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丁未政潮”中，两江总督端方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表明，在袁党驱逐岑春煊过程中，端方与袁世凯结盟，协助主导此事的奕劻精心策划，不仅暗查岑在沪接晤康有为、梁启超的行踪，并策动内阁学士恽毓鼎上折弹劾，终致岑春煊去职。端方在政潮中表现出的机敏阴鸷和投机主义的行事风格，在既往研究中很少被关注，由此亦可窥见清末政争的复杂性以及权贵集团政治生活的真实样态。

　　关键词：丁未政潮 端方 岑春煊 奕劻 袁世凯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夏发生的“丁未政潮”，是辛丑两宫回銮之后清廷内部派系斗争与权力角逐白热化的重大事件，对清末政局影响甚大，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和重视。从这年三月岑春煊入京陛见，揭参奕劻、袁世凯开始，到奉命补授邮传部尚书，一个月后奕、袁联手反击，将岑逐出京城，再到七月恽毓鼎严参岑春煊结交康、梁，岑稍后去职，汹涌一时的政潮随之平息。

　　在“丁未政潮”中，各地督抚并非彻底的局外之人，他们的态度对事态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与江南士绅领袖张謇相熟的刘厚生便认为，打倒瞿鸿禨、岑春煊之功臣，“第二是端方”。学界通常引证的一封袁世凯致端方的密信，涉及各种隐秘情事，被认为“是此次政潮最具体最实在的记录”。岑春煊在《乐斋漫笔》中也认定端方在两江“为之推波助澜”。不过，关于端方在“丁未政潮”中的真实活动，仅仅依据私家记述和回忆尚不足以弄清其原委。所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留存了端方在丁未年往来电报、信函以及其他杂档，反映端方暗中介入政潮的大量细节，这为重建相关史实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一、 岑春煊入京与端方、袁世凯的应对

　　端方、袁世凯、岑春煊都是庚子之后开始受到慈禧重用的，均出于官宦世家，经历洋务、戊戌时期，其官宦生涯与光宣政治相始终。他们是晚清督抚的佼佼者，都颇有政声，时人有“京外总督三个半，宫保（张之洞，引者注，下同）与袁、岑居三数，端得半数”之说，属于思想比较开明，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郑孝胥评价三人，“岺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其言语不免戏谑，却也反映出三人为官为学风格的差异。作为光宣朝局中的重臣，三人本各领封圻、主政一方，孰料奔走权门，宦海沉浮，在庚子之后不断演化的政局中因缘际会，终在丁未年演化成激烈政争。

　　端方与岑春煊在政潮之前曾有过同官共事的经历。光绪五年（1879），岑春煊捐主事签分工部，端方这年也以荫生资格报捐分到工部，以候补员外郎在部学习行走。庚子事变，岑春煊署理陕西巡抚，未到任之前由端方暂行护理，端、岑成为同僚，在勤王政务上多有交集。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镇压广西匪乱，端方适以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两湖为广西协饷的重要省份，给予岑很多帮助。广西兵力难支，湖北新编练武建军前往助剿，端方从后方招募新兵，先行垫付军资开往前线。两广弹药与军饷不足，端方尽力予以拨解补充，可知二人多有交际。不过两人交往虽多，却未有深交，端方曾与时任安襄郧荆道道员梁鼎芬谈及，“文本（岑春煊）素有刚正之名，与鄙人貌合情离”。光绪三十一年（1905）岑春煊补云贵总督，但他迟不赴任，滞留上海。次年九月，端方调任两江总督。端方上任后即致电请岑春煊到南京调理，以尽地主之谊。岑春煊并未赴会，也未启节云贵，继续在沪上逗留，这引起端方的警觉。端方推测岑春煊觊觎两江总督一职，开始对岑有所猜忌和防范。

　　端方与袁世凯交际较晚。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赴湖北考察，端方尽地主之谊，此为二人密切交往之始，此后举凡军工、捐款、政情、筹饷、请托诸事联络日益增多。练兵与筹饷为地方两大要政，北洋新军需要大量湖北所造军械，端方竭力满足；鄂省所辖江汉关承担筹解淮饷，端方尽力承解。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端方出洋考察回国，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途经天津时与袁世凯商议），筹备立宪。同月，袁世凯自津入都，会商立宪与官制改革。官制改革折稿发布之日，端方还特意嘱托要求，“各报速赞颂两宫及庆王、醇王，万不可归功袁、端”，端方与袁世凯在官制改革中确实有紧密联系。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推动责任内阁制度，主张内阁总理大臣掌管用人行政等一切重要事宜，朝中能够胜任总理大臣的人选为其盟友奕劻，时军机大臣鹿传霖致信陕西布政使樊增祥，称袁世凯许诺端方为内阁副总理，辅佐奕劻，与端方结盟。可见，在不断变化的权力与派系斗争中，端、袁渐渐成为政治上的同盟者。在“丁未政潮”中端方站在袁世凯一方打压岑春煊已是必然的选择。

　　丁未三月十五日岑春煊赴京觐见，一直受到袁世凯耳目的监视。较早探知岑氏动向并密告袁的正是端方。三月初四日，袁世凯致电军机大臣徐世昌：“午桥（端方，字午桥）电开，云帅（岑春煊，字云阶）初四自沪开行，初六七过宁。此行名为入蜀，实则入都，有荐膝之陈。”据岺幕郑孝胥称，北上这件事岑谋划已久，曾于三月初邀其一同入都。端方明确提醒袁，岑此行目的明确：“北来蓄志已久，在沪向苏盦（郑孝胥，字苏盫）说此行专为推翻政府，改良外部，必欲达目的而后已。当事力薄，不足制之，请公用全力密为布置。此子智小谋大，怨家太多，诚如公言，无能为也。”从端方的语气看，他与袁很早就对岑有所防范，并就应对办法有过交流。

　　岑春煊于三月十七日抵京，次日即蒙两宫召见，凡4次。三月二十一日，又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参劾大员，涉及奕劻、南洋、北洋，又力保袁世凯政敌盛宣怀，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劻竟然不知内情，袁不免对奕劻有些失望，可又无可奈何，感叹“天下自此多事”。更让袁担忧的是，慈禧太后对奕劻等人确有不满，“闻日来上词色甚厉，一再责备诸枢”。于是，京中言官借此发难，赵启霖弹劾奕劻之子载振纳妓，直接攻击庆王府，袁世凯原以为“赵疏全虚，不足为害”，不料慈禧太后大怒，拟从重处罚载振。依附于庆王和袁世凯的官员无不人人自危，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岑春煊在京期间，远在两江的端方也采取一些应对举措，主要围绕争夺郑孝胥展开。郑孝胥为岑春煊第一幕府，时誉“卧龙”先生，入京助岑，如虎添翼。端方得知岑春煊保举郑孝胥为邮传部丞参，即发电催促袁世凯干预此事：

　　苏盫在此深资臂助，西林（岑春煊）近拟攘之入邮，闻已奏保丞参上行走。苏盫见局势扰攘，不愿往。其婿伯平太史现依公幕，当能述其崖略。鄙意苏盦大材，亦断不可为西林有，能为苏盫在外边谋得位置，既使彼有所展布，亦免为某附翼，不审能办到否？尊意如何？卓裁密示。

郑孝胥的发迹与岑春煊的信任和提拔有密切关系。端方向袁世凯建议，当时安徽按察使世善病重，“出缺在即”，如果能将此三品实缺的臬司运作给非实职的候补京堂郑孝胥，相信会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以此阻止岑对郑的拉拢。在岑保举郑6天后，端方上奏称“将候补四品京堂郑孝胥破格擢用，于大局实有裨益”，这明显是为郑孝胥任职安徽臬司做铺垫。

　　郑孝胥在得到端方的奏保和许诺后，权衡利弊，回电拒绝了岑春煊的入京邀请，引起幕主的不满。岑春煊派人劝解，并再发长电，“乞速命驾”，“务求践约来都”。因为京中局势微妙，岑春煊日益孤立，急于求援，嗔怪郑孝胥“不可共功名，宁不可共忧患”？郑则将此电抄示给端方，希望能为之代谋，同时也有借机向端方表忠心的用意。端方接电后，将郑孝胥两难境地告知袁世凯：“苏盦自沪来函，云接西林电，责其悔约，并云煊固褊急，然当谨佩良言。期先得众情之信，不敢孟浪，又旧病复作，重任又不能辞，焦急欲死，乞速命驾等语。苏盦云如此敦促，恐不免一行，弟已速其来宁面谈，特先奉闻。”他担心郑“不免一行”，希望袁世凯有所准备。当然，这也是变相请袁设法安置郑氏施加的压力。

　　可是，另一方面，时任安徽巡抚的恩铭已有本省按察使意向人选，端方运作此事困难，希望袁从中斡旋，通过奕劻从中玉成，袁世凯似已与奕劻沟通，“大老（奕劻）亦在上前说明，颇以为然”。然而就在端、袁积极谋划之时，京中局势变化，岑春煊失宠，补授两广总督，被排挤出京。郑孝胥的出处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四月十九日，袁世凯致信端方，谈及举荐郑孝胥之事，称“大谋（岑春煊）既去，位置苏公，必将又松一步。为苏计，大可趁此北来，在部浮沉数月，明此心迹，为将来大用地步”。既然岑春煊已出局，危险减轻，郑是否入京已与大局无关，于是，袁世凯建议不妨让郑先到京历练一番，积累政绩，或对未来仕途更有益处。四月下旬，补授郑孝胥为安徽按察使的谕旨终于发下，但岑春煊并不甘心，又奏请将其与广东按察使互换。面对端、岑针锋相对，郑孝胥限于两难困局，权衡利弊后，决定以请求开缺为计，暂时退出官场，故两职均未赴任。

　　二、 授意陈庆桂上折劾岑

　　岑春煊出京后，五月初七抵达上海，并未前往两广赴任，而是以生病为由，在沪上疗养。久不上任，实是暗中秘密运作，“所欲未偿，仍必一再乞休，以图尝试”，希望能够东山再起。最令端方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听说岑春煊“极力运动求与鄙人互易”，颇为惊慌。不过，袁世凯判断，“互易运动自在意中”，“想亦办不到”。虽有袁的安慰，端方仍不放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端方坚信“某愿未遂，心必不死”，于是开始煞费心机，对付岑春煊。当然，寓居沪上的岑氏，也自知“必构衅于江督”，十分警惕端方的一举一动，双方的暗中较量愈演愈烈。

　　端方担心岑春煊会攫取两江总督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瞿鸿禨之子瞿兑之在《杶庐所闻录》记载：“春煊当光绪季年，以风力著称，又深得慈禧宠眷，见袁世凯权势日盛，乃蓄意与之为敌。朝野之士，凡不附袁者，皆归春煊，预依以为陶桓公。然春煊始终未得两江，不居形胜之地，不足以闻朝政。世凯亦深忌之，谋于奕劻，移春煊督云贵。春煊知一旦赴边，益无所凭借，遂称疾居上海，密谋相抗。”岑春煊一直以未谋得两江总督一职为憾，至于是否寻求瞿鸿禨的支持，瞿兑之并未交待。不过，岑春煊确实不愿再总制两广，出京之际请训，称自己身体虚弱，南方潮湿不甚相宜，“如粤事敉平后，仍乞圣恩内召，俾资调理，太后颔之”。岑用意很明显，内召是希望进京，或对京官兼枢臣似有向往，但并非没有对其他督抚优缺的觊觎。当时已有报章说“岑十万谋南洋”的传言。盛宣怀在京中的眼线陶湘就认为，“南洋（端方，南洋大臣）为西林所劾，或云南洋一席，终为西林所有”。陶湘在京结交李莲英等人打探消息，这样的信息并非毫无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岑春煊滞留沪上，对端方已成潜在威胁，端方已有荆棘在背之感。

　　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端方派人密布眼线，时刻监视岑春煊在沪举措，不过，表面上二人则始终表现得一团和气。岑尚未出京，端方即发电，希望早日告知抵沪日期，以便派轮接送、接风。岑离京时，端方弟端绪亲到车站送别。岑患有严重的痔疮，端方又请名医诊治，以表关怀。其实，看病不过是托词，实为窥探岑之情况。端方令其亲信候补道员李葆恂随时留意岑的病情，以便监测其意向。此外，端方还亲自致电岑问候病情，实则提示其尽速赴任粤督：“尊恙当益轻减，闻近将移居，为静摄计。现仍服药否？”这封电报曾经删削，底稿上原来内容是：“尊恙当益轻减，闻近将移居，为静摄计。弟药物似亦未可尽废，公谓然否？约何时启节赴粤，并希示及。”显然，端方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岑何日离沪赴任。只是感觉太过明显，又对电文做了删改。

　　岑春煊在京期间，袁世凯致端方密函言，岑不肯轻易离京，“当有对待之术继之”。待岑被排挤出京，驻扎沪上，对端方的威胁加大后，端方便成了进一步打击岑春煊的急先锋。他采取的“对待之术”，便是授意御史上奏弹劾岑春煊，迫使岑早日离沪赴任。

　　很快，给事中陈庆桂被物色为参奏岑氏的不二人选。陈庆桂，字香轮，广东番禺人，光绪庚辰科（1880）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奉旨记名以御史用。因为是粤籍人士，陈庆桂更多关注岭南案件与社会治安问题。丁未前，他已经对家乡事务多有参奏，两广总督岑春煊也牵涉其中。光绪三十二年，粤路风潮起，商民因股闹事，陈庆桂上奏认为这源于前督臣岑春煊误听人言，信用小人，任意侵吞，遂致弊端百出。从其经历和倾向看，显然是岑的政治对头。

　　岑春煊离京之际，曾奏请为广东借外债1000万两，有报纸认为岑此举有意为难政府，借机拒不上任。针对此事，陈庆桂上奏称粤地连年灾疠，势必愈欠愈重，请饬再行集议，妥筹办理。陈庆桂同时上奏还有一折一片。折是参劾岑春煊贪、暴、昏、欺四款罪名，“贪”指代多项，“搜括靡遗，罚款几及百万”；“暴”是说岑在粤“严刑峻法，任意诛戮，多及无辜”；“昏”指其素不读书，事理未达，重用柴维桐、郭人漳“鱼肉粤人”；“欺”是指岑结交康党，重用麦孟华。片是弹劾盛宣怀侵占公产，称其前充招商局督办期间，用局款买地，假借名目，从中牟利，“价涨则视为己业，价落则拨归公产，牟利之工至斯而极”，而且探闻盛将通商银行公地“擅售与日商三菱公司”。

　　御史虽有风闻言事的权力，但也要有确实的文料，才能保证参劾能击中对方要害。陈庆桂参岑的“风闻”来自哪里呢？据端方档案，均为端方所提供，尤其是盛宣怀侵占招商局局产的内幕，均出于端方的直接授意。笔者认为，端方指使其将参盛的附片与参岑折片合在一起奏上，也有借机打压盛宣怀，借以增加与北洋合作砝码的目的。并且，端、袁就此问题有过交流。端将调查取证盛宣怀贪污公产的情报告知过袁，袁复电称“武进（盛宣怀，江苏武进人）行为大都如是，候尊函到核办”，期待端方有机会可以调查此事。

　　为掩人耳目，端方将调查的信息发给湖北巡警道道员冯启钧，令其将情报转给陈庆桂。五月十二日，冯启钧自湖北发来电报，催促“沪地撰稿”（此稿即陈庆桂所陈盛宣怀贪污片）。端方电报回复冯，该电内容多被陈庆桂引用。电文称：

　　沪地事据调查员复称，盛卖通商银行地二亩零，据日领事书记春山正隆云，已由领署送道转契。刻接到沪道瑞澂密电，转契事尚待详查，惟招商地产甚多，有用本局及总办出名者，有用福昌行出名者，且有系英商密尔登出名者。招商产业皆某一手经理，而凌杂至此，其包藏祸心，意图弊溷，实已无可遁饰，现仍饬沪道再将四马路沿滩地皮售与三菱实据确查密复。

对比陈庆桂折片，陈片内有盛宣怀前充招商局督办，用局款购买上海产地，“有用本局及总办出名者，有用福昌洋行出名者”等相关内容，这与端方发冯启钧电文内容完全相同，甚至个别字句一字不差。五月二十六日，端方询问冯启钧，蔡乃煌在何处？二十八日，冯启钧告知，“蔡在京，许明回。西林正文、武进副稿今日发刻”。这些证据足以表明，陈庆桂所上的正折、附片皆端方所提供。陈在折片中还提及岑春煊与盛宣怀合买上海、苏州的土地，致使民怨沸腾，此事在档案中并未查到相关内容，但端方将岑、盛一并打击的动机甚是明显。

　　陈庆桂参劾岑春煊折，涉及贪、暴、昏、欺四罪。考究这些信息，前三项均发生在两广，属于陈折所言“屡接广东绅商来书”的情报。第四项参劾岑重用维新党人麦孟华一事，发生在两江，这与端方调查取证有直接关联。由端方提供内容、陈庆桂所上奏折称：

　　岑春煊外讬悻直，内蕴奸邪。戊戌之初，逆首康有为在京倡设保国会，是时岑春煊以大员子弟，候补京堂，首先附和，甘充会党领袖，尤得诿之逆迹未彰。至康逆最悍之党曰麦孟华，系庚子富有票逆首，经湖广督臣张之洞奏明密拿有案，岑春煊去年在沪引为腹心，所有密谋秘计皆归麦孟华主持，并将麦孟华荐之浙江巡抚臣张曾敭，期于联络煽惑，幸张曾敭察其心术不正，旋即拒绝。岑春煊现在上海，仍复延置幕府，日使汲引诸无赖以为辅助，欺罔之咎孰甚于斯，其罪四。

在端方档案中，笔者检阅到几封端方调查岑与麦交往的电报草底。四月十四日，岑尚在京，端方致电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称“通麦（孟华）事已调查，期得确耗”。四月十六日，岑春煊奉旨外任两广，次日端方便致电梁鼎芬，称“文本（岑春煊）仍回粤督，急击勿懈”，希望打岑不要松懈。同日，又发电冯启钧，称：“麦事探明，本年春间筱帆（张曾敭，字筱帆）因海门教案欲招高凤谦回浙，西林不放，遂力荐麦往。到浙良久，始入署，住十余日。筱帅因虑人言，未下札，未令办事。麦即辞归上海，云为西林坚邀入蜀，又麦与高凤谦往来亦极秘密，特闻。”

　　不知出于何原因，端方调查此事后，四月十八日，又告知冯启钧与梁鼎芬“粗有效果，缓击为是”。对比四月十七日端方致冯启钧电文与陈庆桂折参岑交麦孟华，不难看出二者基本相同。不过，事与愿违，陈庆桂的折子没有收到期待的效果。六月初二，袁世凯告知端方，“四大罪，语过重，留中”。显然，岑在慈禧心目中还有一定的分量，至少在朝局中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端方只得继续寻找其他突破口来达到打击岑春煊的目的。

　　三、 暗查岑春煊联络康、梁证据

　　陈庆桂折上留中，表明岑春煊“眷尚未全衰”，非但如此，据称岑“现移居虹口，有久安意”，这对于端方而言，不啻威胁时在身边。于是他策动了第二波攻势，继续从岑春煊联络康、梁等维新党人入手，图谋扩大战果。因为端方深知，康、梁之案“最为孝钦（慈禧）所惊心动魄者”，只有将岑牢牢罗织于康、梁党案中，才能最终将岑春煊置于死地。在接下来的攻岑活动中，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丁未年二月二十九日是奕劻七十大寿，慈禧太后颁懿旨赐寿，令奕劻倍感风光。不料，自三月开始，御史赵启霖上奏称载振狎妓，段芝贵夤缘亲贵，向奕劻献寿礼十万金，买得黑龙江巡抚一职。京内报刊连篇发问，报人汪康年撰文《庆亲王七十生辰蒙特别赐寿恭记》，称辽东疮痍、江皖饥馑、租界抢劫、萍乡动乱、黔贵匪起，国不安宁，庆王应“踧踖忸怩而不自安”，讥讽奕劻借生辰敛财，不顾民生多艰。由于舆论压力，载振被迫辞去农工商部尚书，奕劻也上奏乞退，拟作回翔，朝廷虽未允，奕劻却也因此大失颜面，闭门谢客多日。而岑春煊入京后，又重提庆王府贪污之事。奕劻处境愈加不妙，便开始秘密布局，展开反击，先将矛头指向军机大臣瞿鸿禨。在袁世凯多方斡旋之下，五月初，侍读学士恽毓鼎上奏弹劾瞿鸿禨，瞿开缺出局。接下来岑春煊这位帘眷未衰的政敌，又成为奕劻乘胜追击的目标。

　　五月二十五日，奕劻用北京农工商部的电报发给端方两电。其一云：“闻得西林在沪有与巢枭会晤，确否？乞密探示知。庆，押。”其二云：“闻得西林在沪有与康、梁会晤，确否？乞密探示知。庆，押。”电中“巢枭”指梁启超、康有为。首席军机亲自署名上阵，连发两电，询问岑与康党结交之事，不难看出他对岑成见之深。对于端方而言，奉命打探如此敏感之事，事关上司信任，也关乎自己的前程，加之与岑本来势不两立，自然会格外卖力，但他对京城的复电却非常谨慎。端方接到电报后，当日即由幕府起草电文：

　　北京庆王爷钧鉴，承密。电谕祗悉。西林在沪结识之人甚杂，常着短衣，乘马车外出，所往还甚为秘密，所往还者何人，殊不易知，确与巢枭交结事尚无所闻，皆已派人密查，俟得复即密陈，决不稍有洩漏。再瑞道澂与西林甚密，故此事未令伊与闻。叩。宥。

这是接到第一电后由幕府起草的电稿，随后端方又对复电稿做了修改，将“西林在沪结识之人甚杂”，改为“西林在沪结识之人甚滥”；将“所往还甚为秘密”改为“其踪迹秘密”；将“确与巢枭交结事尚无所闻”，改为“与康、梁会晤事尚无所闻”。对于岑是否结交康、梁并没有贸然下结论。作为下属，端方提醒奕劻，瑞澂与岑联系紧密，此事需保密，说明端方对瑞澂也有防备，这或许源于上文提及查盛宣怀贪污招商局公产一事，因为瑞澂调查后称“非明询盛宫保，难悉其详”，表现出淡然处之的态度，自然不会让端方满意。端方还向奕劻表示，将继续关注此事，“俟得复即密陈，决不稍有泄露”。

　　在奕劻发电第二日，袁也致电端方问及此事，似乎比奕劻多了解一些细节：“闻康、梁十一抵沪，即晚密谒伊（岑），三日内见数次，康、梁寓狄楚青家，伊退休决于康、梁，请设密确查。伊开缺折到，上云不能由伊，如再不去，可严饬。”次日，端方复电袁，称梁来沪不止一次，来必住狄楚青家，此次康、梁同来尚无所闻，正在密探。再，岑与狄也时有往还，常著短服，行迹甚诡密。“狄楚青是晚清著名报人，曾参加自立军起义，主持保皇会资助的《时报》，观念趋新。康、梁来沪寓于狄家，自然不免嫌疑。

　　此外，端方猜测张之洞也可能参与其中。端方向梁鼎芬打探：沪上传言，抱冰（张之洞）有电致承泽（奕劻），云西林招康、梁至沪谋不轨，有此电否？祈密探示复。然未见梁有回复。此后，端方又致电朱文学询问，请其将“五月二十前后及六月初十边，抱冰有致邸（奕劻）及军机处密电，言西林结纳康、梁事，请将原码照转一阅”，不过也未获回复。端方深知康、梁与张之洞的恩怨，但对岑、张关系并不敢做出明确判断。

　　康门弟子对此事也有议论。维新党人何天柱给梁启超写信，谈及岑春煊被参一事说：“沪道（瑞澂）得端方电，到处访查。函丈（梁启超）此次来沪，虽无大碍，然西林则为张所揭参，而吾党对于外人面子上甚不好看，凡所识者，皆来探问，于他事殊多不便。”何写信时间是六月十九日，称岑春煊被参为张之洞揭发，应属误听，应指代陈庆桂参岑一案。提及岑开缺之事，徐勤函告康有为：“岑之去，一由于庆王之排挤，二由于岑初特聘孺博（麦孟华，字孺博）入四川，袁世凯、张之洞、梁鼎芬皆借此以陷之……（陈赓虞、杨西岩）运动星海嗾张之洞，借此电庆王以陷岑。张与梁与吾有宿仇，故又借以打吾党，以巴结庆王也。岑屡被参皆不动，参以勾引康党，则那拉动矣。于是开缺矣。”此外，徐勤后来回忆称，岑去职确与张之洞揭参相关：“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在维新党人看来，张之洞出于自己的目的，也有揭发岑春煊的动机。据郑孝胥日记，七月初八熊希龄来，示北京密电，云“南皮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等语。政潮期间，熊希龄在两江起草币制改革草案，与端方多有接触，他曾向郑孝胥提及端方暗中阻拦郑入京助岑，可推断熊对端的举动有所了解。政情隐秘，端方不会轻易向外泄露，此电内容可能是端方有意透漏给熊希龄，利用其与维新派的关系，嫁祸张之洞，当然也不排除熊从其他处获得信息的可能。至于张之洞是否参与此事，还有待更多的证据。“

　　确定梁启超确已来沪，端方秘密布置人马，持续监视梁在上海举动，并与奕、袁时刻保持联络。六月初三日，端方将获得的情报综合，发电袁世凯：“梁启超确于五月初到沪，住狄楚青家，专候西林，条陈粤路事，西林止在狄处就见一次，谈时甚久。又梁曾到上海立宪会三次，先后共住十日即回神户。”这里明确说岑梁在狄宅见过一次。四月，梁启超曾给蒋观云、徐佛苏信中也提及他与岑会面的计划：“顷见电，知西林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也。准土曜（星期六）十时动身，约半月始能返，相会又须俟二十日后矣。现当经始之时，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项城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机会，相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想两公亦必以为然也。”梁拟从日本赴上海会见岑，所说“为桑梓”是因岑为粤督，此时为粤路风潮期间，梁对“路事”有所建议。至于“为全局”，则是看中岑春煊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是为保皇会政治前途着想的。不过，究竟二人是否见过面，并无确切证据。有学者认为梁到沪候岑，但无音信，遂先岑到沪一日离开了，二人擦肩而过，会面计划落空了。查阅档案，梁启超四月二十三日到沪，五月初五离开，而岑春煊是五月初七日未刻到沪。不过，梁启超这个阶段不止一次秘密来沪。六月初八日，他给康有为写信，称“启超数月来奔走于上海、神户、东京之间，几于日无暇晷”。据端方线人探报，梁启超于五月十二日由小吕宋坐亨生号来住虹口，二十三日坐山城丸往日本。也有探报称，梁五月初二塘沽丸到，住虹口福寿里时报外馆，廿三日乘山城丸回日。就此看来，梁启超五月初五回到日本后，得知岑春煊初七日到沪，于五月中旬又返沪见岑，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袁世凯接到六月初三日端方这封电报，得知岑、梁会晤的消息，即刻复电，认为“此事颇有关系”，建议端方将这件事正式“密电枢知之”，所谓的“枢”自然指奕劻。于是，端方在致袁世凯电文内容基础上，亲笔增添了两条信息，发给庆王。其中之一是：“又据秘密报告，梁与西林有组织归政之举，语秘不能作据，惟西林改外意颇怏怏，常以此意向宾僚宣露是实。”端方增加的这条“秘密报告”大有深意，“西林有组织归政”一句，虽然“语秘不能作据”，却触及到慈禧太后最为敏感的归政一事，这无疑是对付岑春煊杀伤力最强的武器。“改外意颇怏怏”是提醒奕劻，岑春煊不满现状，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端方添加的另一条为“康有为并未来沪”。这年四五月间，康一直在墨西哥，六月初到达纽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康的具体行踪。端方收到多条有关康有为到沪的电文，详略不等，当然这些情报并不可信。六月初九，志锜有密电称“南海（康有为）初寓狄家，现移西林处”；六月十一日，许炳璈又致电称：“南海五月十三到，初住狄，旋迁西林。十九去檀香山，惟贼踪诡秘，恐阳去阴留，西林寓谦吉里与职胞侄临近，已募亲信摄镜以伺，如尚留必难遁形，有闻续禀。”显然，他们给端方提供的情报并不准确。倒是许炳璈的电文提及一个细节十分重要，端方手下竟然在岑春煊住宅附近“摄镜以伺”，所谓“摄镜”即是今天所说的照相机，清末也称“镜箱”。后来笔记小说中多有岑、梁、康合影之说，或许信息源头即来自这里，但档案里没有照片的相关记述。

　　六月十一日，端方将几日内收到的密电，统合成文发给袁世凯：“顷据探电，康于五月十三到沪，初住狄家，旋迁西林处。十九去檀香山等语，看此情形，似与梁相约同来，西林乃致馆之密室，具服其膳。此事未敢遽电承泽，恐发之无效，徒增口舌。前言梁事正确，并不闻有所匪变，大较可□知。究应如何办理，祈密示。”端方这封密电称探查到康有为的行踪，但不敢贸然向奕劻报告，担心“发之无效，徒增口舌”。袁则建议“宜以此再速电承泽”，因为奕劻最近要独对，“呈公前电”，此时如果再加上结交康有为一条罪证，岑之“胆大洵可服”，不过“大约伊假满便开缺矣”。端方也认为此举必将岑氏打倒，“伊气渐衰，恰好邸相独对，所言必当有效”，但也指出“此子甚狡狯，设备不可不严”。端、袁定好计策，将端搜集来的所谓岑结交康党的情报，在庆王独对时呈给慈禧，这样，去岑计划一切就绪，已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关键时刻。

　　四、 策动恽毓鼎参奏

　　正当端、袁策划发动之际，端方忽然接到瑞澂的一封电报，称“风闻梁启超有来沪情事”，发现有一名与梁面貌相仿者来沪，没有停留耽误，就乘船去了胶州。端方曾告知奕劻瑞、岑关系甚密，相关事情不能让其知道，对瑞早有提防之心。接到这封电报，立刻判断这是瑞澂心虚的表现，因为“康、梁来沪几于无人不知”，瑞澂与岑交往过密，担心“风声太大”，所以“诡为此说”，属于“掩耳盗铃之举动也”。这个小插曲可能加速了端方、袁世凯倒岑的进程。

　　在此期间，奕劻在慈禧太后召见时，汇报了梁启超来沪之事，似未引起两宫的关注，端方告知袁世凯，“经邸造膝，尚无效力”。并担心此后“万一再电陈，恐邸力不足，或转以烦数之故，别生疑惑”，而且岑春煊在京“多内援，似尤不可不防”。为稳妥起见，端方决定派人去天津与袁世凯详细商讨策略，然后再进京谒见奕劻，密陈办法。端方选派心腹李葆恂北上，李原为直隶候补道，光绪二十八年端方电请袁世凯同意，将其调往湖北商务局任会办，故李与端、袁均有交际。而丁未年五月后，李葆恂一直在沪监视岑春煊的举动，深知内情原委，由他前往天津代表端方与袁密谋计策最适合不过。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李葆恂北上的主要任务就是与袁世凯、奕劻磋商物色再次参劾岑春煊的人选问题。

　　为了确保倒岑计划取得成功，端方全力以赴做的一件事就是继续围绕岑春煊秘密会晤康有为、梁启超之事查证细节，努力将有关问题“坐实”，为参奏岑提供有力的证据。事实上，奉命在沪一直负责该事的是许炳璈，上文业已提及许提供的情报。早在端方接到奕劻五月二十五日密电的第二天，即让许迅速来江宁密商，二人通过密电本联系，代号“智”。六月十三日，许炳璈复电，自称查实了康有为、梁启超与岑会晤的“事实”。其中两封电报具有代表性：

　　梁（五月）初二塘沽丸到，住虹口福寿里时报外馆，廿三山城丸回日。康十二亨生到，十九德公司龙邮船往檀香山，康、岑时尚在洋务局。

　　米（许炳璈派遣的眼线）言五月十七夜两点十分钟，米经西林寓见二人，一华服，一西装，仓卒自内出，审视乃康、梁，登一秘家轿车疾驰去，萧目击可作证名。

许同时提供了康有为、梁启超此行所来的宗旨：“现康、梁改各埠保皇会为预备立宪会，联西林以推翻旧政府，立新宪党为目的，五月之来实为此，前电禀来去船期，人言凿凿，米复目击可互证也。”但这些情报的真伪值得怀疑，至少康有为到上海纯属子虚乌有之事。许炳璈电报又说：“西林楼上关防极密，康或阳去而阴匿，此项侦伺三日未见出入，再查续禀。”“康住狄家，梁迁麦寓之说，侦数日未得实迹。”显然，事实究竟如何，他本人也不敢肯定，大半是推断之词。侦查工作辛苦枯燥自不待言，许氏难免有讨好端方、谋求好处的心思，故有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可是，对端方而言，为了配合奕劻，里应外合，达到打倒岑氏的目的，他对这些言辞闪烁的情报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在无法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直接将这些“风闻”呈报，作为弹劾岑春煊的绝好文料。

　　准备证据和文料的同时，选择上奏者之事也提上了日程。其实，端方等早就确定了人选。此人就是当初参劾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恽毓鼎。选择恽氏自然深得奕劻与袁世凯的赞同，更主要的是恽、端早有深交。他们是光绪壬午（1882）顺天府乡试的同年，恽氏在京为官，俸禄不高，加之妻妾子女众多，生活拮据，端方曾多次接济。光绪三十二年底，端方给他年敬一百两，在当时并不算少，并嘱托其弟端绪亲自送去。对恽毓鼎而言，常滞冷曹，前程黯淡，也有改换门庭、改变窘境的意愿，甚至不惜放弃名节，甘于任人驱使，这种现象在晚清官场并不鲜见。

　　在江宁和京城各项准备就绪后，对岑春煊的致命一击开始了。恽毓鼎日记七月初一日记述：“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节可疑，请密旨查办。……蔡伯浩（乃煌）、顾亚蘧来久谈。”恽氏缮写奏折之日，端方的亲信蔡乃煌竟到他家拜访，应该不是偶然的。同来的顾亚蘧，名瑗，通政使顾璜之弟，与恽同官翰林院，三十二年三月补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两个月，即弹劾军机大臣鹿传霖、刑部尚书葛宝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人，自然算是志同道合者。此人在参劾岑春煊过程中似扮演了助攻角色，日后也因此受益。

　　七月初二，恽毓鼎恭折密陈岑春煊勾通逆党，情迹可疑，称岑氏自五月奉旨简任粤督，到沪即托病稽留，一再请假，借病规避。恽氏奏折提及“人士有从上海来者，咸谓康有为、梁启超现已到沪，与岑春煊时相过往，岑春煊留之寓中。又证以所见各处函电，均确凿可凭”一节，其中可能是指蔡乃煌而言，至少蔡提供了不少消息；当然，这些与许炳璈报告给端方的情报也是吻合的。奏折还提及岑重用“富有票逆首”麦孟华，此事在端方策动陈庆桂弹劾折业已提及，此次旧事重提，内容无二致，为了强调“诸逆密相勾结”后果的严重性。奏折最后指出：“军机大臣中如有曾经岑春煊保荐者，谕令勿得洩漏，事机万急，安危所争，间不容发，若（岑）到任后始行查办，则有兵权财权在手，又有凶逆为之主谋，不可复制矣”。军机大臣并没有岑春煊保荐的，由督抚保荐中枢也不合逻辑，如果有所指向，应是指林绍年。此句重点强调“安危所争，间不容发”，劝说慈禧太后立即处理，否则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经此精心策划，恽毓鼎递折，终于打动慈禧太后，“折留上，未发枢臣阅”，即罢岑春煊。恽毓鼎折上当晚，张之洞奉旨，“着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七月初四，清廷未经调查，以岑春煊久病未愈，两广地方紧要，职位不能虚悬为由，着岑春煊开缺安心调养。同日，林绍年补河南巡抚。

　　慈禧太后何以在几个月间对岑春煊态度遽然转变，由信任转而迁就，以致不能容忍，失去耐心？其深层的内因与官制改革以来日益加剧的满汉矛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该年五月下旬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让满汉矛盾以更加激烈方式呈现，进一步坚定了慈禧太后对于朝中满汉官员调整的决心。恽毓鼎上折同一日，慈禧太后下发懿旨，就“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着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恽毓鼎奏折中提及的岑春煊“若到任后始行查办，则有兵权财权在手，又有凶逆为之主谋，不可复制矣”一句，触犯的不仅是其忌讳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的神经，更是其作为当政者维护统治政权的底线。奕劻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收到了去岑的效果。岑春煊去职也表明，慈禧太后的施政导向发生了改变。慈禧太后借助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等权臣的政争，施展手腕，对中央与地方进行了人事大调整，结局是汉族大臣瞿鸿禨与岑春煊开缺，林绍年出军机，张之洞与袁世凯以明升暗降方式内调。一系列的高层人事调整表明，慈禧太后已经一改前此于满汉间求取平衡的既存局面，转向扬满抑汉的施政策略，此种政策导向进而奠定了清朝覆灭前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

　　五、 结语

　　“丁未政潮”是晚清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学界长期研究，主要叙事脉络基本已经梳理清楚。回顾过往研究成果也不难发现，在搜罗史料、反复论证的叙述背后，政争重要当事人奕劻、袁世凯、端方等高官以及蔡乃煌等属员如何参与斗争，尚未有充足的史料证据。换言之，中心与边缘人物在此段历史中的角色，多有猜测与推论。尤其是对于奕劻这类处于政治顶层的大员，介入政争留下把柄的署名档案更是少有记载，端方档案对于奕劻参与此事有详尽的披露，奕劻为此次政争的首要关键人物得以证实，这与其作为袁世凯帮手形象的既往认知大不相同。端方在沪远离京城，看似与中央高层政争相去甚远，并未得到学人的重视，而恰恰是端方在此次政争最为激烈的环节即去除岑春煊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利用档案等原始文献重建史实、探明历史真相的重要意义。

　　岑春煊开缺后，端方弟端绪自京致电称岑开缺系“有人中伤”，并不确定主使者。可知端方为防止发生意外，一直采取隐秘运作，即使最亲近的人也决不走漏任何消息，惟恐泄露蛛丝马迹对己不利。不仅如此，端方还故意制造迷雾，假惺惺致电岑春煊表示慰问，岑竟回电致谢，似乎对端方暗中操纵并无察觉。端方的这些操作既是其个人性格的体现，也反映了晚清官场生态。于此可以看到，清末十年新政次第举行，各项施政也渐趋革新，无奈如奕劻、瞿鸿禨等首屈一指的重臣，端方、袁世凯、岑春煊等较有作为的要员却长期陷于争斗内耗之中，失去了借改革消除内外忧患的机遇。即使身为国家耳目之官的御史台谏，本是最能代表士林气节的群体，奈何如本文提及的陈庆桂、恽毓鼎等人为博得名利，投机取巧，奔走权门，这些不能不说是清末官场人格与政治文化的体现，也诚如时人笔记所记述，“清末朝士，风尚卑劣，既非顽固，又非革新，不过走旗门混官职而已……朝有官而无士，何以为朝？清之亡，亦历史上之一教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