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在不间断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世界，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下，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从那时起，如何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就成为紧迫的时代主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帝国主义入侵输送来的（本文简称为“输送论”）。这种错误观点影响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动力及其历史脉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正确理解，因而不可不辩。

　　违背基本历史事实

　　“输送论”无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主线，违背基本历史事实，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历史自信、丧失文化主体性的投降论调。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大肆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侵略与掠夺。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其目的绝不是要将近代化带给中国，而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控制并掠夺中国。为达此目的，列强多次对中国发动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使中国割地赔款、山河破碎，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经济上，列强将不等价的对华贸易和殖民体系迅速在中国铺开，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成为资本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资源掠夺地。在社会上，使中国社会日益贫困化，中国人民承受前所未有的苦难。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发展，而是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的历史悲剧，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面和造成的主要后果。不讲这一点，要么是对历史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帝国主义入侵的确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但是，从本质上说，这种作用充其量是帝国主义资本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它对民族资本的主要作用还是破坏和打压。帝国主义资本在华攫取了种种经济特权，不但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凭借经济特权极力排挤和压制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既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更不允许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在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发展举步维艰，不可能建立独立、发达的近代工商业体系。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独立自主并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同时既反对封建势力又反对殖民势力。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主线。对横亘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两大障碍，不同时打倒它们，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谈。

　　“输送论”的错误观点，罔顾基本历史事实，意在美化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野蛮侵略及其严重后果。对此，恰如胡绳同志所说，“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完全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

　　“输送论”除了无视基本历史事实以外，还立足于错误的理论逻辑。按照这种观点，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停滞不动的，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打破这种僵局，因而只能依赖外力的推动以实现近代化。“输送论”的理论支撑是陈旧的“中国停滞论”，不过是后者的翻版、发挥而已。

　　“中国停滞论”是适应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需要而编造的伪命题。亚当·斯密提出，他所在时代的中国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几乎相同，因而认为中国“停滞于静止状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这种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认为中国只有单调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发展，因而也没有历史。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处于一种缺乏变化的、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状态。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同样主张中国是停滞不变的，“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华帝国更为巩固了”，“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以上说法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看不到中国社会历史深处所发生的深层变革，是以主观的想象代替历史的真实。

　　坚持这一论调的代表人物还有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代言人秋泽修二。他歪曲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妄说中国社会具有“循环”“停滞”的“根本性格”，无法靠自身解决，唯有借助外力征服才能打破这种“停滞”局面。他举例说，殷商氏族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就是在周人的征服下完成的，这种靠外族征服而推动中国进步的现象，在周代以后不断出现。秋泽修二由此提出谬论，认为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带来“转机”，而日本“皇军的武力”将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特有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秋泽的解读充斥着丑恶的政治目的，是赤裸裸地为日寇侵华作论证。

　　在中国曾喧嚣一时的所谓告别“黄色文明”而拥抱“蓝色文明”“超稳定结构”“中国社会超强聚合机制”等观点，从本质上看，亦是“中国停滞论”的翻版或变形。

　　无论“中国停滞论”还是“输送论”，都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偏狭，其根本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侵略、殖民提供理论论证。许涤新等学者深刻指出：“当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包括那些宣扬‘白种人’责任的历史学家，倡导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理论下，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任何进步，都只能寄希望于外国的炮舰、牧师和资本家的到来。”正由于此，以上论调的炮制者不惜伪造历史，不惜编造理论。这些观点或许穿着学术的外衣出现，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在历史文化深处探寻中国近代化的根源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不能离开内因来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民族的进步动力，只能从其内部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深处寻找、从其历史基因中寻找。中国近代化的动力，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深处去寻找，不能诉之于外。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早已起步，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大体说来，明清以降，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晚明到清初，这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二是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这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三是19世纪中叶以后，这是全面近代化的启动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血腥入侵，打乱了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进程，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根本矛盾发生质变。因而，如果以帝国主义入侵为界，也可以将前两个阶段视为中国自主寻求近代化的阶段，而将19世纪中叶以后看作中国原有的近代化进程被野蛮打断、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进程的阶段。

　　在中国自主寻求近代化的进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逐渐增长。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的确发展缓慢，但这并不等于“停滞”。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在积累、沉淀着变革的因素，它不是一块凝固的化石，而是处于缓慢发展过程中的有机体。基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发展，在没有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走向近代化。

　　然而，恰恰是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断了中国自发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更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愈益艰难、倍加曲折。胡绳同志指出：“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反动势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致力于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之路，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探索和斗争。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救亡运动轮番竞起，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找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从推翻“三座大山”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力推进现代化的宏伟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道路充分表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深处，绝不是帝国主义入侵输送来的，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