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起源可以追溯到尼采的价值论虚无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虚无主义，两人都秉持虚无主义观点来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否定历史的意义。虚无主义是20世纪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型中呈现的“时代精神状况”，中国的学术土壤未曾独立孕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遭到其屡屡挑战。

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围绕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性质认定、历史现象分析等论题产生的一种消极、落后、错误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其重点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革命史，也会向上延伸到古代史和文明史，向下延伸到改革开放史。其要害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拟从历史因果解释的角度，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进路，以期识别其谬误。

一

现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哲学、历史学背景以及社会现实根源。这种最初形成于19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并持续展开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在20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其渊源可溯及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现象学和阐释学揭示的历史主义，以及科学主义史学的危机。自由主义历史哲学对决定论和目的论的批判，以及新黑格尔主义的观念论都包含价值虚无主义毒素。其主旨在于否定社会历史进步规律，反对因果解释，强调叙事技巧和功能的重要性。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看，在对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反拨中崛兴的、以倡导讲故事为主的叙事史和微观史，被一些具有虚无主义价值倾向的研究者误用滥用。尤其是一些史学爱好者和非专业史学家以及非理性主义者，将其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投射到历史研究领域。从社会历史进程和现实环境看，中华民族实现复兴进程中的革命和社会制度变革，颠覆了原有的阶级结构，一部分社会阶层产生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和虚无感；此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部分利益集团的政治社会诉求，谋求在历史领域中实现。受市场经济观念和资本意识驱动，肆意“消费”历史的主观愿望也会外在显现为热衷于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实际活动。近年来，学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有力地阻击了其在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学科领域的蔓延态势。

历史虚无主义，按其作伪方式看，一类是嘲讽、戏谑、调侃、恶搞、污蔑重要历史人物。例如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抗美援朝英雄、甚至古代民族英雄等。总体上，这类手法粗鄙、方式简单，很难入专业历史学者的法眼，这些谬论所指的“历史”，似乎与历史知识关系不大。较之于历史学者为之献身的、承载“高贵梦想”的客观历史和历史知识，历史虚无主义者更多地是借用“历史”名义编就的“史话”，或勉强可以归入“历史文艺作品”。其所谓的历史书写只是承载虚无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媒介，或者是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通道。另一类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会诉诸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和分析，其政治意图和价值立场包藏在“学术反思”、“理论再探讨”的外衣之下。具体可分为两类：虚无简单历史事实和虚无复合或复杂历史事实。前者以揭秘、解秘、探秘、还原真相、重返现场为噱头，虚构、伪造、炮制档案、名人日记、回忆录，诋毁领袖英烈的形象等，如炮制“中苏联盟密约”、伪造毛泽东诗词、虚构邓颖超日记，等等。后者如解构整风运动、长征或抗美援朝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的内在必然联系，否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妄图重构或解构党的历史和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上述两类历史虚无主义都不容小觑。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伪造的单一历史事实，可以通过考辨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史料文献等相关信息，去伪存真澄清真相；然后分析该历史事实出现的原因和经过，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对合理的价值评判。第二类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观更隐蔽、更模糊，认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增添了驳斥的难度，必须借助专业史学知识和史学理论展开辩驳。

一般认为，机械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抹杀了人的历史活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容易导致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另外，抛弃科学的历史因果解释中的决定论，会抹杀历史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在历史意义上的差别，其内含的多元折中主义和相对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开启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虚无主义的通道。

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的泛滥，与理论界探讨科学的历史因果解释受阻滞后一度主张摒弃历史因果规律有关。就西方史学理论界而言，自从新康德主义以降，理论界和史学界倾向于把历史因果解释看成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或者支撑单线决定论的方法论“罪魁”，排除在历史科学方法之外，而更倾向于接受历史“移情式”解释（即历史理解）。1942年爆发的“亨普尔争论”，重新提出“历史研究要不要因果法则”的问题。结果，持续长达30多年后，无论是“覆盖律”模式，还是“归纳—统计”模式，都无法满足历史因果规律所要求的揭示“普遍无例外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摈弃因果解释、用语言和文本的修辞解释功能取而代之的叙事主义历史因果观（后现代主义）乘虚而入。在其肆虐一段时间并渐趋式微后，有学者喊出“超越历史理解法”。在实践史学中，爱德华·卡尔的因果主张，即先找出可能的原因，然后区分不同原因的重要性程度，最后确定可视为“必要条件”及“充分条件”的原因，成为西方主流史界的基本观念。但这种因果观暴露的多元折中的局限性，遭到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判。

二

下面结合具体实例，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是如何跌入理论误区的。

谬误之一，以合意的“历史细节”编织叙事情节，伪造历史真实。

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会抓住党史和国史上我们所犯的局部或个别错误，用拼凑碎片化事实编织起形式上看似完整的历史叙事，达到以偏概全、“伪造历史”的目的。20世纪末，一部志在改变延安整风运动“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的著作在海外出版。平心而论，该书对整风运动过程提供了不少细节描述，这是其自矜“实证研究”之处。但作者把整风运动诠释为完全按照个人意志展开的首尾连贯的“权谋政治”的历史叙事，反而暴露出其用“细节”伪造“全貌”的缺陷。首先，叙事完全偏离和舍弃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和主体逻辑。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展的学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作风、党风和文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总体上表现为以思想改造和增进团结为目的。有外国学者认为，它是一种让犯错误者进行自我批评（公开或书面检讨、悔过）的“心理体操”。从词频统计看，以主流史学中提到较多的“理论联系实际”为关键词，其在这部45万多字的著作文本中出现次数为0；“大生产”仅1次，“实事求是”一词出现6次，“调查研究”17次，不少用法明显带有贬义。作为全书主题的“整风运动”只出现178次，作为整风运动历史背景的关键词“抗战”出现192次。作者对整风运动的偏颇定位可见一斑。其次，叙事情节的展开逻辑，不符合历史实际进程。例如，如果承认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活动”，那么其源头就应从追溯党内马列主义“学习竞赛”的历史开始。相反，该书作者将起点追溯到赣西南清肃AB团，而且把后者的实际时间提前数月，这亦见其编织故事的虚构能力。此外，“抢救”活动持续不到十天时间，却被视为长达两年多的整风运动的特定阶段，而且是高潮阶段，这完全出于作者叙事的主观需要和将它界定为“肃反”性质的需要。如此安排，反见作者思想深处挥之难去的“肃反”研究情结。再次，历史解释未能涵盖各方面的事实。该书作者一方面把毛泽东定为“作为极‘左’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用“肃反”作为线索，去挖掘、夸大中意的“事实”，改变某些重要事件的性质，把所谓“洗党”、“肃托”、“反AB团”、“抢救”等牵强地串联起来；另一方面，罔顾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阻止整风向错误方向蔓延的事实，如有关苏联肃反的痛苦反思，以及关于“一个都不杀、大部都不抓”的指示等。这类有意识地“屏蔽”、“过滤”和“虚无”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和话语，强行塞入合意的“细节事实”的方法，看似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图景，实际上却一叶障目，根本上混淆了历史虚构与历史真相。针对此类刻意用拼凑碎屑事实遮蔽历史大势的叙事性解释方法，哲学家们贬之为“用全部的历史细节伪造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在于用“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

谬误之二，肆意揣度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歪曲历史真相。

从历史虚无主义者构建的叙事链看，其对具体环节的解释同样是脆弱的和经不起检验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习惯于用多种多样的原则，如“理性选择”原则、“趋利避害”原则、“人性”原则、“常理”原则等，根据历史结果推测历史人物的动机，其中有些动机与其说是历史人物的动机，毋宁说是虚无主义者的思想动机和价值观念在历史人物身上的投射。仍以上述著作自矜的“分析性论述”为例。该书作者认为，“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且不说对整风运动升级的外部动因为何避而不谈，单就其基于有理论缺陷的心理揣度法解释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意图，在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上都无法成立。从事实判断看，根据新解密的档案，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给季米特洛夫的备忘录共同显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推荐人选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而那些在莫斯科看来不宜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人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认为的王明的支持者”。这对于该书作者给出的毛泽东具有借整风运动“彻底肃清国际派的影响”的主观意图的判断，无疑构成反例。从成因判断看，该书作者用心理揣度法解释中共七大人选名单的确定原则和目的，“体现了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目的”，明显难以令人信服。例如，用打击报复心理解释凯丰、邓发未进入中央委员：“遵义会议翻历史旧账”，“与王明过从甚密”，“对毛泽东略有微词”。用掩饰野心来解释保留整风运动对象的中央委员的资格：王明、博古“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徒有虚名；犯过错误的经验派同志入选，是为了“显示公正、宽大”。再如，用“任人唯亲”来解释提拔运动中有贡献者现象；用“暂时用不着”解释出力甚多者未被提拔的现象，显示忘恩负义。实际上，暂时撇开这种解释模式的局限性不论，完全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解释做出这类人事安排的行为动机，如保留王明、博古中央委员的地位，源于毛泽东的心胸宽广，为了“治病救人”而非整人；重用犯过错误的周恩来等人，源于不计前嫌、任人唯贤；坚决拿下忠诚顺从但制造冤狱的康生，源于公正无私，不包庇纵容亲信。相比之下，后一种更符合事实的逻辑。

该书上述解释的方法论谬误在于，心理揣度法建立在不可靠的“意图—行为”解释模式上，而其解释的经验原则可以是“理性人行理性事”的“常理”，也可以是“反其道（理）而行之”的“反理”，因而为任意解释留下太多自由空间，容易成为随心所欲塑造的“象鼻子”。况且，该模式无法解释具有整体性、长期性、结构性和复杂性的历史事实，例如显然我们无法用拿破仑的个人动机去解释法兰西帝国的兴衰。尤其是，该解释模式能否发挥科学的解释效果，根本上依赖于解释者的社会历史观是否科学。其实，如何用杰出人物的思想动机去解释重大历史的变革，“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谬误之三，用反事实推理的虚拟因果联系，替代现实中因果必然性联系。

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的一种手法是，通过抽象的假设来回溯历史原因，夸大历史主体社会行为的选择性和自由度，呈现历史现实的不确定性，来否定历史因果必然性。例如，虚无主义者声称“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并宣称“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这种论调演化成为否定近代一切革命合法性的“告别革命”论，其实质是否定共产党执政历史合法性。剖析“告别革命”论的理论动机，不难看出，就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从思想来源看，历史虚无主义者鼓吹的“告别革命”论，建立在对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特殊性的误解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制造革命”论等错误论调的必然延伸。从历史检验和历史评价看，历史虚无主义者假设近代中国“革命不必发生”，已经预设“革命是历史的非常态事件”、“中国只有和平—改良—建设才有出路”的方案，这对当时深受压迫、追求翻身的亿万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根本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且不说近代改良方案已被历史证明屡屡失败，退而言之，继续选择改良方案，只能是让亿万中国人看不到任何民族复兴希望的“最糟糕的”历史选择。

从方法论原则看，假设史学，用一种虚拟的、难以证明的因果逻辑关系替代真实发生的事件内部的因果必然性。其理论基础是反事实推理，即通过比较已发生的事实（及其结果）与未发生的事实（及其后果）的差异，探究虚拟的因果关系，逼近对真实因果关系的认识。一般形式如下：“如果（历史主体）当时做出不同于实际的行为选择，那么如今就会或者就不会……”。反事实假设留下了通向幻想的通道，而且其寻求的因果联系，并非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它只是表征了社会事件之间的一般相关性。再者，该方法论在否定一种可能性时却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以多元论和个体主义来对抗整体主义。在实践应用中，离开对社会机制运行状况的考察，其宏观研究容易陷入抽象推演；离开对个体所处的社会局势的考察，其微观研究容易陷入意图—行为模式隐含的行为结果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反事实假设法”，更为真实地显示出在因果性上的折中和在实践中“不作为”的犹疑，最终滑向历史虚无主义。不可否认，反事实假设法有助于拓宽历史思维、丰富对历史可能性的认识，但其根本在于加深对现实中发生的事实的理解。历史虚无主义者不能也不愿遵循反事实推理的适用原则和逻辑要求，而是痴迷于去假设和虚构看似可能实则不可能的历史。有些关涉历史人物的“假如”命题，例如流传甚广的毛泽东与罗稷南围绕“假如鲁迅还活着”的秘密谈话，其中的记忆误置本身，亦不能排除特殊情境下对其中信息有意无意的加工。

三

历史虚无主义者大都承认，基于不同的事件“选择”而连接出来的历史构图，并非没有高下之别，但这种差别在他们看来只限于连接者的技巧和手法的高低差异。至于关涉历史整体的结论和判断，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一笔历史糊涂账。上述困境出现的要害正在于，要么忽视和否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客观的内在因果联系，要么把历史事件间的相关性同等程度地看待，不顾它们之间的“离散”程度，结果，凡是多少有些瓜葛的相关人物事件都被作为历史要素按照一定故事情节组织起来，都冠以“历史记忆”、“历史再现”之名。自然，“历史”真相就完全被淹没在历史书写者五花八门的“历史叙述”活动和历史文本读者的野蛮肆意解读活动当中。整体意义上的历史及其内含的人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由此遭到彻底的解构和否定，客观历史更是无从谈起。

历史是现实的前身，但不是所有的过去都等同于历史，只有重新嵌入或者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产生活、思考劳作等实践活动发生一定的“现实的联系”、打上人的烙印之后，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因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而且历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厘清历史事实，更在于对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释。其解释方式不是直接给出价值判断，而是透过变化过程中“现实的人”的多样社会联系，去探究其本质性的联系。如果我们承认“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生活实践过程，明白“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历史科学的全部研究，就是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去揭示其中的本质性联系，即通过对人们过去的实践活动以及活动中结成的诸多关系的研究，去探索其中的因果必然性联系。换言之，就是揭示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其最高目标是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影响和决定历史现象生成、发展、演变的主导关系，是描绘历史构图的关键和主干。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历史事件发生序列中简单的先后关系，也不是历史事件（或事物）之间的相互共生关系，而是历史现象中关涉的历史活动主体由于其各自特性决定在特定条件下必然做出相应的反应、带来相同或相近结果的因应关系。

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因果解释的精深理论和实践运用，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至今难以形成一致认可的、理想的因果解释模式；但因果逻辑在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作用，不能由此忽视。若要相对准确地描绘出历史的构图，廓清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仍然离不开对历史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求索。非因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现象生成变化，它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认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但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能帮助我们把握历史的整体面貌，也遑论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生成发展变化的规律，或者发现历史真理。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反思和反观人类历史，我们更应坚持唯物史观科学的历史因果规律，珍惜经过人民必然选择而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成就，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持续不懈的斗争。（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