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确立了认识历史的全新规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把握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把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置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整体视野中，始终坚持并夯实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始终坚持并丰富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彰显驾驭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理论品格。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唯物史观；坚持；发展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可分割的意义上提出，他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对人类社会历史起源、过程与趋向的总看法与总判断，就是历史观。通过对现实生活在历史发展中中心地位的确认和重视，唯物史观找到了由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形态的科学路径，从而确立了认识历史的全新规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总体说明，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依据，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系统阐释了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置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整体视野之中，充分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并夯实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强调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发展的主体及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问题，体现了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始终坚持并丰富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作了重要探索，展现出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规律更加深刻、理性的思考；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提出了研究和对待历史的实践方法、阶级方法和整体方法，彰显出驾驭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宝贵品格。

　　一、坚持并夯实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学说。与以往一切旧历史观不同，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看作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而第一次把历史观安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下始终把党性同人民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视为党的生命力的根本来源。习近平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和发展标准无疑是对唯物史观根本立场的坚守与深化。

　　（一）人民史观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

　　人民史观之所以成为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们逐渐发现，青年黑格尔派“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青年黑格尔派绞尽脑汁所想出来的解放人类的办法，却都是在同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其根源在于他们的思维水平始终局限在黑格尔认识发展的阶段，把历史视为思想或意识的历史，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历史的出发点是一个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抛开的前提，那就是人要生存。人要生存，就需要生产，既需要生产自己的生命，也需要生产他人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需要不断产生，不断得到满足。为了适应交往的需要，人还发展出了语言与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开端，是完全可以用经验观察到的现象。

　　正因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客观唯心史观将某种绝对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可能性，也从事实上批驳了主观唯心史观将个别英雄人物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合理性。历史发展中并不存在某种绝对精神或绝对意志。如果硬要说存在一种神秘的牵引着历史的力量，那也只能理解为无数活生生的个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合力。英雄、伟人在历史发展中当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下，只有在代表人民和依靠人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唯物史观所秉持的历史观，不是在时代中寻找一个合适的范畴，不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上，始终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了一个最为常识性的，却一直被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事实，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是他们“哪怕停下一年，就会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二）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是对人民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史观转化为实际的工作路线，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等具体观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了对人民史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时代化表达。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始终强调历史发展的出发点问题，继承和发展了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是历史起点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和目标驱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习近平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观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加重视民生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党要求，秉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面对新时代的形势与任务，习近平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前阶段就是要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阶段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始终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继承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依靠人民群众去实现。将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要力量，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宝贵传统。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围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注重人民主体地位的转化实效，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意识，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所有环节。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始终强调历史发展的衡量标准问题，提出发展成果要最终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要由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进行评价。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人民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宗旨意识的最终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就提出人民利益标准是衡量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高兴、是否答应放在工作的第一要位。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观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充分彰显，他借鉴毛泽东的“赶考说”，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重要命题。他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保障和满足民生需求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更加强调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要通过“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展现出来。

　　（三）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彰显科学与价值两大属性

　　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但人类活动的目的绝非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每一种历史观都有其自身对于历史发展的独特把握。唯物史观凭借其同时蕴含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两大特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唯物史观的逻辑框架中，科学性与价值性不仅是相互关联，而且是相互贯通、互为条件的。它们统一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个逻辑起点，实现于人民群众的现实活动这个历史过程，彰显出人类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持续性反思。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主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价值定位等原则性问题，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内蕴的科学与价值两大属性。

　　就科学性而言，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遵循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以及推动历史进步主体力量的基本原理，把人民立场牢牢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遵循人类历史活动的开展是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满足新的需要的基本规律，重视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工作、收入、社保、医疗、居住、环境及下一代成长的真实需求，用“十个‘更’”的表达宣示了执政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秉持唯物史观关于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相统一的大历史视野，反复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把握历史走向。

　　就价值性而言，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从人的需要出发兼顾历史发展中各种价值的实现。一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批判过古典经济学只是从“物”的角度认识生产力的错误观点，指出人不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更是生产活动的目的。习近平完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的辩证观点。一方面，强调生产力对于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在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先进政党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见物又见人”，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力。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相统一。唯物史观将未来社会形态描绘为“人道主义在完成了的基础上等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完成了的基础上等于人道主义”，这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同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解”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顺着这一思路，习近平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思想，指出生态环境是最大的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坚持并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在对以往历史事实进行逻辑提炼的基础上，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史拓展的过程。习近平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既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总体历史进程的科学界定，又融合了对当前阶段我国发展现实的精准认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唯物史观的逻辑自洽和价值确证。

　　（一）在“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视域融合中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大时代”观是习近平对世界历史总体判断的根本依据。推动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认清历史大势的发展方向，准确定位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时代特征。唯物史观坚持从人的发展程度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人的发展程度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人的发展就能达到什么水平。《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人类文明，但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而言，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前的人类史都只能称为“史前史”。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以降，当代人类历史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高潮到低潮的巨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不断显现，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交织叠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历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危机的冲击也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仍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判断，即仍处于由大工业发展开启的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自我调整尚有发展空间，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并存。在这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时代特征突出表现为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小时代”背景是“新时代”历史定位提出的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历史定位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历史活动的条件和方向。

　　新时代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强调，要从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实践的结合中去思考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什么别的道路，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是经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之路。同样，“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新时代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文明传承、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六十余年社会主义建设、四十余年改革开放探索等多个历史时空。在这条历史的长链条中，新时代是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

　　新时代也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人类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历史发展，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转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从理论变为现实，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从高潮陷入低谷。在“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各种质疑和责难声中，中国以新时代的伟大成就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展现出人类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另一种可能性，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启了新境界。

　　（二）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回答怎么走的问题

　　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顺应了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无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积贫积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时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建设目标既是由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决定的，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历史逻辑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而这种代表性只能通过绝对的领导权才能达成。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近代中国思想涣散、人心不齐的弊端，不仅在本阶级中，而且在一切革命联盟和群众运动中强调领导权的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去唤醒沉睡的民众。党执政以后，依然高度重视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通过逐步完善领导体制机制的方式不断巩固领导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党的全面领导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必要保障；从时代的发展要求看，当代中国发生的全方位变革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这个历史坐标意味着我们所处时代的发展目标更加多元，更加重视发展质量，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改革目标更加系统，更加重视系统性、深层次改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加强；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的风险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阶段性成果，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就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

　　（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历来强调要从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他专门提到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地域史、民族史会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转变为世界史。之所以将世界历史的形成视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是因为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进的方向。这一思想不仅科学地说明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且让人们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醒的预判。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科学价值已经被历史所印证。习近平深刻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他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动态视角，回顾了开放合作对于增强国际经贸活力、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意义。面对世界历史日益生成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指出，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终将被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取代，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终将被捍卫和平的力量取代，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终将被日益交融的利益与合作取代，文明冲突终将被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取代。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具有深厚历史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倡导各国政府在相互依存中共同破解全球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同金砖国家的交往中，他提倡通过经济合作、维护和平、人文交流、搭建伙伴关系网络等方式，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推动构建广泛伙伴关系；在中非合作领域，他建议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在国际经贸交往中，他呼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应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他强调应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伙伴关系，共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交流中，他同样指出各国正在开放和融合的历史大趋势中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更是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病毒视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充分表现出愿与各方开展合作、共战疫情的责任担当，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

　　人类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只有人类才有追溯自己的存在意义和前途方向的历史意识。对历史的分析和把握，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更高层次的思索。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但历史评价涉及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关乎国家道路方向之责，需要跳出所谓“重新发现历史真相”“价值中立”等象牙塔式的思维方式。习近平运用实践分析、阶级分析和整体分析的基本方法，对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等历史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展现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理解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关怀。

　　（一）坚持评价历史的实践标准，将历史事实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

　　历史评价首先要给予历史事实以充分的尊重。“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世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习近平主要通过对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来说明历史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对于历史人物，习近平指出，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或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地归于个人，都是不合理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回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从当时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去衡量。对于历史事件，习近平同样坚持客观分析的标准，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一建军、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社会主义改造、香港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反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种种表现，以主观臆造肢解历史全貌，以零碎回忆替代民族整体记忆，以个人好恶挑战社会价值观，其结论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历史评价的作用是为了以史鉴今。任何“历史问题”都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发生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作为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清醒剂和营养液。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哪儿来、向何处去，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一个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回顾与总结，统一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思想氛围。习近平把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理论品格。他曾建议党员领导干部再次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始终清醒、一以贯之。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强化了历史经验的资政功能，比如“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设置这些主题的问题导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破解当代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央出台重大战略决策寻找历史依据。在学习过程中，习近平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研究提出了宏观性的指导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他还专门发去贺信，勉励广大史学工作者提高研究水平，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坚持分析历史的阶级方法，将历史现象与问题本质联系起来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对历史运动本质关系的一般表述。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在阶级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线索，即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一定要带有阶级立场，从现实而非从概念出发，去充分把握各阶级的发展状况和相互关系。

　　在分析政治历史现象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近年来，不少人讳谈阶级二字，淡化、弱化乃至妖魔化阶级分析方法。为了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斗争，澄清中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习近平明确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阶级是政党形成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作为各阶级利益的组织化代表，阶级之间的矛盾会集中通过政党斗争的方式体现出来。苏东剧变的教训之一就是背离了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道路，在所谓“反思历史”的思潮中一步步走向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历史的全盘否定，最终政息党亡。用阶级方法分析政治制度，阶级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宪政制度存在根源上的差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西方治理的基础、方向也根本不同。习近平不仅把阶级方法运用于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而且运用于我国自身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在谈到人才队伍建设时，他一方面肯定了古代吏治的丰富经验，同时也指出其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

　　阶级斗争虽然早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将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在物质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精神生产上也占统治地位，并且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式将会愈加抽象，以方便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唯一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但当某些抽象的价值理念与带有政治目的的“普世价值”勾连起来时，就需要认识到其作为历史范畴与一定生产方式、一定阶级统治相联系的本质属性。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务必要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需要说明的是，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并不等于主张阶级斗争扩大化，更不是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内在地包含了既不能忽视阶级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又要从实际出发如实反映客观对象自身固有的阶级性或非阶级性要求，从而把具有阶级性的社会矛盾与不具有阶级性的社会矛盾区分开来。

　　（三）坚持看待历史的整体思维，将历史场景与历史脉络联系起来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地生成的。以长征为节点，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领导进行的红军长征和长征胜利之后的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总的“新的长征”，还有当下正在进行的“两个一百年”奋斗和中国梦的新长征。以改革开放为节点，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以党的十八大为节点，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后两个阶段。这些不同的历史场景或历史时期，有的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有的在战略策略上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从本质上说都是党团结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用任意一个历史阶段否定另一个都是对历史的人为割裂。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了两条基本经验，一是不能丢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史实表征贯穿为一条有机的、清晰的认识链条。

　　国家治理体系来自历史传承。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达到什么水平，是在这个国家既有的基础上长期演化而成的。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遇水架桥”，每一次改革都为当代中国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下一次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是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面临问题的一个总体回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自历史文化。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命脉，为中华民族绵延不息提供了丰厚的道德资源和精神滋养。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做到“两有”（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两相”（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二，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需要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与实践。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在《光明日报》上发文阐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革命精神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学界一致认为，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以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为代表的建设和改革精神，编织出一张清晰的红色精神谱系。这两类历史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深相融，共同组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和平发展道路源于历史意识和历史行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历史上，中国没有称霸或侵略他国的历史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坚持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国强必霸”的路子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华民族将坚定不移地将和平发展的传统延续下去。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认识国情、认识发展大势、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宝库和力量源泉。分析和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坚持与发展，对于准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还是提出“新时代”历史方位丰富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历史的观点始终以一种“在场”的方式整体嵌入习近平的思考之中。从建设何种社会的维度，把满足历史主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作为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建设何种社会主义的维度，把遵循社会基本矛盾历史运动规律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视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从建设何种政党的维度，把如何更好地引领历史发展作为党的执政方向。习近平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中，沿着以史鉴今、以史资政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哪里、特在何处、走向何方，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