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下午，应历史理论研究所历史思潮研究室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旭东研究员，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执中楼知幾会议厅成功举办了题为“什么是信息史学——历史学之信息转向的思考与探索”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历史理论研究所2021年学术讲座第四期，由历史理论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主持，所内师生二十余人出席。

　　讲座伊始，王旭东研究员界定了信息史学的基本概念——“信息”和“信息史学”的概念及其界定范围。他指出，科学界对“信息”这一概念的认知，是随着时代发展推进的。所谓“信息史学”是指将历史和历史认知及阐释，抽象或解构到信息层面，系统地综合运用信息、信息科学、信息化应用之相关理念、方法和技术支持及实现手段，来探讨并深入研究历史学领域的诸种问题（包括诸如历史是什么，历史的主客体，历史的定性、定量、关系和作用，历史表述的过程和结论的呈现等研究议题）的一门新兴学问，或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学门下的交叉学科或是分支学科。同时他点明信息史学并非“信息史”与“数字人文”，也不能与“数字史学”混为一谈。  

　　其次，王旭东研究员介绍了信息史学的立论前提存在于在社会信息化驱动之当代世界史变革过程，以及当代世界史变革进程中的“信息转向”。他指出从历史学角度看，发生在20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当代社会信息化历史进程，存在着互为表里的两条重要发展轨迹。其一是外在的和物质或物理的，即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其二则是内在的和思想认知或理论的，即从Ｃ.Ｅ.申农提出信息理论，到信息科学的确立，再到21世纪头十年中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形成，都具有开辟新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王旭东强调“信息转向”是认知和思想的革命。所谓“信息转向”是指“由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这种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发生在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故而“信息转向”可看作是当今社会思维和表达的第二次转换。  

　　再次，王旭东研究员讲述了信息史学的体系建构理论模型，致力于融合历史学与信息化应用科学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的努力,并以信息史学的实践探索与现实意义两个领域，对于信息史学的深层理论加以诠释。从信息角度，重新认识历史和历史学，有助于让古老的历史学同最先进的信息科学相结合，从而在历史学“数字化转向”的基础上实现历史学的“信息转向”，使之真正实现与时代发展同步的自身现代化。他指出历史认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将“信息”的科学概念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及技术手段引入历史学，显然需要通过如下四个方面的转换来加以实现：第一，视角的转换，即用信息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第二，观念的转换，即用信息的观念来标识历史；第三，认知的转换，即用信息的认知来理解历史；第四，理论的转换，即用信息理论和方法论来阐释或表达历史。须在此强调的是，并非要用这四个转换来替代历史记载或书写的内容，而是要从史学理论层面重新审视或探究 “历史到底是什么”这样似曾已解决的命题。之后，王旭东老师运用数字世界史理论模型和四维时空表达法，以及基于GE平台的综合性历史研究案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信息史学的实践探索范例。  

　　提问环节，先是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谢辉元提问关于黑死病传播的信息史学应用问题，王旭东指出中国历史传统讲究“孤证不立”的观念，关于黑死病来源问题的传统研究存在一定误解，基于信息史学方法，利用基于谷歌地球的数字世界史虚拟实验平台系统，将河流山川地理环境、黑死病传播区域，以及当时鼠疫传播的区域数据三重叠加，可以看出真正的传播途径及其因果关系。继而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廉敏就“大数据研究”与“信息史学”概念的区别向王旭东老师提出问询。王旭东指出前者是“数据之大”和如何予以用之；后者的关键点落在“信息”二字而由此生发开来，重新认识历史和变革历史学，吸纳信息科学及信息化应用技术手段/方法展开历史研究。之后，中华文明史研究室刘巍研究员评论指出希望未来信息史学的研究可以更多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得以印证，并提问如何从马恩经典中寻求新的研究切入点，并实践信息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中国史领域里的数字系统综合应用成功案例，王旭东老师特别提到两个地理信息科学（GIS）与中国史研究相结合的应用系统——我国台湾“中研院”开发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以及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发建立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二者在信息史学的范畴架构中可以归为方法论和实践应用技术研究的层面。此外，他还通过例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著，指出信息史学的应用有助于切换分析视角，就马克思如何关注信息作用这一问题开拓出经典原著研究的新领域，答问过程中，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具体研究方法。  

　　总结部分，张顺洪研究员提及新一代的历史学人应紧跟信息科技的推进步伐，在新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中勇于创新。左玉河副所长强调指出，希望“信息史学”的研究应用可以“通古今之变”，为中国史学界的理论新建可以作出更远大的贡献，为中国史学界发出国际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