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钱穆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坚信中国文化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作为立论根据，提出了带有强烈守旧色彩的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并不差，中国文化的未来有待于能否进行调整和更新，而这种调整与更新的动力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内部。这些主张虽然对重建民族自信心和弘扬民族精神是有益的，但也夸大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带有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

　　关键词：钱穆；特殊性；文化复兴；文化民族主义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空前发展，无论学术界、思想界还是政治界，都极力强调民族化或中国化，从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中国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也借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概念，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功能，便是当异族入侵的时候比较容易唤醒国人的觉悟，形成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一致对外，从而赢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开辟通途。但如果简单地解释民族主义，就会因其狭隘性的见解，容易形成人们故步自封的排外心态，从而有害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钱穆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坚信中国文化复兴的光明前景，这对重建民族自信心和弘扬民族精神是有益的，但其夸大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带有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显然是不利的。

　　一、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特殊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国史大纲》原为钱穆 20世纪 30年代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课”的讲稿，1939年在云南蒙自、宜良整理撰写完成。《国史大纲》共有八个部分、四十六章，以纲目体行文，提纲挈领地系统介绍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该书“引论”中，钱穆阐述了撰写此书的宗旨：“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解，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为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因此，《国史大纲》意在“宣说历史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在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觉，必先认识历史。针对全盘西化论者的历史虚无主义、浅薄狂妄的进化观、文化自谴及古史层累造成说，明白宣言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温情与敬意’”。故该书以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中国大学用书并风行全国，对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故后人评价说：“综观钱穆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文化史著作及其学术活动，是以昂扬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灵魂。这对于当时培育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的民族精神，确有其贡献。”

　　钱穆著述《国史大纲》的宗旨是“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是为“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提供历史依据。他和张其昀、萨孟武等人试图从多个方面论证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政体，反而具有相当浓郁的民主气息，以为“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非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常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的考试，又分配其数额于全国各地，又按照一定年月，使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

　　钱穆关于“中国式之民主政治”的论述，既不符合中国历史演进的真相，也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相悖，因此受到时人的严厉批评。胡绳批评说：“所谓‘中国式的民主’就是我们一般常人所称为君主专制政体的那种东西吗？我很奇怪，想出这些意见的先生们都不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事业，甚至还加以赞扬。但实际上他们是应该反对中山先生的，因为中山先生所要推翻的就是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的那种国体和政体。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斗争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二、中国文化复兴主张

　　抗战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将这种特殊性作为立论的根据，进而提出了带有强烈守旧色彩的中国文化复兴主张。1939年，钱穆在完成《国史大纲》后，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并陆续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刊出。

　　钱穆首先探讨了中国文化发生的地理背景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同意笼统地说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世界诸文明古国文化起源的共性，而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起源的特殊性，因为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准确地说，中国文化的发生并不依赖于黄河本身，依赖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形成的三角地带，即所谓的“水桠杈”，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真正的摇篮。据此，钱穆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多起源于一个小环境，而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只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个大环境下展开，因此容易养成并促进政治、社会以及人事等方面的团结与处理方法的才能，从而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内部的统一。第二，在小的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容易受到周边文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的“侵凌”，其发展被迫中断或受阻；只有中国文化是在大环境下展开的，并迅速完成了国家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因而对外族之抵抗力特别强大，得以免遭摧残而持续向前发展，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第三，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里产生的古代文明易达到其顶点，容易失去向前的新鲜促动力，从而导致“社会内部的腐败和退化”；只有中国文化因产生在贫瘠和广大的地面，不断有新的刺激和新的发展，社会内部能始终保持一种勤奋和朴素的美德，其文化因而也常有新元素注入，不易腐化，直到现在“仍有其内在尚新之气概”。

　　在考察了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后，钱穆进一步对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只有西方的欧洲文化和东方的中国文化算得上源远流长，直到现在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首先，就政治而论，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很少发生内争；而欧洲直到近代还是列国纷争，没有实现统一。中国人由于数千年来常在统一的和平局面下生活，注重的是对内问题而不是对外问题，常常“反身向著内看”，久而久之，“便成为自我一体浑然存在”。西方人由于常生活在“此起彼仆的斗争状态之下”，注重的是对外问题而不是对内问题，“常常是向外看的”，久而久之，“成为我与非我屹然对立”唯其常向外看，认为有两体 对立，所以西方人特别注意空间的“扩张”以及“权力”和“征服”。唯其常向内看，认为只有一体浑然，所以中国人特别注意时间的“绵延”以及“生长”和“根本”。

　　其次，就经济而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筑在农业上面的，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文化；而欧洲文化是建筑在商业上面的，是彻头彻尾的商业文化。西方常常运用国家力量来保护和推进其国外商业，传统中国则常常以政府法令来限制国内商业势力的过分旺盛，使其不能远驾于农、工之上。因此在西方国家很早便有一种近代所谓“资本帝国主义”的姿态，而在中国自始至今采用的是一种近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科学思想和创造发明，但由于采用的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机械生产不仅不加奖励，反而时时加以禁止与阻抑，以至工业落后，科学不发达。

　　再次，就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而论，钱穆认为，传统中国人向来既不注重“自由”，也不讲组织和联合；而西方人则对“自由”特别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与自由相联系的是组织和联合。如果说希腊代表着自由的话，那么，罗马和基督教会代表的则是组织和联合。“这是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两大流，亦是西方人生之两大干。” 在他看来，我们只要把握了这两个概念，也就把握了隐藏在西方历史后面的“一切意义和价值”。中西这种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的不同，源于他们着眼点的不同。西方人注重向外看，看人和社会是“两体对立”的。因有两体对立，所以既要求自由，同时又要求联合。中国人注重向内看，看人和社会只是“浑然一体”。这个“浑然一体”的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然”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便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一层地扩大，即是一层一层地生长，又是一层一层地圆成，最后融和而化，此身与家、国、天下并不构成对立。这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文化精神。只有把握了中国人的这种人生观和文化精神，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及价值。

　　最后，就宗教信仰而论，西方人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宗教上也存在着“天国”和“人世”的对立；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看世界只有一个，不相信有与“人世”对立的“天国”存在。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要求不朽，要求的是现世的永生和不朽。正因为中国人不相信“天国”的存在，所以在西方发展出的宗教观，在中国则发展成了伦理观。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义务”观念，更重于“自由”观念的根本原因。

　　在比较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后，钱穆提出了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第一时期是先秦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把本民族的人生理想和信念确定了下来，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也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所在，其具体表现为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和、古代观念和古代生活、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的形成。第二时期是汉唐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把社会规模与政治制度大体上规划出了一个轮廓，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这一“共通境界”安顿妥当，然后才能有个体的自我发展。第三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下来，并开始了个性的自由伸展。第四时期是“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最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他又称第一时期为“宗教与哲学时期”，特点是确立人生之理想与信仰；第二时期为“政治与经济时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主张财富平衡的自由社会；第三时期为“文学与艺术时期”，文学艺术偏于现实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第四时期为“科学与工业时期”，即采用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以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钱穆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强调不同发展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将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结合起来。

　　钱穆借着所谓“中国化”潮流，在抗战这个特殊背景下宣扬同一种民族文化优越论。胡绳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斥之为“复古主义”。他指出：“这种新的见解，在根本上是复古也是排外，因为它是把一切外国的东西，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立场上看去是新的，不适宜中国的东西都加以排斥，它排斥一切西洋文化中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但它却看出了在西洋文化史上也还有时期的不同，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只是‘貌异神同’——看出这点倒是对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欧洲也有过它的封建时代，也有过它的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从此出发，认为中国文化自己要向后转，并和向后转的西洋文化合作，这却是拿人类文化史开玩笑了。”

　　三、 中国文化有独特的复兴道路

　　无论是批判西化思潮，还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阐释，钱穆的目的都是为了探索中国文化的复兴道路。钱穆认为，要实现文化复兴，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奋起直追，尽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努力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使自己以“安”为终极理想的传统农业文化之精神斫丧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将不再存在；如果第二个问题不解决，则中国的国家、民族虽得以存在，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仍将消失。而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国家民族，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以文化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命，这是自清末“国粹派”以来一切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共识，也是他们于西方化的大潮中以维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职志的根本原因。

　　钱穆不赞成那种认为中国排斥外来文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在世界上虽然算得上是一个文化比较“孤立”的国家，但中国人对其他民族文化则常抱有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愿接受而消化之，用其他民族文化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不论在盛时如唐，或衰时如魏晋南北朝，对于异族异文化，不论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质方面如美术工艺等，中国人的心胸是一样开放而热忱的。因此中国文化，虽则是一种孤立而自成的，但他对外来文化，还是不断接触到。中国人虽对自己传统文化，十分自信与爱护，但对外来文化，又同时宽大肯接纳。”以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为例。尽管自明末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以来的三百年间，由于西方文化先是以宗教的形式，后又伴随鸦片大炮来到中国，因而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怀疑和反感，但总的来看，“这三百年来的中国人，对此西方异文化的态度到底还是热忱注意虚心接纳”的。明末利玛窦初来，便得到了中国名儒徐光启、李鸿藻等一班人的笃信与拥护。清代经学家在天文、历法、算数、舆地、音韵诸学领域已经注意到西方的新说且尽量吸收利用。到了晚清末叶，中国士大夫不仅潜心西方理化制造之学的越来越多，对于西方政法、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也开始关注研究，中国人渐渐知道西方社会并不尽是些教堂与公司、牧师与商人，也不完全就是一个“富强侵凌”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社会，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

　　钱穆也不赞成五四以来所流行的那种“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的见解。他认为，西方文化最超出中国且为中国固有文化最感欠缺的，是他们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真理，并非只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不是要学习西方的富强侵凌。而且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有重大价值。但中国的现状又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否则中国终将无以自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都不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怎能传播于世界而造福于人类呢？所以，“此下的中国，必须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而科学化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他相信，如此便能解决前面所提出的如何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的问题。

　　要“急激的西方化”，亦即“急激的自然科学化”，必须回答“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预期中国新文化前途的人所共同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倘无科学的地位，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中国学得科学而把新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对此，钱穆指出，尽管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科学，中国的天文、历法、算数、医药、水利制造等发达甚早，但必须承认，与西方比较，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进入十八、十九世纪后明显的比西方落后了。究其原因：第一，中西思想习惯不同。西方人爱从内向外看，中国人爱从外向内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和理论问题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以生活的直接经验去体悟，同时中国人缺乏向外征服的权力意识，对科学在自然中的运用不感兴趣。第二，文化产生环境不同。西方文化是在一个较小、较狭的地区内产生的，本身分裂破碎，不易融汇合一，因此，西方人常爱寻求一个超现实的、抽象的、为一般共通的、一种绝对的概念来作弥补，如古希腊悲剧里的“命运观”、哲学上的“理性观”、罗马人的“法律观”、耶稣教的“上帝观”，以及近世科学界对于自然界之“秩序观”与“机械观”等，都源于一种超现实的、概括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和谐之要求。中国文化则自始是在一个广大且较和谐的环境下产生的，缺憾的不是一种共通与秩序，而是在此种共通与秩序之下的一种“变通与解放”。因此，中国人感兴趣的不是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一般的理性，而是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但科学思想的精髓则在于对抽象理性的深信与执着。第三，科学才能表现不同。中国人只喜欢搞清“物之性”，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分析“物质构造”，对物的研究缺乏理论上的说明，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不能有许多实际的发明和制造。

　　客观地说，钱穆对中国在科学上落后于西方之原因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中西文化背景、 思维方式的不同，的确是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论证，如冯友兰便认为：“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为什么’，故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科学。”冯友兰的这种认识与钱穆如出一辙。这也说明，尽管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维护和认同的态度，但他并不像有的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文化复古主义者。

　　钱穆进一步指出，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虽然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占有重要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接受西方科学的可能。实际上，近百年以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已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只要我们抱虚心学习的态度，加上国内国外的和平秩序的恢复，“科学在中国一定还有极高速度的发展”。他同时要人们相信，“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元）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如“科学”和“宗教”在西方多数情况下是互相敌对的，信了科学就不能再信宗教，或信了宗教就不能再信科学，双方视同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国固有文化中，两者都可以“容受”。《中庸》上说：“尽已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于“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则是“儒家精神”。儒家承认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须用“己”和“人”去“赞助”他，如此就不是纯宗教的了。儒家亦要“尽物之性”，但必须着重在“尽人之性”上下手，这样也就非偏于科学了。因此西方人科学与宗教之相互对立，一到儒家思想范围里便失去壁垒：“宗教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只不是互相敌对，也不是各霸一方，他们将融和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接纳或吸取西方科学，这便是钱穆指出的复兴中国文化之路。

　　总之，鉴于抗战时期的特殊形势，中国思想文化界提出了保卫中国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任务，钱穆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并不差，中国文化的未来决不能寄托在一切向西方学习这种幼稚的想法上面，而有待于中国文化能否进行调整和更新。他反复强调，这种调整与更新的动力并非来自西方文化，而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内部。易言之，中国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因子而变化，但绝不可能为另一文化系统即西方文化所取代。他坚信，中国的文化不但未到尽头，而且如今仍然要继续着：“所以我对中国文化很抱乐观，中国的文化未老未死，缺点是有的，只看中国将来怎样办？”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强调：“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由此可见，钱穆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情绪，夸大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这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显然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