身处的新时代正面临着“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历史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等重大的历史课题，要深入解答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唯物史观这一“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提供的研究范式和思想框架。曾几何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烜赫一时，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势宰制，又有排斥唯物史观、妄图取消历史规律的思想狂妄。然而，历史的客观发展却迫使福山本人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看法。福山的观点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所依据的乃是一种与唯物史观相背离的、充斥混乱和悖谬的、以‘追求精神承认’为始原的抽象人性史观。以这种历史观为支撑的‘历史终结论’，作为一种猜测和妄断，不仅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历史进程的罔顾，而且也是对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发展潮流的无视。因而它的终结，即被时代潮流所击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并未被终结，反而“历史终结论”自身被终结了。这充分说明，离开了唯物史观，只会造成历史短视。推而广之，对新时代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无一能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都一再表明，我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越科学、越准确、越深刻，就越能从更高的层面上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走向和重要趋势。

　　第三，运用唯物史观为人民述史立传，书写好人民的历史。历史是“属人”的历史，唯物史观是人民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的诸种历史观看来，历史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不外乎神谕、英雄人物或者理性、自由意志等等。在这种史观笼罩下的史学论述只能依此铺陈，因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论著只能是天国史、英雄史或者观念史。而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民史观，主张历史是群众的事业，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青年恩格斯在批判神秘的神学史观时曾提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此时恩格斯所讲的“人”还具有抽象的意味，随着唯物史观的正式创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了。这种实践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体现为生产劳动和革命运动。站在生产劳动第一线和革命运动最前列的广大民众，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心关切。李大钊早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就写道：“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自己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毫无疑问，这种“平民的新历史”就是人民的历史。坚持书写人民的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历程，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灿若群星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还有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代表。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奋斗，才换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主体地位和伟大作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也鲜明提出了为中国人民述史立传的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应自觉恪守人民立场，做到“把人民的历史还给人民”。只有心系人民、服务人民，手中的史笔才有千钧之重，才能写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鸿篇力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解释，又是发展的理论、面向未来的理论，贯通着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在新时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才能真正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前进方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经验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