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充分彰显出大一统的时代特征，秦汉统治者对大一统精神的坚持、适度保证“因俗而治”的制度机动性，以及妥善处理好民族观念，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对于当下之边疆治理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 秦汉；边疆治理；历史经验

　　众所周知，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先秦时期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分封制国家结构最终完成了向地缘化的郡县制国家结构转化，边疆治理也由此前较为粗疏的“天下”“四海”“五服”“九州”等思想与实践，向实体化的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转化。在秦汉王朝400多年的历程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主观还是客观、积极还是消极，边疆治理始终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官吏施治不断探寻的重要话题之一。因此，秦汉不仅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王朝边疆治理之先河，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许多深刻教训。需要看到的是，边疆与民族虽不是同一概念，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也并不完全等同，但中国历史的特点决定了边疆与民族问题始终密不可分，故本文所谈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民族治理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

　　边疆治理思想的产生与边疆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史料反映，先秦时期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粗疏的边疆观念，到春秋战国领土国家逐渐形成时已经发生变化，“边疆”一词也在春秋时期出现。《左传·昭公十四年》云：“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好于边疆”，杜注：“结好四邻。”由此可知，在春秋后期的楚国，“边疆”一词似已专指与邻国接壤的领土或邻国。又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厉公遣人指责秦“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由此可知，秦晋之间已有明确的疆界。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和兼并战争的日益剧烈，领土国家进一步发展，各国的边疆概念也进一步趋于实体化，其标志就是管控边境地区的机构设置。杨宽指出，“自战国中期以后，各大国为了加强边防，纷纷在交界处设郡”，担负“防守边境的作用”。这些郡往往被称为“边郡”或“界边”，已具有实体化的边疆、边境之意义。这一看法，在文献中可以得到佐证。如《史记·春申君列传》：“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又如《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周振鹤认为：“战国时期，边境概念已完全形成，城邦国家已转化为领土国家。”此言甚确。

　　先秦时期的秦国地处边陲，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秦君对边疆经营高度重视。从秦武公开始，秦人开始在边地设县，“（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此后，于边地设县陆续成为风尚，这也表明疆界意识逐步强烈。于边地设县，固然主要出于军事考虑，但是边疆区域既已成为本国领土，边地治理便被纳入统治者的议事日程。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由此可知，设县不独包括军事、行政管理机制，经济举措也同时包含其中，边疆之县亦当如此。正是因为战略意义与现实收益并存，使得边疆治理日益受到战国群雄的重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原先六国之间复杂的边疆、边境问题虽不复存在，但更为辽阔的边疆导致的一系列新问题又摆在秦王朝的面前，边疆的现实意义比之此前更为强烈。马大正指出，统一后的秦王朝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并且为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奠定了总体格局，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边疆问题以及边疆治理也由此随之而出现。与先秦时期相比，统一的秦王朝致力于追求内地与边疆文化层面的整齐一致，尝试实现边疆管理机制高效迅捷。此后，不同于先秦时期诸国林立、划界自立的大一统边疆正式形成，边疆治理思想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秦王朝的边疆治理思想也影响到汉王朝，秦汉王朝关于边疆治理的探索成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源头与发端。

　　二、秦、西汉及新莽时期的边疆治理思想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主体是大一统思想，但同时又继承了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传统，两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交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段特色。

　　1.秦代追求大一统的边疆治理思想。酝酿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至秦统一，已经转化为现实，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秦王朝政治文化之始终，也同样体现在边疆治理思想上。秦代脱离了先秦模糊的“天下”“五服”等观念，边疆具体形态日益清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关于疆域、边境的表述，如“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外攘四夷以安边竟”，甚至有了“被泽无疆”的观念。所谓“无疆”，正是当时“有疆”观念的反映。秦统一并不只是表现在统一六国上，统一后，秦王朝仍然继续向四方用兵，拓展边疆，远远超过了昔日六国的范围，但秦王朝对其疆土的认识却十分具体，如“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又称秦“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些方位与地名，即为秦边疆的具体范围。秦始皇的边疆治理思想是追求大一统，追求民族同化。他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目的是使“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从而达到“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当然，秦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的边疆治理思想并非完全一致，如李斯就反对出击匈奴，认为这是“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不过，秦王朝虽在边疆治理思想上追求统一、同化，但并不代表其在具体政策思想上固守一端。秦统一后在中央机构中设置典属国，“掌蛮夷降者”；设典客，“掌诸归义蛮夷”。还有“道”，是与县平级的地方少数民族行政管理机构。这说明，所谓“海内为郡县”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边疆民族实际治理思想上，秦代并非只有郡县一种模式。秦王朝边疆治理思想由于历史短暂，尚未得到深入实践检验，但却深刻影响到后世。比如，秦王朝的边疆治理思想虽追求大一统，边疆经营的功利主义意识占据主导，但以人、以族、以地域、以文化、以利益区分疆界的思想与理念十分突出。例如，就秦的北边而言，其边疆概念仅限农耕文明和长城以内。值得注意的是，秦边疆治理思想中，有十分重视法制化建设的内涵。《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中，有《属邦律》，属邦系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里耶秦简发现后，又有学者根据新材料认为属邦是与郡同级的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属邦固然属于民族问题，但也应当与边境管理有关。秦边疆治理法制化思想对西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汉初“无为”的边疆治理思想。汉初一般指汉高祖到文景时期。秦所开创的大一统边疆治理思想虽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在汉初，因现实政治的需要、国力所限以及黄老思想的影响，对秦的边疆治理思想多持批判态度。例如，陆贾指出：“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他将秦的边疆治理思想视为“事烦”“设敌”，显然是持一种批判态度。西汉中期的主父偃更将秦始皇用兵于无用之地，导致“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视为“盖天下始畔秦也”的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固守境内、边疆无为的诸多理论与政策。例如，陆贾提出，“故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其意当然是指休养生息，边疆无为。汉文帝在遗匈奴书中说先帝（高祖）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又制诏御史：“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强调边疆民族与中原的地域和文化差异，是边疆无为思想的又一理论依据。如称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而《淮南子》更是竭力贬低边疆民族的文化风俗，主张修德以服四夷，实际是先秦“服事”思想的翻版，是一种不思进取、封闭性的夷夏观。不过，汉初一些主张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并不赞同边疆无为，他们提出了积极的边疆治理思想。贾谊就对汉初以来和亲政策及汉匈关系呈倒悬之势十分不满，提出了制服匈奴的“三表”“五饵”之策，甚至自愿投笔从戎，缚单于之颈献于麾下。尽管贾谊的边疆治理思想还过于空泛激进，可操作性不强，但在当时不思进取、暮气沉沉的边疆治理氛围中成为振聋发聩之声。约同时代的晁错同样主张以积极的手段经略边疆，但其提议较贾谊更具现实价值。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即上《言兵事疏》，提出对匈奴实施军事打击，以及一系列具体治边策略：一是实行与内地差异化的人事管理，注重边吏选拔。他指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二是“以蛮夷攻蛮夷”。晁错认为，汉面临着夷狄聚居、实力强大的边疆现实，应当利用归降蛮夷“饮食长技与匈奴同”的特点，给予精良装备，选用“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的汉之良将，与汉军互为表里，当为“万全之术”。三是徙民实边。晁错认为，秦军事实力虽强，但戍卒不习边疆水土，运输成本过高。汉朝“一岁而更”的戍边政策使戍边者“不知胡人之能”。故“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晁错的边疆治理思想显然可操作性更强，他的建议一些被汉文帝所采纳，一些则开启了汉武帝边疆治理思想之先声，显示出其宽阔的边疆战略视野。

　　3.汉武帝“王者无外”的边疆治理思想。边疆治理与思想政策分不开，但也与对边疆认知的深浅和国家实力的强弱分不开。经过汉初60多年的积累，汉王朝实力大增，关于边疆治理的认知也在不断强化。尽管边疆偏远野蛮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狭隘的地域中心观仍在西汉中前期延续，但汉武帝继位后，在他的坚持与倡导下，边疆治理消极无为的思想开始向积极有为的治理思想转化，具体表现就是“王者无外”思想的回归。“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都是源于先秦的边疆民族治理思想，长期影响后世，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程度不同而已。民族的地缘性和血缘差异与文化高下本不是一回事。汉初以来强调“夷夏之防”，实际是为其消极无为的边疆民族治理政策寻找合理性。而“王者无外”则是强调“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王者的终极目标是大一统，而不是区分夷夏。源自《公羊传》的“王者无外”思想因董仲舒的推崇受到汉武帝重视，使其破除“夷夏之防”观念，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王者自当心念苍生，化及四方。汉武帝多次策问贤良如何“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等问题，正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代表汉武帝思想的严助驳斥反对救助东瓯的意见时指出：“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表现的就是汉武帝把夷狄等同于华夏的价值观。司马相如的入蜀风谕，也再次表明汉武帝不放弃“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的意愿。在“王者无外”的思想指导下，西汉边疆治理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高潮，边疆地区的郡县化加快以及属国管理机构的设置，均反映了汉王朝对边疆经营战略意义的新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构成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4.西汉后期边疆治理思想的游移。儒家思想在边疆民族治理上既有积极成分，也有消极成分，这需要看该时期的统治者如何根据当时现实把控二者关系。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加强，儒家思想对边疆民族治理的影响日增，汉武帝连年征战所带来的边疆治理巨大成本与儒家德治主张的矛盾开始显露。汉武帝去世后，边疆治理思想再度游移于“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之间。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汉武帝的边疆治理政策表达出明显的不满情绪，指出：“方今郡国，田野有陇而不垦，城郭有宇而不实，边郡何饶之有乎？”进而又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如中国之麋鹿耳。”这种语言对边疆地域与民族充满着敌视丑化，夷夏之防思想的痕迹清晰可见。贤良文学还认为，“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这显然是对汉武帝四方征讨的批评和边疆德治观的抬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质疑思想并不限于民间，如汉宣帝重臣夏侯胜就将矛头直指汉武帝，指责他“攘四夷广土斥境”，导致“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思想转化是政策的先导，如果说昭宣时因匈奴势力式微，内部分裂加剧，汉匈关系上汉占据上风，还保持着汉武帝以来遗风的话，那么，元帝以后随着儒生大批登上政治舞台，经学极盛时代的开启，回到夷夏之防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如汉元帝时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与匈奴结盟本是一件有益的事，但“议者”却认为“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要求“与解盟”。汉元帝时，呼韩邪“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经群臣共议，天子口谕单于称：“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汉代统治者以托词拒绝呼韩邪的请求，可见对塞外匈奴的防备之心未有丝毫松懈，这也是夷夏观念趋于封闭的又一现实例证。同样发生于汉元帝时的弃地事件，尤其值得深思。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耳、珠崖郡，以郡初立，其民不服王化，屡生叛乱，汉“辄发兵击定之”，宣元之际，“诸县更叛，连年不定”。汉元帝复欲发兵击之，而贾谊之孙贾捐之则以为当弃其地。贾捐之的理论是“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虽历经辩论，但汉元帝最终还是采纳了弃地之议。无独有偶，汉哀帝时单于请朝，亦为汉廷所拒，其理由是“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这个理由简直荒唐之极。扬雄虽基于战略高度认为北狄有变，则中原必受其害，反对阻挡匈奴入觐，但终未被采纳。由此可知，自西汉中后期“夷夏之防”思想再度取代“王者无外”，成为边疆经略的主流观点。当然，汉武帝以后的边疆治理思想也有其成功的一面，那就是西域关系的划时代发展和治羌的成功。特别是西域都护的设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5.新莽奉天法古的边疆治理思想。王莽以奉天法古为名，在边疆治理思想上致力于恢复礼乐制度下的夷夏秩序，汉武帝的边疆治理思想被彻底否定。首先，秦皇汉武的有为边疆治理思想受到严辞批评，王莽时人严尤指出：“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又称：“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其次，王莽竭力追求四夷来朝的理想景象，恢复夷夏间的尊卑等级秩序。史称：“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又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并派五威将四出传旨：“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王莽的复古思想非但不能构建理想的边疆太平盛世，反而严重激化了边疆民族矛盾，致使边疆治理一度陷入恶化境地。史称：“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三、东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

　　东汉边疆治理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首先，光武帝以“柔道”治理边疆的思想。东汉建国后，面对复杂的边疆形势，继承了西汉晚期以来的边疆治理思想，每以柔道行之，继续采取忍让的态度。东汉建武六年（30年），汉匈互致使者，东汉“赂遗金币，以通旧好”，对恢复双方关系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东汉建武九年（33年），隗嚣病死国灭。东汉收复了陇右地区，同时统一了西羌。时司徒掾班彪请复置护羌校尉，光武帝从之，不过旋复省之。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后虽经马援力争弃凉之议未得施行，但可知边疆经略的“无为”理念已经成为东汉初期的君臣共识。建武十一年（35年），又“省朔方牧，并并州”；翌年，又“省金城郡属陇西”。据统计，东汉初年在西北边境省并或将吏民内徙的计有九郡，其中金城郡因羌乱省，而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等八郡则因匈奴而省。并省边郡，放弃疆土，都意味着东汉初期边疆治理上的“无为”化倾向。光武帝边疆无为的思想也体现在与西域关系的处理上。西域自王莽时与中原断绝联系，西域诸国屡受匈奴侵扰，不堪其苦，东汉立国便有重归汉室之意。莎车王曾“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表明归附之意。然而，“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此后，西域诸国以莎车王贤“重求赋税”，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皆遣子入侍，恳求都护。光武帝均“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的理由拒之，主动放弃了对西域诸国的经略，这也是东汉初期边疆无为思想发展到极致的体现。东汉初年，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出击匈奴，光武帝答：“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务广地者荒，备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所谓“柔者德也”，虽不强调夷夏之防，但实际上却是“无为”思想。此诏出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不过，据《后汉书·乌桓传》和《汉旧仪》记载，光武帝时期复置乌桓校尉和护羌校尉，在东北和西北边疆治理上尚有一些作为。

　　其次，汉明帝边疆有为思想的复苏。汉明帝时，史称“时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谒者仆射耿秉“数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既有志北伐，阴然其言”。“阴然其言”，表明汉明帝改弦易辙，继承汉武帝积极有为的边疆治理思想。汉明帝继位当年，烧当羌寇陇西，明帝陆续遣张鸿、窦固、马武等发兵讨之平之。翌年，又讨平赤山乌桓、越巂姑复夷，皆是其有为精神的体现。汉明帝时，东汉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史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鼎盛的国力，为汉明帝在边疆治理上一展宏图奠定了物质基础。永平十六年（73年），以征讨匈奴为标志，开始了边疆经略的全面实施。

　　再次，东汉中后期边疆治理思想的新变化。东汉中后期，边疆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与变化。一是匈奴对边疆的威胁大大减弱。东汉初年，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归附汉，遣子入侍，汉设使匈奴中郎将护卫，其政权独立特性丧失，游牧民族特性也有逐渐消失的迹象，开始转向农耕，不再构成边疆之患。永元元年（89年），耿秉、窦宪出击北匈奴，大破之。永元三年（91年），耿夔再败北匈奴，此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二是鲜卑势力兴起。“鲜卑”作为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约始见于东汉，其先隶属于匈奴，后逐渐与东汉发生直接联系。一般认为，鲜卑与东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武年间至明章时期，这一阶段双方基本保持和平；第二个阶段从和帝至顺帝时期，时北匈奴远遁，鲜卑因此转徙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10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强盛。汉与鲜卑之间时战时和；第三个阶段从桓帝至东汉灭亡，鲜卑频繁侵边，“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直至灵帝光和（178—184）年间，檀石槐死后，其侵边之势始为减弱。鲜卑之盛，与匈奴的国力衰退有直接关系。宋意曾对匈奴与鲜卑之间的形势作出深入分析：“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按照宋意的意见，南匈奴镇守北藩，具有构筑北部边疆缓冲地带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可以牵制北匈奴以及鲜卑等四夷，如果南匈奴北还，则鲜卑无所掠夺，必会侵扰汉边，最终卒如宋意如料。鲜卑的兴起，类似于西汉初期的匈奴，难以通过非征伐的手段抑制臣服，而当时东汉国势大衰，无力发兵，东北边疆形势由此日渐糜烂。三是西域复绝。终东汉之世，西域“三通三绝”。班超回归中原以后，后任都护任尚、段禧以失民和，频遭攻围，东汉乃复罢都护。西域复为北匈奴所有，共为边寇。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经营西域。但东汉自开国以来，中央王朝对于西域似乎并无极强烈的控制欲望，而其国力亦不足以支撑其如汉武帝般远征万里之外，对于西域的军事行动几乎完全靠“以夷攻夷”之术勉力维持，随着汉末国势衰落，西域之地终于与东汉王朝失去联系。四是羌人终成边疆大患。东汉中期以后，羌人屡叛。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西域诸国反汉，时诸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勒姐、当煎、烧当、先零、钟等种惊惶奔溃，一时俱反。二年，汉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为所败。时羌众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遂寇抄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东汉王朝不复能制之，此次羌叛直至建光元年（121年）始平。10余年间，东汉王朝“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费消耗逾240亿两，府库为空，“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汉顺帝永和五年（139年），羌复反，至永嘉元年（145年）始平，此度平叛“费用八十余亿”，诸将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羌人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汉灭亡的进程，而究其叛乱之由，东汉治羌官吏对于羌人的剥削压迫，当为主要因素之一。如建武九年（33年）班彪云：“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永和六年（141年），皇甫规亦称：“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东汉治羌官员对羌人的剥削当然属于阶级压迫，但与统治者的夷夏观也不可分离，二者相互交织，恶性循环，加剧了边疆形势的恶化。除此之外，东汉中期以后，东北乌桓、高句丽、秽貉以及南部边疆诸族，不时有反叛之事，皆详史传。总之，随着边疆形势的极度恶化，东汉中央王朝的统治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东汉严重的边疆危机引起了思想家的高度关注，王符就是东汉后期边疆思想探索的集大成者，他的思考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他把关于边疆的认知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王符把边疆土地开发提升到战略意义，把实边放在安定国家的高度看待，深刻阐明了边疆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正是对“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的边疆无为思想明确反对。王符反对放弃边地之议，批驳《盐铁论》以肢体与腹心为喻看待中原与边境关系的言论，认为不断放弃边地只会使边境内缩，直至国土尽失。其次，他强调边郡与内郡必须同等重视，均衡发展，强化边郡防守。他以扁鹊治病的方法比喻重内郡而轻边郡的危害，指出：“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类也。”故而王符提出，“当修守御之备”“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内郡边郡都是圣王之“赤子”，边郡有难，君必救之。对于某些内郡之士自身未受其秧，不能感受边郡之祸害，“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的言论。王符甚至提出“今诸言边可不救而安者，宜诚以其身若子弟补边太守令长丞尉，然后是非之情乃定，救边乃无患”的无奈主张。最后，他认为应当积极开发边疆，而不能简单地弃地徙民。他指出，边郡“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长此以往，不仅“边地遂以丘荒”，中原也将面临覆亡的危险。

　　王符约生活于和、安至桓、灵之间，这正是东汉政治逐步走向黑暗，边疆形势日益严峻的时刻。出生于边郡的王符，对此更是有深刻的体会，不过他一生不仕，其边疆治理思想也只能停留在无用的议论上。

　　四、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秦汉时期的边疆治理思想是以大一统精神为主旨，继承了先秦以降关于边疆治理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精确把握边疆的历史与现实，充分吸纳既有经验，注重从多维度对边疆事宜作全面而综合的考量，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秦汉边疆治理体系的探索与建构。正是借助边疆治理的诸多举措，秦汉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以超迈前人的雄浑气魄构筑出辉耀千古的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诚然，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亦因有因时代局限而无法超越的先天缺陷。但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诸多成败得失，至今仍然值得深化总结。

　　首先，坚持大一统精神，是秦汉时期边疆治理实践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迅速推广“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整齐制度，这一理念在边疆治理上也有所体现，而最直接的表现是在边疆与内地均采用郡县化管理机制。如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边疆之民须与内地之民一样承担编户齐民的赋役义务。秦惠文王并巴中以后，“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钅侯”。至汉代于边疆区域设置郡县，尤为习以为常之事。汉武帝远征匈奴，设河西四郡等，于东北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朝鲜四郡，都是边疆区域郡县化管理的现实体现，是以边郡在秦汉国家结构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积极推动边疆区域郡县化，秦汉王朝徙民实边的政策被长期执行。这一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具有巩固边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快地把边疆之民纳入到编户齐民的管理体系中，从而促进大一统精神下边疆与内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整齐划一，有助于消除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化。这也表明，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大一统精神是秦汉时期边疆治理实践的最高原则与终极价值诉求。

　　其次，鉴于各方边疆现实存在显著差异，针对部分边疆区域采取不同程度的“因俗而治”治理机制，表现出秦汉边疆治理原则的灵活性与机动性。事实上，秦汉时期内地与边疆的文化、经济、社会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大一统理念难以迅速贯彻于殊俗绝域，因此作为过渡性政策的“因俗而制”便应时而生。如秦以天下为郡县，但在征服岭南三郡后，仅设南海尉而不设郡守，就在表明对于新近征服的区域简单化移植郡县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不得不出台更适应这一区域的个性化管理机制。整个西南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在秦汉时期屡有调整，但总体来说至蜀汉时期，西南各郡经过长期的政策缓冲期后开始向普通郡县转变，这也是“因俗而治”带来的巨大成就。

　　西北方向与匈奴累年作战，为妥善安置“四夷”，多置属国。自两汉时期先后设置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张掖等属国，此后属国制度逐渐从西北边塞扩展至东北、西南方向。属国是对降附民族进行集中管理，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这些属国至东汉时期已陆续郡县化了。此外，针对西域与东北的边疆现实，两汉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总而言之，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在坚持大一统理念的前提下，慎重考虑到边地与内地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有其深重的历史因素，难以在短期内轻易消除，故在其认可大一统皇权的前提下，适当松弛治理的刚性原则，暂时保留部分民族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管理方法，陆续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最终实现边疆之人向国家编户齐民的转化。

　　最后，秦汉边疆治理的成果获益于对传统“夷夏之防”观念的妥善处理。随着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传统夷夏之防的观念有所转变，这固然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有关，亦与华夏集团的势力渐强，开始以强者心态来审视夷夏关系有关。秦始皇出身秦人，其得混一华夏，夷夏观念较此前诸夏已有明显的淡化。董仲舒的新儒学主张王者当爱及四夷、夷夏一统，为汉武帝“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基础。可以说，秦皇汉武均以大一统为边疆治理的最终诉求，妥当处理好传统夷夏之防观念，淡化夷夏意识，从而使得突破夷夏观念的狭隘局限，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格局成为可能，此亦为华夏文明史发展之大趋势。与此相应，新莽时代重新强调夷夏之防，边疆治理随之重新陷入纷乱局面，这一历史教训尤为值得深思。综观秦汉历史，边疆治理效果最好的时期，往往是夷夏观念相对淡化的时期；与此相反，一旦狭隘的种族观念成为民族观念的主流，那么边疆治理便往往会趋于恶化，乃至陷入困境。由是观之，破除狭隘的民族观念，淡化不必要的族群意识，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心怀、宏大的视野构筑科学、合理的边疆治理体系，仍是从古至今边疆治理中的永恒主题。

（作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