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举办第2期青年读书会，研讨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书。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冠梓、副所长左玉河以及张顺洪研究员等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近20位青年学者参会。

本次读书会以青年学者交流读书体会为主。读书会一开始即围绕《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书中所提“降一格”文本问题形成了讨论热点。张建斌认为，书中提出思想家的思想不一定对现实社会产生即时作用，而“降一格”的文本对于“可行动化”的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意义；作者将生活史引入了思想史的研究范畴，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带宽”。冯立提出，书中提及“降一格”文本的思想性问题，让人联想起经学研究中经、传、疏三者之间的降级关系，以及不同时代传、疏流变与思想流变的关系；而书中指出格言塑造时代的生活特质和人生态度，可以提醒研究者多从观念史与概念史层面理解不同断代思想特点之殊异。胡楚清认为，通过观察比较宋明两朝史学（包括地方志和家谱），可以看出宋明理学“下沉”的脉络，即书中所说“降一格”的表现。大体说来，该书构建的思想学说对基层社会的作用路径是：思想家进行思想建构——抽象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结合形成具体理论——具体理论简明化成为格言警句等直接影响基层民众。王祁提出，书中所说“降一格”文本，主要指把复杂的学术思想体系浓缩为一个口号或格言，这种口号或格言可以比复杂思想本身更具有社会影响力。

对于该书其他内容，青年学者也进行了讨论。王慧颖提出，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推动了史学的专业化，导致传统以“人”中心的史学所具备的将读者代入历史的功能、褒贬和“课责”的功能边缘化，而将历史叙事的重心转向挖掘和归纳历史事件不断重复过程中体现的规律。王汎森主张调和“人”中心主义和“事”中心，实质上是对上述几种功能进行调和。黄畅提出，克罗齐曾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提出，“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王汎森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次深刻探讨。傅斯年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王汎森认为这不意味着庶人研究就没有历史。印度的庶民研究可以证明这点，以庶民研究小组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家借鉴了以E.P.汤普森和霍布斯保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从下层看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点，对底层人民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表达。谭星提出，思想史研究不仅要看到“高峰”和“低谷”，还要看到主流、支流和潜流的区别；除了注意对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研究，以及下层的、边缘的、庶民的研究，对于中间层也要有所关注。另外，书中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娴熟运用，创造性使用一些转喻和比拟，将抽象概念和具体事实建立起联系，也值得关注。

对于该书可能存在的问题，青年学者也提出了反思。董家宁提出，王汎森指出的“可能存在的断裂”，所表达的是上层经典思想史下渗的困境，但似乎忽视了一个中间层的存在，即上层与下层之间不断互动的空间与过程。葛兆光曾提示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存在，用以弥合普通的社会生活与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之间的落差，它指的是“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中间层”来认识，作为补充。两个模型都有些理想化，将二者综合考虑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更加完善的认识。常文相提出，我们对于作者使用的概念和表达的观点，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而在解读的时候，往往会参照一些大体已为学界所熟习或认同的看法去做比较分析，甚至还出现了因观察角度不同而得出相反结论的情况。这也许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文章本身并没有展现出独到而明确的主旨要义。张连勇提出，应厘清观点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与区别，个人对事件的分析、对事物的观点，不可统称为思想；历史学研究从史料出发，经过剖析、论证、思考，逐渐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样说服力较强，以自己的认知与判断作为论证的前提，让史料成为佐证的依据，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史学论文倡导通俗易懂而不落俗套，加引号词语的使用，能够反映出作者独立思考能力，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作者对观点认知的费解。

张冠梓研究员、张顺洪研究员、刘巍研究员等参与了讨论，并对青年学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指导。本次读书会各位青年学者准备充分、研讨深入，既对《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书的优长表示了充分尊重，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体现了良好的学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