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人通过各种经营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当时社会变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先前研究因考察视角的区别，而在问题认识的侧重点上呈现一定差异。如“资本主义萌芽”视角强调商人的阶级属性及其生产方式的性质，这类研究多着眼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大致以是否使用雇佣劳动进行商品生产为依据，论证商人阶层的内部分化以及各自对于社会演进起到的不同的历史作用。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一书里列有“关于明代高利贷资本的几个问题”与“明代的富商巨贾”两个专题，即指出彼时虽有部分高利贷资本投资商业或开办手工工场，但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小生产者处境日益困苦，且富商巨贾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惊人财富，又将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土地和拉拢官府，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再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3卷中的明代部分，认为传统商人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把商业、土地、高利贷三者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保守落后性，而新型商人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的表现，加速了自然经济分解，代表了资本主义前进方向。“社会转型”视角注重探讨传统中国能否实现向西方模式的现代社会成功转型，就问题指向言，其与“资本主义萌芽”视角接近一致，若由思路取径看，则更倾向展现商人行为理念对既有体制和传统文化的突破，并揭示这种突破中实际仍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表示，明代商人对传统文化加以熔铸改造，融会了启蒙性、科学性、实用性、通俗性等时代特征，乃至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然而却终归缺乏独立品格，无法担负起变革社会的重任，难以走出近世社会的怪圈。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及社会影响，提出其重利尚义、崇人文顺自然与僭越礼制、迷恋权力并存，形成了既自尊自信又自卑自贱的二重性商业观，这些要素共同决定了他们的历史命运。

　　以上研究尽管对商人活动的关注重点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参照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从商品经济同既有国家社会体制矛盾对立的角度立论，由而商人角色被附加了一层本该推动社会走向现代资本主义道路却最终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悲剧色彩。不过，主要就明人文集记载所见，伴随商业财富的扩张，当时商人虽然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力，但并未显示出与既有体制构成本质冲突的特征。故而从历史演进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的基本关系，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本文即拟通过梳理明代商人财富增殖的过程及方式，以期为这一问题的检讨提供一种能够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观察视角。

　　一 贩运四方

　　明代商人财富的积累和增长，离不开他们的成功经营。当时多有由小贾起家，贸迁化居，终至富足者。如明初苏州常熟商人瞿嗣兴，孝养父母，富而好德，其传称：“父失官而贫，嗣兴折弓矢，躬力穑，与其妻苏氏孝事二亲，无所不至。久之贫益甚，嗣兴曰：‘贫亦当之，奈养父母何？’携家入苏州，诣富家贷钱，为小贾，转息为生，乃稍裕。久之居积为中贾，又久之则大富。于是致养于父母，又行广施。”再如嘉、万时徽商程君，“年甫髫而从其舅江淮间，为下贾，已进为中贾”，复“转赀湘楚，稍稍徙业二广，珠玑、犀象、香药、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成大贾”。时黄长公既厌苦科举，则贾于闽越间，“久之业息什倍，为闽越大贾”，后游秦楚，与诸豪相悦，又成当地大贾，“于是长公之名，所至藉藉矣”。又有福建泉州商人小楼公，“始窥邑市岁酤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继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珠玑、犀角、玳瑁、丝枲、果布之贸，转毂以千万数，赢得十之”。

　　可见，彼时商人积居转贩，为获巨利，他们常常赍资携货遍行南北，游历四方。北方如山西蒲州之民“挟轻赀、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其人“跋涉南北，历五方都会，纵观天下实藏”，是以“西则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则淮海杨（扬）越，西南则蜀，其相沿若此耳”。又陕西地区，“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甚乃“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长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而“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沿江东向，“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即如太湖洞庭一隅之地，“人依山居，仅仅吴之一乡”，然其人善贾，“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复如西南边陲，同样“商贩入者每住十数星霜，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则钱神所聚，无胫而至，穷荒成市，沙碛如春，大商缘以忘年，小贩因之度日”。更有东南沿海如福建，商人非但遍行国内，“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且“以异域为家”，每好“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是故“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以至“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

　　参诸明代商人墓志行状，再看一些具体例证：明中期苏州洞庭人张淮，弃儒事贾，“尝南浮江汉，北涉淮泗，历齐鲁燕赵之郊”，同侪“皆高赀富人，货布充羡”。时山西蒲州人王现“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始先“西至洮陇，逾张掖、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继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其“商四十余年，百货心历，足迹且半天下”。同一地商人王瑶，弘治中父任邓州训导，他从之“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渐丰”，父转迁鲁山教谕，其于当地“取良产治器用”，正德间又“行货张掖、酒泉”，并“同诸商依酒泉兵宪陈公赴河西”，复“货盐淮浙苏湖间”。后如张允龄亦为蒲人，幼年即“掌理家政，力勤攻苦”，且“识量宏远，诸所废居剂量，往往牟奇息”。行状载其为承养孀母而“发愤远游”：“西度皋兰，历浩舋（璺），居货张掖、酒泉间。数年乃南循淮泗，渡江入吴。又数年业益困，则溯江汉，西上夔峡，岁往来楚蜀间。已乃北游沧博，拮据二十年，足迹且半天下。”其弟其子也曾“商游吴越间，于时年幼气锐，既连不获牟大利，乃南历五岭，抵番禺，往来豫章、建业诸大都会”，“年仅十六即服贾远游，历汴泗，涉江淮，南及姑苏、吴兴之境，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表”。

　　又弘、正时浙江湖州商人慎祥，自少激昂蹈励，“年十八，去渡大江，涉淮及泗，迤逦燕、冀，遵大都而还”，征物射时，“江、淮之间称良贾焉”。正、嘉时浙江宁波商人陈武亦曾“溯江淮，入燕代，遍历方国，各以其地之宜”，是故“赍用浸饶，游道广矣”。同样，嘉、万时徽商程汝概才略敏干，从父商游，“所至乐交知名之士，尝涉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与蕃舶贸货而还”。时徽商程诠早岁则以“大丈夫有事四方，奈何局趣牗下”自励，初走吴越，复转淮扬，“观时变，节狙侩，较诸贾为廉，而赢得过当”。徽商吴国逊业贾养家，“始金陵，继广陵，继海陵，继吴门，继武林，遂称中贾”，然“行贾地不过数百里，母以为男子生，桑弧蓬矢射四方，示有事也，何局促乡土”，他乃携资往游京师。另福建泉州商人曾友泉，“自垂髫时，业已从伯兄贾闽、广间，其后转赀荆、湘，从（徙）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不遍”，不数年已成大贾。而这些商人远离故土，遥涉江湖，在辗转牟利的同时，个中辛劳，自一言难尽。

　　二 察时观物

　　商人周转贩运，利用货品的地区差价赚取利润，这就需要明察时势，熟稔物情，诚谓“因俗为变，与时消息”，“观万货之情，其所转毂若流水”，“多知善谋，察时宜物情，应之屡中”。他们长于心计握算，善于把控良机，文献中多见此类记载。如明中期山东章丘人张锜，“携赀为贾于苏、杭、河西务，固亦随众赢利牟息，应变规时，然善识货物，能近人情，算及锥毛不为也”。时徽商鲍辅亦“察低昂，酌常变，齐盈缩，审弃取”，“利恒数倍”然“内无刻削损心之行”，并能“仁藏而义显，往往济急而扶危”。再如正、嘉时徽商金塘随父“商大江北，盬盐芦石，往来淮扬间”，他“于利不为干没苛取，其审画密鸷，如千钧之弩不轻发，发必破的”，且“豁达善任使”，故“挥霍千金，立去来无阂”。家世业商的山西蒲州人徐杲，“游金陵，溯吴越，西走陇益，居货岐山、池阳之域，雍凉诸郡，稍稍遍历”，所至“废居通滞，能瞯时之高下而牟其赢利，用能丰殖厥产”。又有陕西洛川商人碧山公陈君，“相时占势，操盈缩之柄，其所发必由于义”，若“恤困扶颠，虽捐数百金赴之，毅然不辞也”。这些商人不但于市廛间运筹谋断，还既富且仁，能尚义轻财，多所捐施，确属可贵。

　　嘉、万以来，有识商人争天时，尽地利，辨物情，习人事，表现得更为明显。徽州人汪道昆曾记载其乡方氏兄弟三人因地趋时、且儒且贾之事：“方仲子用俊，以博士《易》倾其曹。伯兄用仁、季弟用仕皆籍胄子，两人者席故资，治盐策，都广陵。仲居中而参雁行，北面而受功令，即季、孟在事相距千里，仲率与闻，坐而应之，若合右契。”对此他谈到，表面上“儒贾异业，不相为谋，儒者诎化居，贾者诎著述”，然深一层观之，“良贾直与时逐，良士宁讵违时，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易者时也”。也就是说，抛开儒道和贾术外在差别，在两者于实际运用中均暗含相机而动、顺时而发的意味上，《易经》之“易”与交易之“易”本可兼容会通。就因时观变从而准确把握商机上讲，汪道昆还尝称扬徽商汪海策事“如飞卫之贯虱也，痀瘘之承蜩也，无虚发矣”，故可谓“虽与时逐，而错行如四时，时作时长，时敛时藏，其于天道，盖冥合也”。同理，徽商程长公、吴良儒也被赞以“擅握算，往往中诸便宜，即时化居，征贵贱，逆睹若观火”，“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计赢得如取诸外府，其发也如贾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

　　若论所贩货物，当时商人营运以日常生活用品为大宗。此同样可由徽商为例说明，即如吴良儒表示：“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他量己财力，初起泉布而徙于盐策，乃成上贾。再正、嘉时人程沣席故资远商游，“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又“坐而策之”：“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吾郡瘠薄，则用子钱。”终获不赀，“加故业数倍”。时潘仕也承父贾业，“趋时居息，握算短长”。他先踞銮江贾陶器，继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遂用“盐策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越，布贾吴……卒之赢得过当”。潘仕早逝，其兄潘侃代贾真州，虽“家世用陶”，他却“独与时逐，或用盐盬，或用橦布，或用质剂，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是故邑中诸贾“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又有汪庆与弟贩木浙江，初以利微，因道：“我虽未得木之利，然已知木可为，但兄弟皆徒手，非得一饶区，有木岁可续，恐非速化之术。闻衢严诸处山尤深，而土人刁捍，商人不敢入其乡，其势木估必下下。不探虎穴，不得虎子，吾与汝当深入，视时事以进，或不负此生。”于是二人“倒其家箧笥所有，并称贷以益，径入衢严道”，自后岁获木利，生理渐荣。

　　三 审慎择地

　　除了体察时物顺逆贵贱，一些水陆要冲交通便利，百货汇集，自然成了商人首选之地。如明中期徽商黄豹，起初“游荆襄南楚，堇堇物之所有，贸迁而数致困”，故欲徙地道：“昔蜀卓氏处葭萌，葭萌地狭薄，不足以致富，更业汶山之下，富拟人君。若久居荆襄，是长贫耳。”其看准淮南为“东楚都会之地，鱼盐之饶”，以是辇资斧就之，“三年大穰”。嘉、万时徽商金弁少从父学贾，志欲恢复家业，独计“翡翠离越而贵，章甫入鲁而售者，得其地也”，由是“定居鸠兹，转徙荆、襄、吴、越，而北输于燕，家乃日起”。时徽商方锡少从父贾金陵，“以真州当江淮之交，去金陵百里，亦一都会也”，表示“贾人治生，宜莫如真州便”，遂“居货由鄱阳输真州，转毂不绝”。徽州人方君在同样“以真州当江淮河汉之冲，万货之情可偻指也”，乃为其弟“中市一?，以受转毂，与时化居”。再徽商朱模业于淮楚，弟贾武林折阅，他则为之策曰：“吾闻范蠡周行吴越齐楚间，而独善陶，故富称陶朱公……何者？得其地也。吾阅天下广矣，莫如棠邑，是襟带维扬、真州，其俗俭啬，畏罪远邪，矜己诺，可以居。”徽商方文箴早年“往来贩易于嘉湖之间”，资耗过半，“晚乃贾于常熟”。该地“居江海水陆之会，有湖山膏腴之产，凡鱼鱶、米盐、布缕之属，羡衍充斥”，故其占市籍，程督诸子，“岁转闽粤之货，以与时逐，业骎骎起”。上文提到的潘仕，先是其父“贾昌江，居陶器，分道并出，南售浙江，北售銮江”，他认为“三江相距各千里而遥，左右狼顾，惧不相及”，而“銮江为江淮都会，当舟车水陆之冲，其并浙江归銮江，于策便”。至若淮浙盐场，历来便会聚了大量盐商。即如前引贩布起家的吴良儒，在积蓄渐丰后自计：“世贾以盐策为桓文，淮茅而浙殿也。吾其伯浙，卒之胥命于淮。”他“于是去吴淞江，则挟千金徙浙，寻为盐策祭酒”，复欲“与国盟淮南，挟巨万往”。

　　这样，洞晰各处民情风物，明判各方地缘商机，实为经营顺利的必要保证。如嘉、万时徽商程元利从父兄贾周赵燕楚间，依时伸缩，因习调剂。墓碣载：“周俗纤俭，微济以宽饶；燕代懻忮，其民羯羠不均，君柔平为剂；赵俗懁急纵侈，则务缓示朴；历楚三俗，时见所折衷……最后客吴嘉定，乐吴之风土与其贤士大夫，因家焉。”再汪道昆曾道，徽州“地褊而硗，食指滋繁，靡不待贾而足”，通常情况下，“上贾栖淮海，治鱼盐，恪守程期，岁息不逮什一，顾薄收厚积”，然“蜀故多贾，则物产饶……良金文锦，韎韐氍毹，赤堇丹铅，竹箭材木，兼以卮姜蒟酱，笮马僰牛，因地逐时，赢得过当”。其所记之徽商王子承，即“贾蜀则以奇胜，鹰扬而隼击之……第勤远略，埒淮海而捷有加”。与王子承有别，时徽商潘韶也擅长择地画计，其从诸父贾蜀，却“策诸父贾非良，请割而自为之”，曰：“良贾急趣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乃今走蜀，道数千里，胡为坐困一隅？”他自是“出而贾荆扬吴楚，遂致不赀”。复有徽商许柏家贫不竟举业，始“贾于遂，久而振，以遂僻左，舞袖难旋”，便往武林治盐策，“不乘人斗捷，人益附之，不数年贾大起”。徽商汪道?亦尝贾盐于浙，“酌天时，察物情，量军兴缓急，先事而为之，计得息三倍”，继言：“浙褊小，舞袖不足回旋。淮扬舟车四达万里，是范大夫之陶也，可舒勃吾所欲为矣。”乡人知其能，“以赀附之，不数年乃大赢”。又明廷榷盐利以佐国计，“凡商人占淮浙盐者，悉令输粟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山西地接北部边境，本可就近得开中之便，然“支给旷日延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警，而盐利又时有朓朒”，故多有“商人不乐与官为市”。正、嘉时蒲州商人范世逵却独谓“此可居也”，于是其“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且察道里险易，计蓄散盈缩，废居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

　　商人审慎择地，也能及时规避天灾人祸。如嘉、万时徽商汪海息故业贾徐州房村，值河决吕梁，他以地当下流，必遇水患，乃策言：“昔决宣房，即汉武且不治，是役也，恶能与水争功？浸假而决吕梁，房村潴矣。虽吾三世居此，宁遽能释利权，倘然犹豫重迁，直将为河伯酿耳。”于是改业南迁，愈益振起，而“房村竟为河”，人称其善断，“如陶朱公去就审矣”。无独有偶，时徽商吴思沐亦贾于徐，与同伙黄翁之子黄泽共事贸迁，会“新河成，夏镇扼其吭”，徐地则受困于水，他“亟语泽徐不可久处”，主张徙夏镇。“泽未决，其翁独信为然，而析赀两授之”，后“徐果日损，夏镇日益”。再徽商程昪商于松江，“顾持大体，策事若观火，不操利权”。诸贾“方市斥地，取近灶便利，议筑室护东”，他以“必欲东，卒有警，将不免”，遂“白县令，无如筑护西完”。县令从之，“其后三十年，寇无入护西者，居人始多公策”。另有徽商江才居浙治盐，正德间“中官毕真出镇浙，牛羊用人”，为免遭荼毒，他早做打算，“阴属二子徙业广陵，毋及于难”。既归不久，果不出其料，“同时诸贾，往往坐株连”。

　　四 合伙、委托经营与知人善任

　　明代有兄弟或同伙共同经商者，如正、嘉时徽商双松吴翁“好义循理”并“殖产甚丰”，归老后付业于二子吴珽、吴玿。“长公倜傥好奇节，其筹计布措，辄出人意外，往往获异效，然又必遵轨谐时，立信义于远迩……季公重厚，不轻于言，容止端详，而综理机警，与其兄千里响答，每所规画，率不言而事集”，众咸称“二君绰有父风”。时徽商毕济父殁资乏，兄弟四人相与行贾，“裒南北利权而操之”。他居间“尤为精心果任，动必中机键”，既成大贾，“则能优宽诸小贾，使得效其智力”。再《孙杨义交传》云：“孙大渊浩者，洛阳人也。杨克敬钦者，河南卫人也。当天顺、成化间，大渊、克敬二翁偶面相识，心即契合……遂同入嵩县山中，合贳为贾。用计然之策，为陶朱公之学，共爨以居，不分尔汝……懋迁有无，交易化居……两氏遂起家嵩中，富厚倍于他姓。”后复如福建泉州人王思贤与人共本经商，令同伙“守市门列肆”，他本人则“征贵贱于吴越间，鬻绢帛丝缯以归”，且能“观万货，目量手程，无尺寸爽”，至“货出入所多所鲜，不具沽簿，久皆心识”，两人卒致大饶。

　　知人善任作为推动商业活动成功开展的重要因素，在体现合伙或委托特征的共同经营中得到突显。如嘉、万时扬州人夏翠，起先“身贩蔬，独奉母以居”，后代商人朱公行贾，“贩缯笠泽，贾人侵牟，缯率苦恶”，他则“所市皆精良中程，易资不求丰”，因是“人争市朱公缯，所得过当”。明末苏州洞庭人金汝鼐慷慨尚义，舅席氏“门下诸客行贾者数辈”，而“独知金甥公廉可任”，命众悉听之，“凡佐席氏者三十年，所遣客岁走四方，往则受指于翁，返则报命”。又《广志绎》记山西“伙计”之制：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其实，当时不少商人都能差派、利用同族同乡拓展贸易，这可视为他们依托共同经营模式而扩充财富、壮大势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就徽商来看，如上述程君赠序、程沣墓志及吴思沐传记云：

　　门下受计出子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羡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

　　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脱不给，公复为之通有无。行之四十年，诸程并以不赀起，而公加故业数倍。

　　所亲画策，大都量人受事，量事受直，使门内无不受事之人，即无不受直之人。度三年贾余一年之蓄，即以一年蓄为别树置，而召其门内某某来受事；九年贾余三年之蓄，又为别树置，而召门内某某来受事。终君之世，所树置贾区凡若干，而门内之人，受事几遍。

　　王子承亦“诸弟诸子从之游，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咸愿与之代兴，各致千万有差”。再嘉、万时人程道赓始治盐在淮，复徙业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职者，察其可任，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计……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时又有汪通保积著益饶，人争附之，他“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应之，户无留屦”，且约其勿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是故“人人归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同由质剂起家的孙从理则慎择掌计，分部以治：“良者岁受五秉，次者三之，又次者二之。岁会则析数岁之赢，增置一部，递更数岁，又复递增。”徒属“服要束，各起千金”。以上商人从容指挥，妥当布置，既展现了精明才干，又透露出伴随个人资本的扩张其经营模式由合伙向委托或雇工方式转换的可能趋势。

　　除徽州外，其他地区善于择人任事的商人也时有多见。如前引碧山公陈君赠序载：

　　划勘既决，沛然择人而命事焉。百夫共趋，不怠以日夜，自甘、鄯、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沿以内，若燕、秦、青、豫、扬、吴、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莫不有碧山公使焉。轮转而营之，辐奏而效之，考其成，不失尺寸……其郊邑子弟分余缗，受成算，以服贾四方而孳殖其产者，无虑百十室焉。

　　又如嘉、万时福建泉州商人郑承元“善于完物，明于积箸”，其趋时观变，出资“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逐赢得为奇胜”。明末苏州洞庭人席本祯精于治生，既能察时观物，“权轻重而取弃之”，又“与用事者同苦乐，上下戮力，咸得其任”。若路远未尝亲行，“主者奉其赫蹄数字，凛若绳墨，年稽月考，铢发不爽”。通过这些方式，明代商人在扩大自身营业规模的同时，也扶助并带动乡族踏上共同致富之路。正像明末徽州人金声所述家乡业贾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五 采用雇佣劳动及预付资本的生产经营方式

　　基于生产特点或经营需要，明代已有商人开始采用雇佣方式，进行具备一定规模的制度化管理，此在矿冶、纺织、印染等需求人力较多的行业中表现尤为突出。如正、嘉时徽商朱云沾从兄贾闽，“课铁冶山中”，诸佣人以其为长者，“争力作”乃至“业大饶”。而《广志绎》对彼时云南采矿情形的描述，则显示了商人资本的有力参与，俨然成为增进官府收益和带动地方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札而领煅之。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采矿若此，以补民间无名之需、荒政之备，未尝不善。

　　由此上裕国课，下赡民生，也可说，这种商业生产将官、商、民三方力量有效整合在一起，以商人资本为纽带，彼此形成了良性合作关系。

　　再嘉、万时杭州人张瀚记其祖上于成化末年起家机杼的经历：“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个体机户铢积寸累，以至达到相当生产规模，雇佣工匠应在情理之中。即如此后苏州忆萱李翁，寿序云：

　　君所业机杼之制妙天下，三宫、九嫔、六尚之绮锦文绣，岁加新其目，以试吾吴，而独李君应之，沛然有余……君晨起调治，红作轧轧声者，恒数百千指，至暮而毕事，酒炙饭羹皆得所，毋一喧者……诸受君直恒倍，以故争欲归君，然不能私君寸丝片瓦之跆藉以入其槖，又不能自私其手足肩膂之力。

　　规制章法既备，组织任使益精。同样，嘉、万时徽商方大经早先行贾，“善心计，走陈亳维扬间”，稍赢后“自卜一廛，督工人织，以帛易粟，因岁丰歉为出入，遂致巨万”。

　　又正、嘉时徽商阮弼，择芜湖为襟带辐辏之地，得货情且重然诺，“承家末造，躬力贾起”。他先以“彼中驵侩分行，独赫蹄莫之适主”，乃认准商机，“鸠其曹敛母钱，躬载槖而规便利，就诸梱载者，悉居之留都，转运而分给，其曹利且数倍”；复察“时购者争得采，利归染人”，遂“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滋倍，五方购者益集”；于是转毂遍国中，“又分局而贾要津”，众商倚为首领，“升降赢缩，莫不受成”。阮弼对属下诸曹并非完全采取雇佣形式，其晚年经理家产，“筑百廛以待僦居，治甫田以待岁，凿洿池以待网罟，灌园以待瓜蔬”，即“中外佣奴各千指，部署之，悉中刑名”。雇工与役仆的结合，可能正反映了其时商品化产业经营的实态。此外，农田养殖的操作、商货铺店的运营也可依靠完善的章法程式，进而产生规模化效益。嘉靖时有苏州常熟人谈参（谭晓），其传载：

　　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万历年间宁波人孙春阳在苏州开南货铺，“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此“店规之严，选制之精”，传世百年，子孙仍食其利。

　　明代商人还能够通过预付资本的方式，一定程度介入到手工业、农业生产领域，商业资本的支配控制力于此初见端倪。如成、弘时苏州人钦允言“主总商贾赀本，散之机杼家，而敛其端匹以归于商”。他通明识理，开诚布公，且富才干，故“计会盈缩，低昂而出入之，刻时审度，彼此以济，皆信委帖服焉”。无疑，钦允言在商人与机户间扮演了中介角色，将资本投入同商品生产更直接关联起来。再如明末清初广东制糖业景象：“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当然，其时所谓预付，更多情况下只是体现为放债性质。即如万历《汝南志》载河南地方，“农夫工女，蚤夜操作，或以糊口，或有所督迫，辄向大贾预贷金钱，仅获半值，遂输其货以去”。而早在明中前期河南邓州人李贤也已明确指出商人资本对其家乡民众生产生活的专敛操控：

　　吾乡之民朴钝少虑，善农而不善贾，惟不善贾，而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岂徒善贾，谲而且智，于是吾人为其劳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则晓于众曰：“吾有新麦之钱，用者于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则白于市曰：“吾有新谷之钱，乏者于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种者，贾人莫不预时而散息钱，其为利也，不啻倍蓰。

　　大致讲来，随着明代商人产业规模的扩大及其资本财力的增长，无论是雇佣工匠还是预付资金，其实都可视作他们为开拓市场、提高利润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营手段，内中透露出商业资本持续延展的潜能与张力。不过，这种资本权力对生产领域的介入和支配及由此带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动，基本仍是在社会经济范围稳步运行且发挥作用，并未上升为国家既有体制的冲突对立面，同西方“资本主义”式现代社会组织运行间是否达成通路亦不明确。

　　六 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

　　大致来看，明代商人明习天时地利，洞察物理人情，他们多有人能准确预测、灵活把握市场行情规律，凭借较为开阔敏锐的眼界识见及精审勤勉的才局干能，辅以忠信仁义之行，终取得丰厚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彼时商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往往又从传统儒家学说及经营文化中汲取有益养分，做到融会贯通。如正、嘉时山西蒲州人任光溥，“幼治《周易》，日夜孜孜，用心甚苦，以家累不获卒业，然志在是”，故此“虽挟赀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先贤嘉言善行，则手录之，久久成帙，题之曰《日用录》，盖若昔人《自警编》意”。再如徽州人吴荣让失怙家艰，宗老携之贾，他起先“目不知书，仅画字而已”，继而“间从里塾师嗫嚅，章句稍习，每出遇儒生，则揖而问所业书”，久之“渐通《孝经》、小学、《论语》，遂能读司马氏《通鉴》，最后读濂洛诸儒生言而爱之”。宗老一日睹其“所书调擘资息状”，叹称有心，“尽付以赀为掌计，展转累数千且万金”。又嘉、万时徽商汪士明随父贾广陵，不仅“好学滋甚，渔猎百家，尤长《左氏春秋》，明习世故，所亿屡中”，且“忍嗜欲、与僮仆同苦乐如白圭，能择人而任时如范蠡”，终“贾乃大起，什伯其父”。同样，徽商张光祖“少习进士业”，从学乡贤门下，“授春秋三传，领会奥旨”。然其屡试弗克，“寻业商，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

　　至于将对古代生产、生活及处世经验策略的整合表现在具体经营层面，则如明中期扬州宝应人范畬修正有矩，博学多识，其经商以齐家资国为念：“凡贾有道，增羡起责，转委驵侩，非纤啬筋力则不得赢。昔计然用以兴越，吾试于吾家……夫县官食租衣税而已，生无益于县官，虽赢何为？”墓志续云：“多交名人，又喜谈说古今，称先王……尝闻公与人言岁俭丰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言货殖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金玉。’言农亩曰：‘欲长钱，取下谷，长斗石，取上种。’皆善名理，即儒者亦弗能过也。”后徽商黄崇德谨遵“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的父命，弃学携资，贸于齐东。他“法刁氏之任人，师周人之纤俭，效任氏之贵善，用国氏之富术，一岁中其息什一之，已而升倍之”，遂“修猗顿业，治鹾淮海，治生之策，一如齐东，乃赀累巨万矣”。同族人黄莹“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于是言：“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由而“诚一所致，业饶声起”。广东顺德商人欧处士“为人善心计，能侦伺物贾直低昂，先时而消息之”。其妻脱簪珥以资，督耕稼以助，且谓：“财贵流转不息，以为器则用滞矣。”自是妻在内“恒操母”，夫于外“时流转其子”，家资稍给。再嘉、隆时福建泉州商人洪松，持筹擘画，明谋善断，其“治贾有三策，无财时作力，少有财时斗智，既饶则争时”，终能“数年之间，立致千金，愈益居积”。福建安溪商人潘维垣则鬻陶于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因是“征贵贱，酌取予，贾人让其能”。而隆、万时徽州人程道赓端慧干达，父“不欲限以学究，将以世务炼之”，不仅“有所经画，每与裁决”，且试使治生曰：“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他乃受命行盐于淮，间入赀南雍，而“淮之部署，胸中略井井矣”。

　　更有商人从其亲身经历及由此所获人生体悟出发，以“贾道”比况，进而会通积著与治世之理。如明中期福建漳州人蔡荫少负大志，不愿拘于举业，常泛览史传，纵游山水。母谯之，他应道：“致富之术，在儿目盼手画间，第不乐为耳，今知奉慈教矣。”因而出资鬻货，自诩“计然策中，非心通性灵不得”，以是“为榷间出奇变，时急不趋，人取不竞，卒以缓致急，以弃徼取”。其不仅“术既通，时时有所宽舍”，且“善教乐施，好义急困”，尤精小儿医，言“所以治此业而乐赴人之请者，欲以多活救为有济于物也”。后仲子仕进任职兵部，嘉靖中遇敌入边犯境，京师堪忧，他乃贻书以权货医灸为喻，示儿防御之计，多所见用：“使筹胜决机，如吾权百物废举。帅布卒，扼害险，据形势，如吾审穴。举重而轻者赴，攻本而标者从，兵事不出此矣。”再嘉、万时陕西三原商人温朝凤，“蚤岁行贾楚蜀诸都会，辨方俗要塞纤侈与物土膏瘠所宜否，逐时而居货，以所多易所鲜”。伯子“起家进士，为寿光令”，其谕曰：“孺子行有事天下，亦若吾行贾而已。夫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内不失己则物完，外不失人则币不息。”子受教成治，后转迁齐越等地，他“居中擘画便宜”，当在越时，“军民乱后，水旱虫蝝之灾递作，一切务为宽大……越人归德焉”。蔡荫、温朝凤等经商既已通达有成，兼以利民益世之心内修于己，外化于子，着实令人敬重。

　　时又有徽商金茂举业弗获，则“用盐策贾淮海上，间之孟城，席其父贩曲为业”，尝谓子道：“吾闻盐梅曲蘖，和而后成味，治天下者，道如是。吾先人业曲，吾业盐，有深旨焉。惟和为贵，孺子无习而不察也。”金茂由自身所业发端，阐述曲、盐调和百味万物之理，推而论及天下治道，言辞中同样流露出某种经商通于经世、贾术亦资世用的襟怀气度。复如明末杭州人卓禺，科举屡试不利，“归而读书武康山中，益探究为性命之学”。他习道治生融汇儒释，兼取百家，墓表称：

　　先是，公弱冠便有得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颇近佛氏之顿教，而源流本殊。后之门人推演其义，以见吾道之大，于是儒释遂合……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即治生之术，亦能尽其所长。精强有心计，课役僮隶，各得其宜。岁所入数倍，以高赀称里中。

　　卓禺思精学深又经世达用，造诣之高愈过常人，这也可从其弟对他的评价中得到印证：“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学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为善里中，尝斥千金修桥梁之圮坏者，岁饥出囷粟，所全活以百数。彼其于吾儒义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说深有所得，岂区区焉与废箸鬻财者比耶？”可见，以上列出的明代经商之人于商业活动内外不仅突出了摒虚务实、会通资用的特征，甚至还在佐助国计、裨利民生的现实关怀下，赋予贸迁货居以益加崇高的社会意涵。

　　如此一来，为贾者需审时度势，料事机先，运筹决策，畅晓情理，智勇仁强皆备，即如嘉、万时福建泉州人李光缙在其寓西兄的寿序里所讲：“贾之为道，其斗捷可策权变，其周游可度地形，其决断通乎行法，其奇胜合于用兵，大用之富其国，小用之饶其家。”他用饱含激情的笔触描绘了寓西兄颇富传奇色彩的从商经历：

　　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纤赢薄贷，用是致赀，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故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人效之，为上贾……凌大海之波，泛条枝之窟，睹扶桑之上下，识鱼龙之变化，而能掉三寸舌，通华夷之情，行忠信于蛮貊，此亦魁然一奇丈夫也……白圭教人为贾，若猛兽鹜鸟之发。非谓其能发也，能收也。安平人任发，兄伯取收，故居然可免于患。其初兄伯之吕宋，皆身自往。自榷使出海上之税，归之中官。兄伯策其必败，遂不复往……往岁诸贾人辄相率至京师，所有翠翡、玉石、珠玑，外得之海上，内输之宫中，至空左藏之金与之市，大司农厌苦矣。兄伯以为开县官黩货之心而牟国家无名之费，非贾人事，而不为也。

　　在李光缙眼中，寓西兄既争时斗智，又能发能收，知止免患，且伉爽重信，“好扶人之急，恤人之穷，居家以孝弟为先”，诚可谓：“贾先，敏也。知祸，智也。蚤息，断也。晓译，奇也。不贪县官利，义也。敬祖重宗，孝也。货殖可传，进于贾矣。”时人李维桢同样指出货殖之道，乃“知足权变，勇足决断，仁能取予，强能有守，于吾儒固有合”。其所传陕西高陵商人王克伦贾而儒行，“亦不用于国而试之家者”。墓表载：

　　从族人贾江陵……大驵鬻良杂苦，争锥刀之末，态不可胜穷，而公能鉴别之……其所挟赀甚微细，与佣保杂作，薄饮食，节衣服，浸赢则溯江而之蜀……因以悉四方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耳目廓弘，心计愈益精……得范蠡、计然积箸之术，十年遂与千户侯等，而公日务为德。岁饥，窭人多取食焉。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凡数十人，皆以赀雄楚蜀间。楚蜀人有所乞假，无不立应，待举火者数十百家。

　　以王克伦等为代表的商人，不仅经商精勤有道，赢获巨利，且又凭依财富优势，惠泽乡族，恩洽闾里，主动在基层社会担当起发挥中坚力量的角色，越来越为地方民众倚赖感戴。

　　七 意志品质及其他方面

　　商人取得成功，也同他们个人出众的品行素质多有干系，除常提到的勤俭诚信外，坚韧不拔的决心毅力及不畏艰难的勇气胆识同样至关重要。如正、嘉时徽商程锁因家贫无以为生，“乃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他率伙盟约，“务负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垆，截竹为筒，曳踵车轮，以当炙热”，久而“业骎骎起，十人者皆致不赀”。后如徽商潘季友只身贾蜀，“跳而之西南徼外，蒙犯霜露瘴疠，历岁无恙”。其胸中多倜傥计画，由雅州达滇界，“山则邛来、九折、金鸡、大关，水则平羌、青衣、大渡、金沙、浮图、沫若、荥经，关则飞仙、天险，寨则碉门、雄边”，市诸荒蛮，积货累千。再徽商庄明侃贾出汴上，时从江南贩货至汴，有河、淮二水道，“由河达汴，刻期可至……由淮乃延缓，羁二三月始能”，然黄河“奔腾汹涌”，迅疾而险，淮河“汪洋浩瀚”，夷坦而易，故“卑卑胆弱怯者，终其身货载不敢突冒河险，惟谨驯驯由淮道”。庄明侃却“独抱负雄奇，视险如安，蹈危若易”，凡自“江南诸郡所市货财，悉济河达汴，犯雄涛，冲巨浪，出没神迅，百涉百全”，以是盈积饶溢，而世人“愈益重徽贾多奇材矣”。

　　又徽商方廷珂少精算术，善息子钱，数贾不利，屡屡称贷，然愈挫愈进，奋曰：“巨富恒晚成，良贾不始利。”其终持志弗移，发家巨万，“凡族中子姓稍习贾者，悉携汴上偕贾，携济几百家，悉起家千金”。方廷珂穷且益坚，百折莫回，以身起富，复倡义举，传记因是赞之“崛起远贾，受百挫，坚决不移，卒能起家万金，利济全族，河润乡邻”，实谓“盈己利物，声施都邑”。经商贵在诚一持定，时另有山西蒲州盐商展玉泉谨守世业，善始慎终。其父多策善划，值盐政窳败，私贩猖行，沧鹾滞销利薄，然终能执守不迁，付业于子，待“法制渐复，占沧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凑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展玉泉“敏毅疏爽”，经商颇得要领，“凡废居迁易，内定于心，咄啐间即投之，所向无或中止者”，舟同运而首至，货同积而先售，“其应务捷给，唯以事速有终为算”。后入赀获官驿丞，“青沧之业复命其子掌之”。展氏三代不失故业，诚如赠序所称：“蒲俗善贾，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赢。故其业有不终身变者，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则唯占鹾为然……其最久而世贾于是者，则又唯展氏为然。”

　　此外，精于账簿会计，注重产品的质量信誉，在当时经营活动中也得到体现。如明中期河南杞县人张廷恩，致力业农而颇有经济头脑，“其粜仓谷，日入钱缗竟无弗明者”，人或有问，答曰：“凡仓谷入，记之簿，予第令一仆主其出，如簿数则已；又令一仆主入缗，缗头封识其姓名，有弗明，责之渠也。”与之近似，嘉、万时徽商吴文汉初为芝城陶贾，“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后主策淮盐，人争赴之。他经商有法度，“权量尺寸以为器，书契章程以为式”，故“米盐凌杂，谨正簿籍……使善恶多寡，无所归其怨”，众人唯唯以听。时山西蒲州商人张四教随父居业沧瀛，识量宏达，综计详确，“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按籍妙解，不由师授”，且其“言度材任人、相时应机之略，井井然咸有当于政理”，持家治业既久，乃更“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再有正、嘉时陕西泾阳商人李廷相，自制器贩买，传云：“其始易也，公宁多其直以取良，而其成之于家也，又倍其工力，以要其必适用。他贾以公货殖，先自多费，窃笑之，而市人见物之坚好也，则争诣公，公竟以是积累起家。顾多直而倍其工力者，初不为快贾计也。”明末苏州洞庭商人金汝鼐亦深谙此道，其墓志同样载：“翁善治生，他贾好稽市物，以俟腾踊，翁辄平价出之，转输废居，务无留货而已。以故他贾每致折阅，而翁恒擅其利。他贾所市物，争取贱直，其货多苦窳，翁独求其贵良者，人以是悉趋翁。诸所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数倍。”

　　八 以不正当手段攫利

　　当然，迄今任何社会都难以彻底杜绝使用不正当手段攫取财富利益者，明代商人自不例外，且尤其在商品经济和商业关系急速膨胀的明代中后期，这种表现就愈加明显。如商人为牟非分巨利而攀缘、结附势豪权要，弘治末正德初李梦阳在奏疏中曾揭露盐政中官商串通侵蚀国利之弊：“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其富与王侯埒也。又畜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荫庇……夫谭景清等一商竖耳，比以附搭贵戚，假狐虎之威，持风雨空目，冒买补名号，阻遏国利……是忘公家之急，而辟私幸之门；弃已成之法，而长奸盗之资也。”盐务号称利薮，奔竞之风所及，贪官蠹贾往往沆瀣一气，甘冒王法苟且为奸。又有载录弘治朝史事的《治世余闻》言：

　　御史张智，涞水人，称货于盐商某颇多，因同道御史陕人刘峣往淮、扬，嘱其支盐。刘未允，智乃与盐商谋，置酒于城外郑家花园，请峣饯别。且宿戒伺酒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缉事校尉缉出，挟其必从。后如某谋，逼勒要银千两，方免闻官。峣无计，智佯曰：“我与某处商人相厚，令其出银，淮、扬准其支盐就了。”峣以为然，遂出银千两得释。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获，且出入无忌。峣虑有碍前程，遂引刀自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寘智等于法。

　　商人通过钻营打点而包揽国家一些工程建设，从中还可捞得很多好处。如万历中重建乾清、坤宁两宫，“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其“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即“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库五六万两”。以上情形，皆属权力与金钱交易、联姻而催生出的官商勾结社会乱象。

　　再正德《姑苏志》称：“市井多机巧，繁华而趋时，应求随人意指。缛采银黄，相射于市，而亦多轻脆。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上者，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再时人田汝成言杭州当地，“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自宋时已然”。嘉、万时人叶权亦云：“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挦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其时制假售假泛滥，小至市井细物，大至古董玩好，晚明人李日华也尝道：“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裤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驾空凌虚，几于说梦。”

　　又如小说《初刻拍案惊奇》描述徽商卫朝奉贪婪刻薄，诈取资财不择手段：

　　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甚有商贾泯灭人性，骗财害命，行径惨酷，令人发指。嘉、万时人王士性记曰：

　　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余谳囚阅一牍，甲老而流落，乙同乡壮年，怜而收之，与同行贾，甲喜得所。一日，乙侦土人丙富，欲赚之，与甲以杂货入其家，妇女争售之，乙故争端，与丙竞相推殴，归则致甲死而送其家，吓以二百金则焚之以灭迹，不则讼之官。土僰人性畏官，倾家得百五十金遗之，是夜报将焚矣，一亲知稍慧，为击鼓而讼之，得大辟，视其籍，抚人也。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幸而死、或幸而脱，亡虑数十家。

　　时人竞射财利，机巧善变，奸伪滋萌在所不免。而商人可能既是行骗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即如牙行侵欺客商财货，已渐成地方通弊：

　　商货辏集之所，其牙行经纪主人，率赚客钱。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粪土，以炫耀人目，使之投之。孤商拼性命出数千里，远来发卖，主人但以酒食饵之，甚至两家争扯，强要安落。货一入手，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商中有奸黠者，又为之引诱后至之人，使那前趱后，己得脱去，俗谓之做移夫。如此不数年，主人亦以奢败，固所甘心，而不知曾坑几商矣。

　　牙人以招商为业，商货有厚至一二百金者。初至，牙主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商货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商累月经年坐守者有之，礼貌渐衰而供给渐薄矣，情状甚惨。

　　而当时诸如《杜骗新书》等读物的涌现，于揭露营财逐利风气下社会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骗术的同时，也起到了提高防骗意识的警示作用。及至后世，清人沈起凤尚撰有《鄙夫训世》笑话一则，故事中商人以“眼耳鼻舌身”之欲为外贼，以“仁义礼智信”之心为内贼，自诩“致富有奇术……先治其外贼，后治其内贼”，用戏谑化的反讽方式表达了商品货币经济观念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冲击。

　　结 语

　　主要就明人文集所见，明代商人在商业经营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一方面他们转贩南北，行货四方，足迹遍布全国，远达海外，在广范围、长距离贸易中赚取利润；另一方面，他们敏于察时观物，准确把握市场行情，又善于择地任人，恰当判断境遇形势。这其间，明代商人演化出共本合伙、差委雇佣等愈益完备的商业活动方式，不仅扩大了自身营业规模，也扶助并带动了宗亲乡邻共同致富。与此同时，基于生产特点和经营需要，一些行业如矿冶、纺织、印染等已出现采取雇佣较多人力的制度化管理，且通过资本的合理运作，商人还得以用预付本金形式一定程度介入并控制商品生产过程。然而，以上诸种表现大致只可视为当时商人为增殖财富而在经营层面逐渐形成的获利手段，内中虽然透露出商业资本持续扩展的潜能和张力，但总体而言其于传统中国向西方式“资本主义”或“现代”转型含义上同社会形态演变的内在关联及进步、落后与否的定性尚不明确。也就是说，所谓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变化，明代经济领域的变迁尽管提高了全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却与国家既有体制整体保持了契合性，两者并未构成本质冲突。

　　明代一些商人在经营中展现出勤俭诚实、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以及坚韧专诚、勇毅无畏的意志信念，而见识超群、经权兼备、精擅会计、注重质量等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商人能够吸收借鉴传承自古的经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加以整合利用，乃至由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体悟“贾道”内涵，进而会通贸迁化居与处世治政之理。他们不但发扬了经商以佐费资用、济民利物的积极意义，且更凭借优厚的财富实力日渐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中坚角色，越来越受地方官民倚赖。当然，明代商人中亦多有夤缘官府、依托势要或运用欺伪、诈骗、侵吞等非法手段攫取财利者，当时甚至冒生出以“仁义礼智信”为资本蓄积的弊害而必欲除之的说法。不过，与其将此类主张当作代表新兴工商业思想突破体制束缚对旧有观念造成的撼动，倒不如把其看成传统儒家伦理在商品货币经济冲击下出现的个别异化更为贴切。彼时商人财富增长的过程及方式，大体上仍被规范在既有社会体制内，而随着民间财富力量的崛起，其同国家权力间结成的纠缠关系，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