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译著

　　1921—1949年，曾有许多来华海外人士亲历了中共革命，并写作出版了大量详细记述革命史细节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已译介到国内。学界对海外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共革命史已有一定关注，但对他们的相关著作却缺乏综合研究。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海外亲历者的中共革命史著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阐释其观察中共革命史的视角，分析其党史书写的内容及特点，总结其在构建“红色中国”过程中的贡献。

　　一、海外亲历者书写的中共革命史著作译介概况

　　1921—1949年，不少来华的记者、外交官、军事顾问等曾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密切接触，他们未轻信国民党或日军的反共宣传，注重开展实地考察，并依据在中共根据地的参观、采访资料写成了一批纪实性著作。这些著作叙述了大量中共党史的细节，其中不少已被陆续译介到国内。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北伐战争并写有回忆录。如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布柳赫尔的《黄埔军校首席顾问布柳赫尔元帅》（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勃拉戈达托夫的《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等书，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北伐战争有所叙述，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对中共活动的描述相对较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薄复礼、斯诺、贝特兰等来华海外人士亲历了长征及中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活动，这些事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有诸多记载。瑞士人薄复礼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昆仑出版社，2006年）记录了红军的长征（该书也有史实性错误，需要读者辨析利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依据其1936年6—10月前往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的见闻，向世界介绍了中共领袖及工农红军的情况。斯诺等著《前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为1937年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再版，主体内容为斯诺同毛泽东的谈话及其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部分内容与后来出版的《西行漫记》相同，另收录史沫特莱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美国人韩蔚尔有关四川红军的三篇报道等。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新华出版社，1986年），记述了1936年作者亲历的西安事变以及1937年初访问徐海东所率红军的经历。美国人毕森的《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介绍了其1937年6月期间在延安访问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来华海外人士曾到延安及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采访，他们写有大量记述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文字，其中美国记者最为活跃。斯诺及其夫人、史沫特莱、斯特朗在全面抗战期间曾写有大量描述中共抗战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在西方流传甚广。斯诺的《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记述了他1939年重访延安解放区的见闻；《红色中国杂记 1936—1945》（群众出版社，1983年），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萧劲光、林彪、陈赓等人物，土地革命等革命活动，以及共青团等革命组织。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其笔名为尼姆·韦尔斯）也曾出版多部有关中共的著作，如《红都延安秘录：西行访问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专章介绍了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蔡树蕃、董必武、王震等人物；《红都延安采访实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年）则是她1937年春赴延安采访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廖承志、董必武、徐特立、贺龙、王震、林彪、萧克等20余人）的记录；《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记述了斯诺夫人1937年延安之行的具体经过（在历时4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她采访了埃德加·斯诺未能访问的中共领导人和一些红军指战员，广泛接触了边区的各个社会群体），并收录了20多封她与斯诺的书简通信；《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同样记录了其1937年的延安之行，但较前书增加了妇女与革命、苏维埃走向民主及中日战争三部分内容；《一个女记者的传奇》（新华出版社，1986年）专章记述了其在延安的活动及见闻。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记录了作者1937—1941年在中国的经历，其中有对华中的新四军以及在延安、华北的八路军的描写；《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则以日记形式记载了她于1937年8月19日从延安出发至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的全过程，其中有大量对八路军的描写。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新华出版社，1988年）为作者采访中国抗战的纪实，有专门章节讲述其在山西同八路军在一起时的所见所闻。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访问延安的美国人福尔曼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一书，记录了其在延安、晋绥根据地等地访问的见闻，反映了根据地军事、经济、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上述著名记者外，还有一些美国记者也来华报道了中共抗战。霍尔多·汉森的《中国抗战纪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7年）记录了他1938年深入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并在延安采访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则主要通过照片呈现了汉森视野中的中共抗战，同时配有汉森日记中有关其在晋察冀边区及延安活动的珍贵记载。乔伊·荷马的《在中国看见曙光》（北京出版社，2016年）对中共的抗战有详细介绍，并记载了其1939年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经历。白修德、贾安娜所著《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的第十三章专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章介绍了延安的政治情况。白修德的《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的第五章介绍了其1944年访问延安的见闻。上述著作肯定了中共抗战，向世界传播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抗战时期频繁来华的美国军官、外交官也写有大量记述中共抗战的著作。美国军官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及《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北京出版社，2016年）展现了其亲历的中共敌后抗战实况，后者还收录了作者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报告。1944年，美军观察组分批访问延安，他们写下了大量作品，如高林的《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年）、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包瑞德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彼得金的《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北京出版社，2019年），都记录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及其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情况。西奥多·H.怀特在《巨人的对峙（抗日战争回忆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记录了其在延安的见闻。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9年）的第二部分根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的经历，专门介绍了边区生活和中共对国民党及美国的政策等内容。

　　抗战时期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士来华参与抗战。琼·尤恩的《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1933—1939）》（时事出版社，1984年）记录了中共在根据地的生存实况，包括毛泽东、八路军的近景特写以及白求恩在根据地的救护事迹。于维国等编译的《诺尔曼·白求恩文选》（金盾出版社，2015年）收录了白求恩发表的一些记录八路军抗战的日记、书信与文章。

　　来华欧洲及大洋洲人士介绍抗战的作品相对较少，多记录了中共在华北的活动。英国记者斯坦因曾于1944年到访延安，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记叙了延安社会的方方面面，较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英国教师班威廉、克兰尔的《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则是1943年两人在延安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记录，描绘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许多细节。英国教师林迈可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记录了身为燕京大学教师的作者在冀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历及见闻。德国记者希伯的《希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收录了他报道新四军、八路军的文章。德国人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记录了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奥地利人格·卡明斯基主编的《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记录了奥地利医生罗生特1941—1943年在江苏新四军根据地及1943—1945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服务经历。波兰裔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有多部有关中共革命的著作：《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涉及大量中共抗战的相关史实，该书部分内容又被节选为《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一书，记录了其在延安及新四军中采访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报道了晋察冀边区和新四军的情况；《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则介绍了其亲历的敌后战场，及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新星出版社，2015年）记录了其1944年访问延安的见闻。贝特兰的《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详细介绍了作者1937年在延安、晋南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并随小分队遍访华北前线的经历；《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则同样有专门章节介绍其在延安及华北前线的活动。

　　苏联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有来华人士撰有回忆录。名将崔可夫曾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其著作《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1940—1942》（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记录了皖南事变及其所认知的中国共产党。罗曼·卡尔曼的《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1938—1939）》（人民出版社，2020年）则被誉为苏联人写的《西行漫记》，该书作者是新闻电影摄影师和导演，1939年亲赴陕甘宁边区采访了中共领袖，并通过该笔记向全世界真实展现了边区人民的生活。

　　当时还有很多日本的反战人士参加中共军队并写有回忆录，记录了他们的反战经历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小林清的《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长征出版社，1985年），水野靖夫的《反战士兵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2015年再版），野坂参三的《为和平而战》（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及铃木传三郎等的《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等书，记录了他们参与的八路军对日反战宣传工作，对研究抗战时期的日本反战运动颇有参考价值。

　　还有一些来华海外人士亲历了解放战争并著有相关作品。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主要记录了华北解放区的土地革命、妇女生活、军队情况等。美国人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根据亲身体验记录了1948年山西长治张庄的土改情况。英国人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两书，是柯鲁克夫妇于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纪实性作品，对当时分地后的农民反应，整党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面貌有生动描写。美国人葛兰恒等的《解放区见闻》（新华出版社，1993年）主要为葛兰恒、罗尔波等于1946—1948年在山东解放区的观察报道。美国人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则为作者1946—1947年在延安、陕甘宁、晋察冀的采访纪实，报道了中共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及军事政策。日本人横川次郎曾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他在《我走过的崎岖小路——横川次郎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1991年）中记录了1946—1948年其在东北参与解放战争的情况。日本人古川万太郎的《冰冻大地之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钉崎卫的《黎明前的洗礼》（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川畑一子的《大江东流：川畑一子与解放军一起走过的青春道路》（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也回忆了他们跟随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的经历。美国记者西默·托平的《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则记述了作者亲历的淮海战役及南京解放的细节。

　　此外，亦有来华海外人士所写的中共领袖的个人传记译介至国内。如埃德加·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青岛出版社，2003年）记录了毛泽东前半生的经历；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则详细介绍了朱德的生平事迹。

　　二、海外亲历者书写的中共革命史内容

　　海外亲历者所写的中共革命史著作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情况。这些著作特别重视在社会文化史视野下书写革命史，注重深入挖掘和分析人物的生平事迹，不仅关注精英人物，还关注根据地的普通知识分子、战士、妇女等基层民众，展示了中共革命的方方面面及根据地的众生相。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是来华海外人士的关注重点。高林在晋察冀边区亲历了中共开展的抗日敌后游击战，他叙述称：“为了要同优势敌军的作战中取得生存，民兵避免和日军打正规战，因为他们没有攻城掠地的军事手段。同时，由于他们的火力太弱，也不能打硬仗。因而，共产党人集中力量打袭扰战，依靠速度、突击、勇气和完善的机动性来取胜——这一切均依靠周密的计划。”班威廉等则分析了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取得成功的原因：“八路军以山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时时向敌人袭击，这项策略之所以能够发生效果，乃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敌人因扩展封锁区域的结果，兵力分散得厉害，每一据点往往只有少量的护卫部队，因此中国军队可以随心所欲地越过整个的铁路地带而不致遇到优势的敌军。”当时他们亲自到前线见证了中共的军事作战，故对中共灵活战术的叙述较为可信。

　　军民关系是当时来华海外人士关注的热点，他们肯定了中共赢得民众广泛支持的做法。铃木传三郎描述了民众对八路军的支持：“世界上未必有像八路军和农民那样的铁一般的团结。八路军不论将军和士兵，一概都十分爱护老百姓，而老百姓也把八路军视作亲人。八路军部队移动时，沿途所住的兵站，一般都是借用民房，和老百姓住在一起，亲密无间。”葛兰恒生动记述了百姓对半夜行军的解放军的支持：“即使是最紧张的强行军，也充满胜利前进的气氛。沿途的每个村庄都喜气洋洋。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一盏把油盛在浅碟里点燃的油灯，从土墙的—些缺损处发出微弱的亮光。所有村民都站在那儿迎接队伍，用口号、歌声、香烟和茶水鼓励他们快速前进。”贝尔登评述了中共军队的征兵工作：“八路军采取宣传、说服和利用地方上社会压力的办法，动员人参军。军属受到优待。村里给战士代耕土地，并照顾其亲属。在蒋管区，农民认为当兵是件丢人和悲惨的事情；而在解放区，共产党使参军成为件光荣的事情。”戴维斯则阐述了共产党赢得农民支持的原因：“共产党来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不要绝望，他们要依靠共产党组织强大起来，抵抗敌人并最终获得胜利。共产党干部和军队尊重每个农民，激发他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参与决策，然后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对他们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如何抵抗侵略者。”这些生动记述展现了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中共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政治教育、官兵平等等中共部队中较有特色的工作，也为来华海外人士所关注。卡尔逊观察到中共部队普遍设有政委，在他看来：“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通过对个体的劝服，士兵觉得自觉执行上级指示是他们的职责，意志力成为八路军的立军之本。部队里极少有强迫行为，只是让每个人愿意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履行职责是同样的道理，士兵很乐意执行上司所委派的任务。”在延安参加反战的日军士兵水野靖夫也注意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八路军中政治要绝对领导军事，上自一个团，下至一个连，至少都派有一名政治指导员。这些指导员，平日担任着士兵的文化指导甚至代写家信。一旦开始战斗，便对这场战斗的政治意义和认识承担起指导的责任。”汉森则注意到中共军队的政治信仰与民主精神：“这支军队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的另一原因，也许是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信仰。从总司令到红小鬼和赶骡子的人，似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国最终会取得胜利。他们因农民获得的新的政治权利而感到自豪。整个军队都拥有一种民主精神。军官们除了‘同志’以外再无其他称呼，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食物，接受同样严格的纪律约束，尤其在对待农民方面。”高林还注意到在延安的平等同志关系：“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在制服上没有军衔标志、单位编号或其他番号。”

　　来华海外人士还描述了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高度赞扬中共在抗战时期采取的“三三制”、普选制等民主模式。白修德肯定了延安的民主作风：“在行政方面，批评和讨论的自由的确是毫无限制的，对于一个方针的执行不当，对于无论文武当局的失错，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批评。……在各地，这种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从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会议可以接受他们的控诉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成了这个社会里的平等公民。”王安娜介绍了抗战时期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成效：“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个运动的重点是开垦已经荒芜了的农田，配给良种，减轻税收，实行信用贷款。此外，军队和行政机构实行自给自足，以自己的力量，利用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等。进入40年代，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敌后各根据地的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仍然受到日军的破坏，但已比国民党统治区要高。”中共在根据地开展的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贝尔登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客观评价了土改的作用：“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动员了多少年来受压抑的广大群众奋起推翻旧社会。土地革命从两个方面打破了中国农民似乎是千古不变的蛰伏状态……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在物质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手段。”这些记载都为来华海外人士的实地观察，为从“新革命史”视角观察中共革命提供了绝佳资料。

　　来华海外人士非常注重观察与采访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他们对人物的刻画涉及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等方方面面，且特别重视从阶级出身及社会背景角度开展分析。贝特兰评价毛泽东：“我可以说，毛泽东具有超群出众的，足以代表中国式的最好的精神特征的精明和韧性。就是这种原因使他在这一向充满了机灵的政治投机家的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战略家。因为他这种才能是在一种有训练的，合乎人道的意志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这种情形在中国是少有的）。”班维廉夫妇印象中的中共军队领袖“是一群奇特的被遗弃了的人物。他们过的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生活。……他们大都曾在高山峻岭，深林大川中过生活，而他们又都是英勇农民阶级的儿子。他们都有一种干脆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大都市的居民之中是很难找到的；他们那种豪爽的脾气与人口稠密之区的奸商们相较之下，令人觉得颇有点象西方人”。谢伟思对中共领导人的素质有过总体评价：“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这一印象——和使我联想起的他们的经历——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铃木传三郎则肯定了中共领导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活动的辉煌成就，原因有一半是由于领导层的卓越的领导能力而来，而另一半我想是由于有一批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不谋求名誉、地位，只顾埋头于政治工作的干部。他们的事业心、责任感、见识、希望，都令我不胜钦佩。”

　　海外亲历者对中共革命具体实践的整体印象颇佳，对其未来充满希望。乔伊·荷马指出：“我看到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上到党的领导人，下到年纪轻轻的战士，比起那些非共产党人，他们对于日军有着更加坚定、绝不妥协的态度和那份誓死赢得战争的决心。认为这个组织（这是一个有智慧的组织）会因为个人的得失而颠覆了自己道路的想法几乎是荒谬可笑的。”卡尔逊则认为共产党“处世率直、生活朴素，在辖区的管理诚信，所产生的感召力使得中国青年汇集于共产主义的大旗之下”。不少来华海外人士展望了中国革命的美好前途，如1944年10月9日谢伟思预测：“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从这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之后的历史走向，也充分印证了其预言。

　　三、海外亲历者的中共革命史书写特点

　　与后世研究者的书写不同，海外亲历者对中共革命史的书写自有特点，如这些书写建立在他们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重视将宏观叙述与微观考察相结合，注重在中共内部及中共与国民党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多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叙述中共革命史等。

　　其一，来华海外亲历者的革命史著作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的书写依据是实地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无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苏联顾问，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斯诺、薄复礼等人，抑或是抗战时期来根据地采访的大批外国记者，都见证了中共革命史的细节。他们的著作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的种种污蔑，如国民党攻击红军为“土匪”，薄复礼接触了长征中的红军后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贝特兰1937年初访问了西北红军后，对外界广泛宣扬的所谓“赤色恐怖”的说法予以了驳斥：“真正碰到过红军的难民却说红军是全中国最有纪律最有秩序的军队。”“不管中国农民的性命多么便宜，共产党人决不是‘匪’，正式的红军恐怕比任何其他军队都更有资格获得‘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再如爱泼斯坦1944年访问陕甘宁边区时，驳斥了国民党宣传的中共在边区种植鸦片的谣言，指出：“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

　　当然，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政见分歧等各种因素影响，一些来华海外人士记述的相关史实存在明显错误或故意歪曲。在一些亲历者的著作中，也有错误记叙根据地的地名、人名、时间、事件等的情况。

　　其二，来华海外亲历者多从大历史的全局，用变化发展的眼光考察问题。卡尔逊实地考察山西八路军的状况后提出：“必须考虑中国问题的更加广阔的方面。山西只是这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共和国的所有地方，这显然是困难的，因为许多国民党官员同共产党人尖锐地对立，他们不肯采纳后者设计的任何计划。所以，第二个大问题是要消除对立。”他们还重视探讨中共的形象变化，如班威廉等分析指出，他们开头的时候大都是以破坏半封建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为职志的所谓“匪”，可是他们高超的目光使他们不满于只止于“暴动”，他们转变了中国社会最恶劣的一面，经共产党发动了文化战争之后，向来被视为“寄生匪徒”的兵在华北已转变为社会大复兴的领导者。韩丁则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通过张庄的个案研究分析了中共革命的深远影响：“当中国革命的进程全面展开时，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右倾与左倾，每日、每时、每分钟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总之，革命的进程深入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正是后一方面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导致的变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证。”由于来华海外人士不熟悉中国国情，惯用西方思维模式考察中国问题，其分析反而有独特细致之处。

　　其三，来华海外亲历者喜欢通过与外国事物比照来叙述中共的相关情况，以便使对中国感到陌生的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革命的实况。斯诺夫人1937年访问延安时曾说：“延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生活纯朴，思想高尚——类似于英国的新村，只是多了几分危险。”再如林迈可为说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曾将其和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及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相比拟。卡尔逊对朱德印象深刻，认为他具有罗伯特·E·李的仁慈、阿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和U·S·格兰特的坚强。林迈可还比较了中共革命与东南亚革命的所处环境：“与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相比，中共在华北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不利于游击战争。除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外，这里的山区确实是荒凉的，而且没有道路，山是光秃秃的，根本不像越南和马来亚的游击区那样，覆盖着茂密的丛林。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马平川。”

　　其四，来华海外亲历者重视进行比较分析，以向国外介绍真实的中共情况。如由于外国读者分辨不清中共抗战军队的区别，爱泼斯坦便根据亲身经历，比较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况：“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队那种自由。”林迈可比较了延安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区别并分析了原因：“延安的物质条件和前方相比要好得多，但这里的组织机构和晋察冀前方相比，其工作效率和节奏却显得缓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别，我考虑一个原因是，前方是游击战斗区，在缺乏外部供给给养的条件下，一切全靠自己想办法，靠和人民配合来打击敌人，所以迅速决策和行动是第一要务。我想另一原因可能是，在延安的党的中枢组织必须精心地按部就班地把行政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王安娜亲历了抗战时期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不同生活，颇有感触地比较了国共双方：“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施政要民主得多，这是我亲眼目睹所得出的结论。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来自各国的非亲共的观察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实施，对爱国者、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此，蒋介石只知以武力进行封锁，别无他法。”罗生特亦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生活：“解放区的生活和国民党社会的生活，就像人体的健康组织和腐烂组织一样，泾渭分明。在组织发生学上，健康器官和脓灶之间有一条清楚的界线。解放区是纯洁的，人们愉快地劳动，而中国其他地区是腐败的，已经被国民党污染，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同样的界线。”总体而言，来华海外亲历者的切身体验，使他们总体对中共持同情支持态度。

　　四、研究反思

　　（一）学界利用情况

　　1921—1949年期间来华海外亲历者的中共革命史书写，提供了珍贵且丰富的细节资料，有其独特价值。他们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角度审视中共革命史，从第三者的视角观察与研究“红色中国”形象，呈现出中共革命的多元与复杂面相，从深度与广度上都推进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这些作品基本上对中共历史进行了客观评价，打破了外界对中共的种种谣言，向国外宣传了积极正面的中共形象，为中共赢得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提供了便利。在亲历者的叙述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也随着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经历了从普通政党到抗战中流砥柱，再到夺取全国胜利政党的形象转变。这些海外亲历者身份多元，有记者、作家、外交官、军人、政治顾问、医生等，既有持政治立场中立的人士，也有以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对共产党同情支持的左翼人士，还有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军官、外交人员，他们的身份也决定了其观察中共革命史的视角与立场，因而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感情因素、主观意见于其党史书写中，需要研究者客观分析。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学界对这些党史译著已有较多利用，特别是在有关中共抗战的研究中运用最多。如金紫光等主编的《外国人笔下的中国红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编的《国际友人笔下的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等著作，收录汇编了大量上述译著中关于红军和新四军的记载。在一些综合性研究中，如朱纪华主编的《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及方明的《抵抗的中国：外国记者亲历的中国抗战》（团结出版社，2017年）等著作，都大量使用了前述译著资料；黄静的《美国左翼作家笔下的“红色中国”形象（1925—1949）》（九州出版社，2021年）则利用了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等人所写的著作。总体来看，学界对来华记者的党史译著利用较多，对来华外国军官、外交官等其他群体的译著的利用相对薄弱，尚需对相关资料继续挖掘，丰富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内容。

　　（二）未来研究利用路径前瞻

　　虽然目前国内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从全球史视角考察中共党史的国际性的研究仍有极大的深化拓展空间。笔者认为，前述译著呈现了不同国籍、不同群体的来华海外人士观察中共党史的视角，展现了来华海外人士的独特认知，对于将中共革命史置于全球史的大背景下，从他者视角分析革命史中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讨事件背后的国际因素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国内学界正大力推进“新革命史”研究，注重观察革命史的微观细节及日常生活，前述译著恰对这些内容有大量记载，正可供学者充分利用。此外，前述译著在中共革命史中的统一战线、政治工作、军民关系、根据地建设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中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已出版的海外中共革命史译著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存在错译问题，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时需要参考外文原著，并充分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等外文原始档案。另外，受多重因素影响，尚有许多海外亲历者所写的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的中共革命史著作未能翻译，亟待出版社与学者共同努力，将这些著作译介至国内，为深化中共革命史研究贡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