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内生逻辑。这一内生逻辑不仅体现于现当代，而且深深地扎根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中国近代史。基于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在历史规律，在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和道路实现现代化。而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道路，使后者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道路和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而且经过长期奋斗，找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近代以来中国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伟大接续，也是对长期以来由西方发达国家划定现代化标准和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反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道路 近代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深入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为当代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根本遵循。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特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一种典型的后发内生型现代化，具有深远而强劲的内生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不以任何形式压迫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财富，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支撑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于一辈辈中国人民胼手胝足的劳动、奉献和创新创造，由此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因而具有明显的内生型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有悠长而厚重的历史渊源，不仅体现于当代我们党领导全体人民不懈奋斗的过程中，而且深深地扎根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近代中国历史。认清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厚重历史和光明未来。

　　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生逻辑与历史可能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史，在绵延数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为时并不长，却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一段从沉沦走向复兴、从黑暗迈向光明、从传统通往现代的重要历史。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殖民，以及晚清政府统治的腐败无能，近代中国逐渐步入黑暗的深渊，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在这一历史时期，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革命和反革命、变革和反变革等多种形式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追求，如一颗顽强的种子在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重重风霜雪雨和艰难险阻，踏上正确而光明的途程。

　　什么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或者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道路的实质是什么？这就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近代史的语境中或曰近代化）。历史学家蒋廷黻曾提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由此出发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这就是说，近代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已然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蒋廷黻引日俄为例，为解决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问题而提出了“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方案，这等于放弃了一个民族的自主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足取。然而，他所概括的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则切中肯綮。蒋氏这里所谓的近代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实即资本主义化。其内涵在于，近代中国能否从前现代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它是否具备这种发展的动力？如果有这样一种动力的话，它来自内部驱动还是外部输送？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持内因论，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不能脱离内因来发挥作用，如同阳光雨露、浇水施肥能使种子发芽却不能使鹅卵石发芽一样，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同样如此。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民族的进步动力，只能从其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深处寻找，从其历史基因中寻找。基于这一原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只能在近代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深处去寻找，不能诉诸于外。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已起步，而且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问题，我国学者曾经对此进行过长期、深入、细致的考察。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认为“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具体撰文指出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17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16世纪中叶开始的。”在更为系统的专书《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吴承明等学者明确认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历明、清两代540余年”。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际发展主要体现在，明中期以后在江南等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相当规模的以雇佣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大量兴起，逐渐形成区域性并具有更广泛联动性的商品市场。迄至清代，“在大都市的工业，尤其是某些官营工业，分工却相当细密，规模也相当宏大了”。范文澜在其名作《中国通史简编》中以纺织业为例指出：“纺织业在长江流域最发达，四川的蜀锦，江苏浙江的绸缎，销行全国。纺织业较次的广东地方，道光时代，广州附近有2500纺织工场，工人约五万，平均一工场约20人；又一制茶场，有男女工童工500人。这种工场部分地使用机械，并且进行不完全的分工，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至少在广东地方已经发生了。”这些变化，连同明清时期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启蒙思潮的勃兴等，积累了社会形态变革的准备条件。总体上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处于清王朝统治之下的一个封建制国家，具有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经济上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逐渐增长。李侃等学者指出，“丝织、棉纺织、陶瓷、冶炼、造纸等部门，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只不过，“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发展缓慢”。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缓慢并不等于停滞不动，事实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因素都在积累和沉淀。近代中国并不是一块凝固静止的化石，不是一具已彻底丧失生机的木乃伊，而是处于缓慢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现代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尽管就行业或地域而言，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也谈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因素萌而不长，但毕竟使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壤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不同于西方外向型、具有明显侵略殖民色彩的现代化，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体现出鲜明的内生特点，以自身的内在动力为驱动，在缓慢地积淀和成长。吴承明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起源于农业还是起源于手工业，近年颇有争论。据我们考察，我国明后期在某些手工业中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则到清中叶始见端倪。但资本的形成是以一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在封建社会，农业更有决定作用。”暂不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起源于农业还是手工业，在这两个领域中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则是确定无疑的。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历程绵延数百年，在顽强地冲破封建阻力而缓慢发展，这就为其后的传统社会转型奠定了原始却又必不可少的历史基础。基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和内生动力逻辑，在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会依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以自己的方式和道路走向现代化。

　　然而，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质变，也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进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邓拓写道：“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立足于这些研究成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范文澜甚至主张，没有外力的打断，中国从明代起就将逐渐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他认为这种外力的打断在于满族的入主中原。他就此提到，“明朝工商业进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西洋教士东来，士大夫热心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工业、农业、矿业、军火业都开始采用新法，如果没有野蛮的满族侵入中国，明工业可能有巨大的发展，也许同欧洲一样，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胡绳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可见，在没有外力侵入的条件下，近代中国将按照自身发展逻辑和发展道路，缓慢地发展到现代社会。历史不能假设，这种可能性已经随着鸦片战争后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殖民而消散，但今人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历史动力及历史可能应当给予恰如其分的估量。

　　二、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欧风美雨”输送而来

　　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源和动力等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观点迄今仍有一定市场，它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自生的，而是得益于“欧风美雨”，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输送来的。此种观点极力主张，“文明”的西方征服了“野蛮”的东方，而给这些落后民族带来了“文明”，否则中国等东方世界将长期沉没在黑暗中，难以获得发展。这种错误观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论点，一是“中国停滞论”，二是“外铄论”或“移植论”。

　　关于“中国停滞论”，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就持这一看法。亚当·斯密认为，他所在时代的中国与500年前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几乎相同，因而得出了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的结论。如果说斯密的看法属于简单的议论，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将这种看法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中国被描述成“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这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只有单调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发展，因而也没有真正的历史。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同样主张中国是停滞不变的，“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华帝国更为巩固了”，“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主张“中国停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代言人秋泽修二。他早年曾服膺马克思理论，以之研究中国历史，后来堕落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文化帮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提供理论论证。秋泽修二歪曲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循环”“停滞”的“根本性格”，这些无法靠自身打破，唯有借助外力征服才能打破这种“停滞”局面。他举例说，殷商氏族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便是在周人的征服下完成的。这种靠外族征服而推动中国进步的现象，在周代以后不断出现。由此他认为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带来“转机”，而日本“皇军的武力”将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特有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在这一错误观点看来，中国不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是处于停滞不动的状态，没有进步可言，要想获得发展，只有靠外力推动。这是在赤裸裸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张目。

　　除了这种“中国停滞论”，在中国发展问题上还出现过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其实也不新鲜，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是停滞不动的，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打破这种僵局，那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推动。在中国以何为动力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就是如此。例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长期存在“外铄论”“移植论”等主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中国的“托派”理论家任曙等人就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就明确把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归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他们还把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等同看待，认为两者“共存共荣”，“好像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内合股经营”，只要外国商品占领市场并进入农村，就“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而中国就“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这种错误认识对列强资本侵入中国所造成的破坏、剥夺、扼制等负面作用视而不见，既不能科学概括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社会属性，更不能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通路。

　　以上这些观点认为，历史中国如一潭死水般停滞不动，或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由外力推动，其错误根源是一致的，即：既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缺乏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也缺乏辩证的理论思维，不懂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等规律。对这种观点的实质，许涤新等学者深刻指出，“当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包括那些宣扬‘白种人’责任的历史学家，倡导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理论下，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任何进步，都只能寄希望于外国的炮舰、牧师和资本家的到来”。也就是说，这种主张服从于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让世界成为资本吸血池这一现实需要，因而它不惜伪造历史，不惜编造符合这种利益需求的哲学理论。这种观点穿着学术的外衣出现，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恰如胡绳所言：“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完全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这一重要论断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指出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迥异本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故事充满了血腥和掠夺，而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建立在本民族、本国人民的顽强奋斗和勤劳奉献上。中国的现代化不但不是西方列强等外部势力输送来的，反而恰恰是由于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殖民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痛深渊，更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愈益艰难、倍加曲折。回顾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缓步向前发展的同时，西方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行列。西方资本主义为便于掠夺资源和转嫁危机，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凭借其“坚船利炮”侵入后发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走侵略扩张的道路，竭力阻止其他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华民族虽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物质文明和恢宏的精神文明，自身也展现出迈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趋势，但如果从世界范围内各国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就会发现，完成或将要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不论发展速度还是水平均居于全球前列。如果结合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转型、科技创新等要素综合衡量，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更不占优。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坚持着自身的节奏，却落后于时代。面对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具备先发优势且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明显劣势地位，成为被侵略宰割的对象，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将不等价的对华贸易和殖民体系迅速在中国铺开。大量外来商品的冲击，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家庭手工业破产，本土的商品经济基础被破坏，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遭到空前打击。列强为进一步掌控中国市场，便利其输出商品、占有市场和掠夺原料，纷纷加大对华资本输出，以求最大程度地倾轧中国。外国商品与资本的输入，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取原料的产地，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在资本主义渗入的开埠港口和地区，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畸形发展的近代工业和商业，并产生了最初的产业工人。总之，列强通过对华经济侵略，垄断金融，争夺路权、矿权，强迫借款，控制海关，以强化其对清政府的控制，实现瓜分中国的目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侵袭下，清政府陷入了更深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困境，中国社会进一步贫困化。

　　资本主义入侵给了中国封建社会沉重打击，使封建统治者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统治，但本质问题在于，从外部输入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的生长是畸形的，导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带有殖民化的烙印，又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一方面促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成为中国迈向独立、完整的现代社会形态的顽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瓦解之后，只能进入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这一概括深刻揭示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状况的根本变革，也意味着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独立自主并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同时既反对封建势力又反对殖民势力。这是横亘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两大“拦路虎”，不同时打倒它们，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谈。

　　与中国早期具有明显自发性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被列强的入侵粗暴打断，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后发性特征和异常的艰巨性。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发展节奏，中国独立自主向现代社会迈进的道路受到严重阻滞，此时的中国已经不能再按照原有的节奏和路径寻求现代化，而必须同时反对本国封建反动势力的腐朽统治和外国资本势力的殖民入侵，只有同时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才有可能实现对现代化的追寻。

　　三、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多样性

　　从中国近代历史道路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既有长时期的历史积累，又被列强的入侵野蛮打断，这就使它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既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又有其独特性。

　　中国的现代化与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致之处体现在，在本质上都是以现代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也就是在全球联系愈发紧密、日益形成整体的背景下，中国从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位置，寻求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发展趋势靠近的过程。而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性集中体现为，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中国被迫中断了自身原有的内生式现代化进程，因而必须进一步唤起独立自主精神，以更大的自主性反抗外部反动势力，主动接续并巩固内生动力，以最终实现中国自身的现代化。

　　西方殖民侵略的目的决不是要将现代化带给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目的是控制并掠夺中国，这就需要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勾结，遏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态势，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更不可能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是对中国自然历史进程的反动，是被外力之手操控的所谓发展，决不具备推动中华文明真正实现发展进步的动力。外部殖民势力与本国封建势力的深度勾结，使得中国近代历史的苦难异常深重，因而也逼迫中国人民起来救亡图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近代中国的自强运动、变法革新、民主革命等，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因应时代挑战和外部侵略的奋起抗争，反抗现实的黑暗和压迫；另一方面，从中国寻求现代化的长时段历史来看，是对那种自主、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接续，其核心动力还是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处，体现出鲜明的自我进取、自主抗争精神，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和大潮。与此相联系，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便得以明确。正如毛泽东明确指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时代主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曾在一个时期内引起讨论的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到底是“革命”还是“现代化”，其实是内在统一的，并无二致。恰如胡绳所概括的：“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反动势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不建立一个新中国，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现实的发展空间，一切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努力都无从谈起；而不实现现代化，则成立新中国这一伟大变革就不能具有真实的经济社会内涵。唯有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华民族就致力于寻求国家的重振和复兴之路，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探索和斗争。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与一轮又一轮救亡运动轮番竞起，体现了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的利益与诉求。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多或少推动了社会进步，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旧式农民起义、反帝爱国运动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自我变革并未触动封建主义根基；民族资产阶级力图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和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博爱为思想武器，先是提出局部改良方案，又发动了直接反对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联合强压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无法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性质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变，中国也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近代中国这些努力与尝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没有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找到正确思想指导下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更没有放手发动人民，从而无从激发潜藏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强大动能。胡绳指出，对近代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唤起工农千百万”，才汇聚起全体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经过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开辟了中国寻求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近代中国这一历史进程雄辩地说明，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难以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光明大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天换地，不懈奋斗，奋力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历程。正由于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从历史走向未来，从探索走向成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我国从近代以来走过的历史道路充分说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自身的内在逻辑，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深处，绝不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输送来的，而面对这种侵略和殖民，伟大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主动接续和充分发扬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和内在动力，终于迈上了通往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历史深刻表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走向近代和现代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那种将欧美的发展道路看作通往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进而否定其他国家的社会进步，实质上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理解。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每个社会都面临着既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因素，当它发展到新的阶段，就会与当前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当现存的生产关系退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需要冲破这些桎梏，重塑与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也就是说，按照唯物史观的描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发达程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社会机体自身的矛盾运动，而不是来源于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可以施加各种影响和反作用，但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用社会形态理论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态”概念指的是由相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整体结构，它处于不断的演进和变迁之中。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即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前后相继、内在更迭的，有其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它既不可能突然出现，也不可能遽然取消。关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情况就是如此，它深深扎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顽强地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历史作用。这一内生动力，是侵略、殖民等外力打不断也取消不了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规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图景。但我们不能对这一普遍图景作机械的、僵化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特殊性，在特殊性中总能发现普遍性的存在。人们从一个个不同的特殊性之中可以抽象出共同点，赋予其普遍意义，但不能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既武断地消灭了特殊性，又不能正确地把握普遍性。中国从近代以来所走过的寻求现代化的道路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它既坚定地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文明大道上，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又基于自身的独特国情、社会发展和历史传统赋予了这条道路更自主、更博大、更厚重的文明内涵，从而创生了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

　　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条件，都可以而且应当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途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绝不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个标准。这既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真实描述，也是对长期以来由这些国家把持现代化定义、划定现代化标准和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