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金嵌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9 年第2期】

2018年12月15日至16日，“2018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主办，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百余名学者参与其中。以下对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历四十年的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学科理论框架得到完善，而且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不断深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结点上，梳理、总结过去40年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成果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树立信心，进一步拓展研究，同时反思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共谋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围绕这一议题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回顾了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发展历程。刘先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以林志纯、吴于廑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试图突破世界古史研究中长期忽略中国史的西方话语模式，将中国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论述之中，这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刘先生认为，单一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史料汇编远构不成世界史，世界历史是作为世界整体的历史，是由各国、各地区历史组成的有机的统一结构。而要找到各国、各地区历史间的内在规律与联系，就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各历史间存在的异同。期望年轻学者们能进一步拓展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既有领域，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相隔离的思想障碍。针对这一话题，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也总结了自己多年的经验，他说，比较研究不仅如刘先生所说可以明异同，辩异多，避免蔽于异而不知同，避免蔽于同而不知异，更可以在世界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剥离假象，判明是非，端正方向。赵先生呼吁学界应该在如何继承和提倡以贯通为特色的史学思想方面展开重点讨论，发展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对新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历史使命之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建设起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需要以总结古代和近现代史学理论遗产为基础，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有针对性地和合理地吸收西方古往今来史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与中国史学的理论框架相融汇，形成中西结合的历史学的理论形态。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则在总结40年来学界在阐释中国古典史学领域所获成就的基础上，以《国语》、《史记》、《汉书》为例，探讨了推进研究仍需深入挖掘的几项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这些古典名著如何构成中国史学由奠基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体例的变化如何反映出史家对观察和再现客观历史的新认识等。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针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五项史学史专业团队需要承担的学术使命，即展开学术论辩、解决认识分歧；承当求真、求是的史学评论；培养更精良的专业人才；重视历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推动历史教学与历史学科结构的改革。此外，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教授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回归”自身，在“摆脱”偏见、就某些合理性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推动结构性“变革”。

在史学理论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追溯了中西史家百余年来有关“史”和“论”或“事实”与“解释”是非轻重问题的争论。庞先生认为，这一争论迄今未见疏解途径的原因，在于找不到一个判断是非真谬的标准，其结果便总是导致“各说各的理”的相对主义。而这个标准，在庞先生看来，唯有求助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即从具体上升到一般，再从一般上升到具体的双向验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吴英研究员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界唯物史观研究所大体经历的三个历程，从头十年的研究热潮到90年代的相对沉寂，再到新世纪以后建构唯物史观新解释体系的艰苦工作。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也就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这四对关系进行了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教授、渤海大学吴凤霞教授、南开大学卞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董立河教授及聊城大学赵少峰副教授也分别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辽金史学研究、徽学研究、中国的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及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论述。

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史学研究离不开对具体或微观问题的探讨。本次会议有关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讨论视野开阔，主题多样，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引发与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其一，特定史著、史家（思想家）及史家间学术传承关系。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向来在史学史领域中占据较重分量。本次会议不乏对《论语》、《荀子》、《史记》、《左传》、《三国志》、唐修《晋书》、乾嘉三大考史著作、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典籍与史著的探讨。学者们或开拓新的视角，如对以“志”为名缘由的讨论；或运用新的材料，如新出土的唐人墓志及简帛古书；或运用新的方法，如用逻辑推导的方式完成对《史记》述秦昭襄王二年秦国内乱资料的考辨，推动对传统论题研究的深化。也有学者关注于某一具体史家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史中的重要事件，或对个中史实进行辨析，或对事件的意义进行再挖掘。如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关注于民国时期谷霁光对《宣统政纪》所进行的文本校勘、编纂纠谬和主题批评工作，认为这些工作客观精准，用证据说话，但也表现出谷霁光在国家危机存亡之秋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史家爱国情怀进行探讨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他特别撰文祭奠了抗战英烈、国学大师吴承仕为民族救亡献身八十周年，追溯了吴承仕先生“从学者到战士”的一生。上海师范大学陈勇教授以20世纪史家李埏和钱穆间的交流及传承关系为线索，论证了钱穆的言传身教和治学方法对李埏个人生命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剖析了郭沫若与金祖同之间的师生情谊，加深了与会学者对金祖同这位史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学者的认识。淮北师范大学李勇教授围绕胡适驳议王国维的缘起和思路，重新梳理了学术史中著名的戴袭赵一案的相关史实，认为胡适为戴震翻案主要与其治学方法和推崇戴震有关。另外，对史家思想的探讨也是深化史学认识不可或缺的环节。淮北师范大学王振红教授通过回归文本语境及比较其他学者的认识诠释了章学诚“别识心裁”之说，提出该说以“学问之道，功力必兼性情”为理论指导，以“性之所近”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本途径，以“道欲通方”、“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为旨归。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教授则就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的文史观进行探讨，指出这一观念开拓了“引文入史”的治史新径，发扬了“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传统。

其二，历史文献学、历史观与史学流派。北京师范大学汪高鑫教授论述了汉代目录学从《别录》、《七略》到《汉志》的发展历程，前者成为中国目录学之圭臬，后者则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四部分类的基础，开创了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先河。首都师范大学江湄教授梳理了金、元史家对“蜀汉正统论”的论述，这些论述表达了当时汉族士大夫的“中国”意识，其不但有着政治目的，更与这一特定人群当时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安庆师范大学董根明教授则细数了桐城派的史学成就，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义理、考据、词章兼修，史学经世思想和因势而变的历史观不无关系。

其三，中外史学交流状况。在以往研究中，中外史学交流论题往往被人忽略，在各地区间联系不断加强的今天，这一论题显示出其特殊价值。有关这一论题，湖南师范大学易兰副教授从接受史视角出发，追溯晚清民国时期古希腊史学在中国由“接触”而开始、“阅读”而推进、“接受”而深化、“选择”而回应的传播过程。河北大学申慧青副教授、厦门理工大学洪认清教授及曲阜师范大学赵满海副教授分别梳理了北宋与高丽之间的史学交流、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所传播的苏联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人类学对推动中国亲属称谓研究的影响。

其四，当前史学发展趋向。时代发展会为历史研究带来不同的挑战，对此，首都师范大学邓京力教授探讨了史学史研究中近二十年来出现的跨文化研究的范式与其特征，邓教授认为这种方法能够突破以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抛弃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兰州大学赵梅春教授则思考了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的挑战，她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者不仅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还应加强史学基本功的修养，具有人文情怀。

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在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一方面，学者们立足于时代前沿，思考当下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把握住传统路径，寻求通过扎实的史学研究解决当前仍处于争论中的问题。

在对宏观史学发展形态的探讨上，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当下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四川大学何平教授梳理了西方历史研究在21世纪范式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如何重新定义历史书写的对象、如何摆脱地方性视阈等，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处理正在引导历史研究向新的形态过渡。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介绍了德国概念史家科泽勒克的“鞍型期”概念，认为在当代同样处于转型的背景下“鞍型期”概念所蕴含的三种分析维度为我们探讨历史阐释公共性的塑造路径提供了经验指南。河南大学周祥森教授立足于对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思考，提出“作为哲学表现形式的历史学”这一概念，其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例，指出要使史学教人以智慧就无法脱离哲学。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文涛副研究员、苏州大学张井梅副教授则分别就大脑记忆如何文本化、历史与科学间的关系以及大历史对采集狩猎时代进行强调的可行性问题同与会学者进行了讨论。

在抽象的史学理论议题评介方面，北京联合大学王利红教授介绍了德国思想家卡西尔的历史哲学及其思想史作品。四川大学吕和应副教授梳理了德国第一位系统建立历史主义谱系的思想家特勒尔奇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顾晓伟博士通过对勘黑格尔与柯林武德的著作，论述了柯林武德是否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李友东副教授针对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界出现的后现代“历史叙事”论争进行评析。

在微观史学问题的分析方面，西南大学徐松岩教授考察了“希腊”这一概念的起源与流变，他认为虽然1822年前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但“希腊”历史文化始终真实存在。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通过对《法兰克人史》进行解读，提出中古早期欧洲呈现二元一体的政教关系的观点。北京大学李隆国教授探讨了从加洛林王朝基督纪年法的确立到加洛林帝国时期基督教编年史记事功能的复兴，使编年史逐渐演变为中古历史记载的主流体裁的过程。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此次会议的另一重要主题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针对这一主题陕西师范大学王成军教授从统一的多样性与统一的普遍性范畴出发，讨论了诠释学的“视阈融合论”与史学比较观念二者之间的明显相同点和不同点。王教授指出，对这二者间关联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将有利于比较史学观念的深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通过考察西方比较历史研究与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指出比较历史研究是近现代西方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制造者，对它的认识不应脱离其存在的环境。

还有学者对中西史学观念进行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庞慧副教授立足于中西语词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尝试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思想书写中语词使用的方式和特点，从“言与意”、“名与实”、“论与不论”三个议题来探讨中国古代思想书写的共同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敏副研究员通过列举中国古代史学认识中的究天人之际、书法不隐和鉴识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史学中存在着认识方面的自觉，以此回应西方的一些错误论断。上海师范大学徐善伟教授在比较中西史学专业化道路后得出，中西史学都是从考据学开始，通过强调历史学的特性即真实性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也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

一些学者选取了具体领域中的微观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河南科技大学杨晴博士就先秦时期中国的“夷夏观”与希腊罗马的“蛮族观”进行了比较；陕西师范大学骆扬博士论述了《左传》不同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倪滕达副教授的英文论文通过比较中国思想家王充与罗马帝国早期学者琉善间的思想，论证了东汉文人所享有的思想空间；陕西师范大学邓锐博士探讨了文艺复兴史学与宋代史学间相似的近代化过程。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于中西语言间的互译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向燕南教授聚焦于中文“历史编纂”一词的词源、语义及中西对“史”之理解的差异，说明了中文的“历史编纂”不同于西方史学语境下的historiography和historical narrative，而相当于history writing，指研究历史编纂的理论、体裁体例与方法的学科。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教授探讨了西方“帝国”概念的历史性及其文化独特性，提出不能将西方的empire译为中文“帝国”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史的观点。东北师范大学马艳辉副教授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述了刘知畿《史通》英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对此与会学者肯定了将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外译对中西史学交流的意义。

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海军副教授致开幕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致闭幕词。杨教授总结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自建立以来，不断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学者，目前已形成自身的学术特色，即陈垣校长开创的“根柢之学”、白寿彝先生开创的“贯通之学”与刘家和先生开创的“中西会通之学”。在先辈先生的带领下，近十几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产出了一批经典作品。在此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也要树立更高目的，跟上时代要求，参与进时代变革之中，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杨教授感谢一大批专家学者多年来给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帮助。

此次会议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理清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各学科领域在过去阶段中的发展历程与所获成果和经验，在一些领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开拓了学术视野，增进了交流，深化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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