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史学 社会史论战 历史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崛起，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过程及其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但对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的内在逻辑及由此塑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品格，尚需进一步探究。本文无意详细阐述这场论战的具体过程，而是围绕论战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政治诉求与学术定位、唯物史观与论战的关联、论战的学术遗产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等加以阐释，以深化对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问题的探究。

　　一、唯物史观传播与社会史论战的双向互动

　　从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看，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传播的必然结果，而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又扩大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唯物史观传播与社会史论战之间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发展格局。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译介唯物史观，尝试从经济视角探究思想变革因由和社会发展动因，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20世纪30年代初，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量被译介至中国。据当时人统计，1929年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情况：马克思经济译著11种，恩格斯著作中译本7种；193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书籍情况：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10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7种。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德法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及《唯物史观》等。这些著作成为论战各方的必读书籍。严灵峰自称细心研读过柯资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有人描述当时情况：“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一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何兹全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扩大了唯物史观的传播范围，为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齐思和指出，“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郭湛波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状况概括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要求人们将其运用于认知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实践，社会史论战就是人们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发端。论战各方引述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这表明，唯物史观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必然要用于观察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性质，进而以之探索中国历史，故唯物史观自然为人们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论战各方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社会历史问题，就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正如参与论战的王礼锡所言，人生观论战的科玄之争，是“极端唯物”与“极端唯心”的争论，而在社会史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

　　唯物史观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受到普遍关注和认同，除了强大的科学解释力之外，也顺应了当时中国史学从繁琐考据转向理论解释的发展趋势。五四运动以后，尽管胡适、顾颉刚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成为学术主流，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内在联系做出合理解释，而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对历史发展大势和发展规律的探究，难以满足当时中国学术发展需要。因此，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向实证史学发起挑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郭沫若提出必须用“批判”精神取代“整理”考据：“‘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因此，郭沫若的“批判”史学，是要跳出所谓“国学”的范围并超越“整理国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

　　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前，译读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精研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唯物史观有着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重申，“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郭沫若接受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并最早将其运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目的，是用唯物史观“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从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入手，揭示中国古代历史从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该书在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嵇文甫称赞：“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郭沫若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将历史研究从“整理”转向“解释”，得到了张荫麟的认可：“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尽管论战各方的政治取向差异很大，但均着力从社会经济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阐释，唯物史观遂成为论战各方共同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经典表述，成为人们进行中国历史分期的基本理论依据。不仅郭沫若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扬唯物史观，而且陶希圣、顾孟余等国民党改组派、胡秋原等所谓“第三种人”及李季等托派分子，都竞相借用唯物史观诠释中国历史。孙悼章自称，“近年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革命，常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杜畏之申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甚至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我们为求科学地将中国社会之历史底发展过程，正确地去把握去理解，也必须照在唯一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之光下，加以观察”。

　　需要注意的是，论战各方均认为掌握了唯物史观，指责对手不懂或违背马克思主义。张横批评陶希圣，“他标榜着唯物论的旗帜，反对唯心史观的统治——这正是他能够迷惑一般青年学者底一种主要根据……唯物论在他的历史学中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孙悼章批评胡秋原：“政治经济的修养，过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过于缺乏”；胡秋原反唇相讥：“如果马克斯主义真是像孙君懂的那个东西，我就不懂并不以为惭愧，不，懂才怪丑哩。”王宜昌甚至批评所有人都是“将中国史实嵌进”历史唯物论，“但同时是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一时间，“论战中各人都以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正如王礼锡所言，“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

　　从总体上看，论战各方大多将经济生产视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集中阐释，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论战各方反复申明这一基本原理，着力从经济视角观察社会发展。郭沫若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观点探究中国古史，形成以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新研究范式。王礼锡强调，“经济的结构，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要理解中国一切精神文化的结构，必须彻底的理解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朱新繁认为，“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生产方法又是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必须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方法才能改进；必须生产方法改进了，然后旧的社会制度才会发生动摇，适应于新的生产方法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论战各方大多以唯物史观自许并认其为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自当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而陶希圣等国民党背景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热衷于借用唯物史观，则侧面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广泛影响力。陶希圣提出要用历史的、社会的、唯物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强调“中国历史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思想不能决定存在，反之，存在乃决定思想。社会之经济构造变迁，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相随变迁。我们如果寻出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的变迁，必更寻求他们变迁的决定原因于社会经济构造的变迁”。陶希圣自认为，“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尽管陶希圣学理来源不限于唯物史观，但马克思主义学说显然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他后来反对教条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但反复申明自己并不反对唯物史观本身。何兹全认为，陶希圣“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就学术论学术，使陶希圣高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独领风骚的也就是这‘唯物辩证法’。没有辩证法，陶希圣写不出这么多书，也成不了陶希圣。”

　　论战进一步提升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地传播。王宜昌指出：“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论战各方普遍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热潮。这种翻译热潮又推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接受唯物史观，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学术影响力。吕思勉、顾颉刚等热衷于考据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对唯物史观表示相当接受。顾颉刚承认，“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萨孟武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唯物史观的情况，从侧面佐证了唯物史观为中国学界广泛接受的事实。

　　二、学派分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尽管论战各方竞相宣称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均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参与论战的主要人物，既有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陶希圣、梅思平等新生命派，还有李季、陈邦国、杜畏之等托派分子，更有胡秋原等所谓“第三种人”。论战各方政治立场不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各异，进而导致他们对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的认识产生重大分歧。论战的激烈展开，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学术分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勃然兴起，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逐渐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

　　论战各方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讨论并产生重大分歧。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最初理解为“原始共产社会”，后来视其为奴隶制以前的族长制。吕振羽认为其“不外是一种种族国家的奴隶制度”。李季认为是一种与奴隶社会并列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胡秋原认为是一种东方封建社会的特殊形态，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王宜昌则认为是指印度和东方的封建社会。各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焦点，本质上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普适性视角看待中国历史，赞同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认识，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四个阶段。吕振羽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社会，同样论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适用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论”加以批驳，反复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

　　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也是论战焦点。李季认为中国古代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亚细亚社会，之后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道路。杜畏之认为，“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王礼锡认为，“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奴隶制生产关系未在中国社会中占有过支配地位，因此，中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演进，而是在原始社会之后就进入封建社会。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更关系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中国革命的合理性。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承认并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因此，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是关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真理性的重大问题。肯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就是肯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适性。因此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坚持并论证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具体分期存在差异，但都肯定奴隶社会是中国社会历史必经阶段，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正如何干之所云：“原始公产社会崩溃以后，接续而来的就是奴隶社会。这个历史的普通法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例外。”

　　论战各方对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同样存在着重大分歧。陶希圣等主张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李季等托派认为自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郭沫若则认为春秋以后为封建制。吕振羽认为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从秦代到鸦片战争是“变种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郭沫若、吕振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观点有所差异，但都断定秦汉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旨在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史论战的本质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争论。陶希圣宣称中国社会结构特殊，从学理上认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不适合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世界多数国家所经历的路径是相同的——“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

　　这些学术分歧背后，包含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差异，潜存着巨大的政治分歧。马克思主义史家认定秦以后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充分论证了中国走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非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同时否认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史家极力论证中国社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最终必然进入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则极力论证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性，进而否认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严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亚细亚社会特殊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李季等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否定秦以后为封建社会，坚持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发展道路特殊性，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和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理性。对此，翦伯赞明确指出：“在这些争论的中间，使我们触目皆是的，不是辩证唯物的历史方法的应用，反之，却是空洞的诡辩论者，实验主义者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流派利用这些争论以图复活其相反的理论之可怜的企图，即使有些假借马克思术语的冒牌唯物历史家们，对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这一问题上，唯物辩证法，也不免被他们歪曲变成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机械主义了。”

　　尽管非马克思主义者多采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但其得出的学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便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家必须划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界限。正如翦伯赞所说，“对于这些含有毒性的理论之拔根的铲除，是我们的责任”。论战中确实存在众多自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托派以严灵峰为代表，包括刘仁静、彭述之、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新生命派则有陶希圣、顾孟余、梅思平、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等；读书杂志派则有王礼锡、胡秋原等。他们赞同使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但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不仅对唯物史观理解和运用有所不同，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观点存在巨大分歧。这些学术分歧背后包含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差异，这种差异因政治倾向的强化，必然导致论战过后的学术分化。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并分化形成所谓食货派，而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成长，并迅速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论战高潮过后，人们对论战中的问题进行反思。社会史论战的突出偏向是运用唯物史观过程中的公式化、教条化倾向，郭沫若检讨：“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侯外庐认为，“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王礼锡指出：“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故有人在论战以后明确提出：“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伴随着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是，论战者只注意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普遍规律的论述，而忽略了关于历史多样化发展的论述。正如王宜昌所说，“在一九二七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论战中出现了把中国历史生硬地“嵌入”唯物史观概念体系的做法，将异彩纷呈的世界历史纳入单一模型之中。翦伯赞批评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论战高潮过后，人们普遍意识到理论和材料方面的失当并加以补正。陶希圣指出：“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并表示要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材料，从扎实的史料入手探究中国社会史问题。

　　正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论战各方发生了剧烈分化。陶希圣受马克思学说影响较大，但也摄入了梅因、考茨基、奥本海末尔等人的思想，所以其使用的理论方法并不是纯粹的唯物史观，而是他自称的所谓社会史观。尽管陶希圣声明他不反对唯物史观，但事实已经表明他确实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和运用的唯物史观有相当大的差异。正因如此，郭沫若评价陶希圣：“他的方法大抵是有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倾向，但只是倾向，应该还要有更确切的把握。”鉴于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史料的问题，陶希圣主张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充实，于1934年12月创办《食货》半月刊，开创了所谓食货学派。对社会历史作经济原因的解释，是陶希圣对唯物史观体悟的精到之处，说明由他开创的食货学派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的解释效力。但陶希圣等人在研究旨趣上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形态、革命道路等问题的讨论，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材料，发掘中国历史的演变特点，这显然标志他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旨趣出现了根本差别。尽管食货派直接产生于社会史论战，但陶希圣申明“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意欲撇清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说明食货派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分道扬镳了。陶希圣代表的食货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野，主要集中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问题上。陶希圣确实注意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各个要素，虽大抵与欧洲社会史上曾经发现的各个要素，不甚悬殊，但自要素的结构来说，却自有特殊之点”。他认为，“中国社会发达过程很难捺进欧洲社会发达过程的铜模之内”。然而，片面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便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强调特殊性，存在着根本差异。

　　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同样在论战中逐渐形成，并在论战反思中迅速崛起。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历史问题，在论战中逐渐涌现出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何干之、吴泽等大批知名史家，撰写了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构建起一套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的新解释体系。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的经典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了奠基作用。吕振羽从1930年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从1933年至1936年，陆续撰述出版《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发表《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等文，对社会史论战各派展开批判。何干之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在对论战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古史的基本观点。经由社会史论战，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集体登上现代史学舞台，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

　　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论战中坚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其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通过反思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开始正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他们在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时，从最初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逐渐转变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如侯外庐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视角，重新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提出了文明产生的“不同路径”说，将“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视为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的两种不同路径。从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转向以唯物史观探究中国历史的特殊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

　　三、社会史论战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

　　社会史论战不是书斋里的争论，而是学术思想与政治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才能认清这场论战的本质，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为了探明中国出路，必须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共六大认定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双重性质，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论断，引起中共党内托派以及陶希圣等国民党改组派的异议。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影响着中国革命对象、步骤与方法等重大政治问题，故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

　　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延伸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现实政治问题转化为学术理论问题。正如何干之所言，“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从历史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中国现实社会性质。这样，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逻辑延伸，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成为关注焦点。论战各方从讨论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论及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中国社会性质，再追溯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度论及殷周奴隶制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这样，由“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便扩展为中国社会史论战。

　　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对此，论战各方的学术讨论实质上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抉择。就学者的政治身份而言，郭沫若是中共党员，以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隶属于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陶希圣、梅思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属于国民党改组派；李季、严灵峰等人，则被视为中国“托派”。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代表的读书杂志派虽自称不属任何政治派别，但实际上多有党派色彩。他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通过学术讨论阐发政治主张，直接导致学术观点的分歧。吕振羽明确指出，“对中国社会史意见之不一致，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成见在横梗着。所以在政治见解相同人们间，在一个共同的倾向上，自然能由相互的辩论而达到共同的见解；然在政治见解各异的人们间，无论在形式上有着何种的共同点，本质上是难能获得共同的结论的”。

　　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论战，不是学术自娱，而是旨在以学术回应现实关切，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学理依据。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为支持中共六大关于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张，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依据。他们还论证了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普遍适用性，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说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正如翦伯赞所言，“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在实际上，是可以充作现在正在被压抑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南”。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各种判断，同样包含着政治考虑。托派分子认定，大革命之后，中国封建势力已被消灭、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故主张中国不需要进行革命。身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否认中共的“半封建”说，这就抹杀了中共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理论前提，进而否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同时，陶希圣认为传统士大夫阶层具有游惰性、倚存性、争讼性，是中国历史的治乱之源。正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所产生的弊害，他建议国民党应着力肃清仍然潜存的传统士大夫势力，预防党内出现严重的官僚化弊端而危及政治统治。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论战各方的学术观点分歧，而学术观点的分歧也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分歧，导致政治派别的进一步分化。

　　社会史论战是适应现实政治需求而引发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论战。既然是学术论战，就要围绕相应的学术问题，依据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展开。论战过程中虽然存在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当成现成的历史公式，机械地“裁定”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但决不能由此漠视或否定这场论战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否则，就无法理解这场论战何以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更无法理解它何以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旨在挖掘和把握历史规律，是以学术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为现实政治指明方向和路径。与此同时，这场论战也是中国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的有益尝试。正是在这种学术尝试中，中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社会史论战助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形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贡献

　　社会史论战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厚学术遗产，最突出的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从经济动因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演进。

　　从研究旨趣层面看，社会史论战体现了民国史学的重大转向，即从实证史学转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深度历史解释：不仅注重发现和探讨历史规律，而且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换言之，就是从考史转向释史，从史证转向史解，从求真转向求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与此同时，这场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从宏观上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规律及内在动力。

　　论战各方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阐述，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划分出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阶段。人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及相关要素入手，深入考察各历史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他们应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问题，没有局限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繁琐考据和浅层阐释，而是着力于从深层理论上探索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分析社会各要素的关系及作用，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此，其历史研究的关注点，自然集中于诸如土地制度、奴隶制、农民战争、商业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问题。从这些历史重大问题出发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必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宏大叙事和理论分析为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探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和内在动力，逐渐构建起一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新解释体系。这套新的解释体系，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

　　正因关注历史发展规律及动力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如郭沫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说，开启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前史的先河。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将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与古代神话传说等文献资料相结合，论证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情况，开辟了中国史前时代（原始社会史）研究领域。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开辟了诸如奴隶制社会、古史分期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史、土地问题、对外商业贸易等史学研究新领域。除此之外，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给民国史学研究带来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新视角，过去被人们忽视的民众社会活动领域被纳入研究视野。社会变化的物质基础、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等，成为民国史学的新内容，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从研究重心来看，社会史论战催生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唯物史观将经济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郭沫若率先关注殷周社会经济状况——“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对作为“生活的基础”的渔猎、畜牧、农业、工艺、商贾等要项分别进行阐释，提供了从经济状况探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范式。汤象龙、吴晗等创办《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自许是“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便自然从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经济。汤象龙说：“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社会史论战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史的浓厚兴趣，人们普遍注意探究历史发展的经济原因，由此开启了史学界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风气。正是以论战为契机，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重心，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史转向。除《食货》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之外，《现代史学》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中国经济》推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并刊发大量经济史文章，吴晗等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将研究重心设定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问题，万国鼎、陈登原、马乘风等学者也纷纷发表社会经济史成果。

　　从方法论层面看，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实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变革。胡适自诩“科学”的实证主义，只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并未超出乾嘉学派之故辙。真正给民国史学带来方法论变革的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既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它倡导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将社会科学诸门类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分析方法阐释历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早将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整合起来，从多学科视角探究殷周社会，为民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范例。对此，张荫麟评价说：它例示研究中国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吕振羽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成果，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野蛮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为“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正如陆懋德所言，“自近世科学发达，凡解释历史的变化，必须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之定理，而与前人之徒逞臆说者不同”。如吴晗代表的史学研究会，尝试将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正是因为借助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描述史实，而是着力于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塑造了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范式。

　　从历史研究的功能层面看，社会史论战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双重品格。郭沫若强调，“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他同时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历史本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明之处，即“‘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史料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还原历史的本来现象，但未必能知晓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而郭沫若强调的批判精神就是要“知其所以然”，着力探寻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注重探寻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联系，探求历史真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探索，根本目的是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这种致用功能在论战中得到集中体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格。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以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翦伯赞强调，“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而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争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要深入研究上古以来的历史道路；弄清楚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郭沫若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这种以“未来的去向”为导向的观念，“第一次把历史研究摆到了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上，使它具有直接的政治实践功能”。这便有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作。马克思主义史家参与社会史论战，为解决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面社会现实的学术品格。因此，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不是做书斋里的所谓“纯粹学问”，而是密切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在概念范畴层面推进中国史学研究，而是从整体上引导中国现代学术发生结构性变革。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根据革命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格。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蕴含着政治与学术双重内涵。论战促使各方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分化和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经过论战的锤炼，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及内在动力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形成了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学术品格，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和智慧启迪，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立于时代潮头，引领中国史学、中国学术的发展潮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和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传播，大大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研究旨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开拓了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等。这些变革不仅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格局和潮流方向，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留下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要继承这笔财富，传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努力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和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