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研究所举办第21期青年史学理论工作坊
作者:来源:本站时间:2023-09-20字号:【大】【中】【小】【打印】
9月13日下午,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工作小组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知幾厅举办青年史学理论工作坊第21期“什么是知识史”。本期工作坊围绕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展开研读与讨论,由青年工作小组谭星博士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理论研究所等10余位青年参加。
学习现场
《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张舰戈博士围绕知识史与书籍史、知识史与概念史的联系与区别交流心得体会。她认为,知识史和概念史有一定相似性,是关于知识的产生流变、传播和影响的研究。彼得·伯克所谓的知识史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就是研究什么是知识,研究怎么样收集和分析知识,研究知识的传播途径;所谓的应用知识,即可以理解为某种知识对大众和对社会文化的一种影响。她指出,知识史、概念史是大数据时代下产生的比较新潮的历史学分支,是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兴盛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分析尤为重视,但是我国学者在关注、研究与应用时应该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分析立场。崔瑾博士指出,彼得·伯克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研究到文化史、概念史、知识史的研究转向,本身就是我们认识“知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概念是知识史研究的灵魂,理解概念就是掌握了知识史的核心,西方学术史就是一部概念串联起来的文化史。知识生产是各民族、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真正体现。因此,对知识生产的把握与理解对于我们建设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通史研究室王慧颖博士就书中所提出的“时代误植”和“建构主义”两个问题交流了读书体会。彼得·伯克指出,历史学家是在过去文化和当下文化之间扮演一个“翻译者’的角色,但他们面临是要忠于所要翻译的那个过去文化,还是要照顾当下文化的可理解性的艰难选择。他同时强调,历史学家在建构史实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王慧颖博士结合自己所做的义和团运动评价研究对彼得·伯克提出的“时代误植”“建构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深刻思考。董家宁博士认为,彼得·伯克将“知识”并没有当成一个完全客观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很有主观性的带有主观建构的对象看待,进而反思“知识”在生产传播使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这实则是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史学转型的一种表现。她结合古代史研究领域(尤其是秦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古史研究领域(类书)的研究,钩沉和反思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
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张一博博士认为,用“知识史”这样一个概念去囊括传统的如思想史、史学史、书籍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他结合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及特点,围绕彼得·伯克所提出的知识史两类起源展开了深刻交流。知识史是从其他类的历史研究中逐步发展出来的:第一是书籍史,近年来,书籍史研究的重心逐步从传统的书籍买卖的经济史研究转变为对阅读的社会史研究和信息传播的文化史研究;第二是转向更为广阔的知识史的科学史。张一博博士强调,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提到了知识史的核心,即权力在整个知识建构之中扮演的角色。
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庄新博士在对本书进行细致的文本梳理基础上,指出,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深究不同语境、语言系统和历史中各个国家的知识内涵。是认识还是实践,是直觉还是理论知识,是实践知识还是学院知识,是经验知识还是世俗知识。她结合英国皇家学会和西方百科全书对“他者”的知识、知识建构、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等问题展开交流。
国家治理史研究室常文相副研究员结合自己拟做的明代商人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等研究,对知识史的具体运用谈了两点体会。第一,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运用和深化知识史的研究内容;第二,在建构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时,如何更准确地传播知识概念,讲好中国故事。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刘力耘副研究员指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推进知识史的研究。第一,通过具体研究的不断调整和筛选,准确发现“知识”的变化过程;第二,“权力”和“知识”可能是互相决定、互为前提的。程源源博士认为,“知识史”是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该书详细描述了“知识史”涉及的概念及辨析,实际上已经把知识史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把知识史的内涵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梳理。她指出,该书对于哲学、科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各学科前沿与知识史的关系的把握令人震撼。
青年工作小组自中书从博物学、跨国史和微观史学等角度,指出知识史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形式,串联起一种历史结构。他认为,“知识”这个概念,从中文和英文(knowledge)这两个定义可能涉及到一些哲学认识论的思考,建构出双方对于学科、思想的一些差异和趋同。

修毅
最后,本书中译本责任编辑修毅从成书背景、史学渊源、概念的重要性三方面对此书进行了深刻补充。他指出,第一,知识史诞生于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源于诸多学者对知识的焦虑;第二,知识史有两个很重要的史学渊源,即区别于传统的新型书籍史和新型科学史;第三,知识史是一个刚起步的新兴领域,对于知识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把握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需要中西方学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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