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学科建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和视野日益广泛和多元，研究方法日益自觉和完善，研究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特色近代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条件也逐渐具备。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创立的历史学高端论坛，每四年举办一届，旨在立足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研究前沿，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研讨最新动态和学术趋势，推动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持续和纵深发展。以2019年11月在京召开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和新进展也逐渐开启和呈现。

1. 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

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需要了解世界，反思传统，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构发展过程中学科域和问题域在继承与创新的张力下交互作用的必然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研究员在题为《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的主题报告中，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波澜壮阔的历程，特别强调坚实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世界和反思传统的基础之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其泰教授在《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论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中，对于传统经学的理论创造活力予以阐释。他指出，历史地、辩证地建立经学的演进脉络，对于探讨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过程中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民国知识人中颇具代表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师渠教授的《只缘不在“此山中”：京津报纸舆论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观察》，以京津报界为中心对这一群体的思想进行了辩证反思。该文指出，“济案”发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搁置自己的政治诉求，促成南北和谈，固然反映了在民族大义面前顾全大局的家国情怀，但也暴露了其恐共心理之顽固与自身的软弱性，这也决定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难以摆脱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命运。

关于“文化自信”的演进脉络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焦润明教授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化自信”的演进及意义》讨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化自信的表现形态和演进轨迹，阐释了不同时态和不同类型的文化自信传播及其意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宪明教授针对长期流行的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孔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他在《李大钊的“反孔”与“尊孔”》中提出，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反对被军阀利用的孔子，但尊重真实的孔子，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多角度论证了孔子学说已无法充当治国之大经大法，但孔子思想中有关人生修养等精华部分仍是人生实践的重要指导。

2. 文化史研究的总结回顾与学科理论建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和改革开放跨越40年之际，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历史总结回顾、学科理论建构等也成为学者深入探讨的议题。

历史总结回顾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认为，虽然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存在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等问题，但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已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在《从一元走向多元——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中提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从鸦片战争时期非常有限度的开放，到洋务运动时期开放的扩大，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面开放，民主与科学逐渐成为此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既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又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学科理论建构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在《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中将文化史研究归纳为三种取向，即“文化的社会史”、“社会的文化史”和“文化的文化史”，以试图解决文化史概念含糊不清、广义文化史带来的“泛化”以及作为方法的文化史带来的“碎化”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的《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史书写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既往的史学学统，这也构成“革命史”或“新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历史转向。

3.文化史与书写、记忆理论及概念史融合研究的新进境

德国历史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借鉴民族志学传统讨论了历史与书写、记忆近乎无法化解的张力，而文化史与书写、记忆理论的融合研究恰在上述张力关系中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之势。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的《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双重认同的历史书写》以清季历史教科书对清代历史的书写为例，讨论了教科书对于国人形成近代意义民族国家认同观念的作用以及两种国家观并存的书写悖论，王朝国家的国家观是一种前近代国家观，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两者的结合，可谓“天下中国观”，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则是基于主权国家理念，视中国为万国之一，与诸国共同结成国际体系，两种国家观的并存，使得清季历史教科书在书写相关史实时难以避免有不协调之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教授在《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南京中山陵为例》中提出，中山陵是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范本，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它被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承载着有关孙中山形象和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选择性记忆内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湛晓白副教授的《民国时期政治力量对“东南互保”历史记忆的形塑——以军阀和政党为中心》提到，“东南互保”作为历史记忆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风潮中屡次被激活，并被北洋军阀、联省自治派等政治力量不断解读，成为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历史资源，这为研究者认知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生动个案。

此次文化史与概念史的融合研究也展现出新的研究进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的《概念史在东亚和中国：问题与展望》讨论了东亚概念史研究的有效性及合法性问题，并对移植欧洲尤其是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的价值和可能局限进行了评估。文章尤其提到，虽然概念史在理论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但却可在具体研究中继续探索，每个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材料，尽量贴切地阐释具体语境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的《日本和制汉字影响中国新名词问题的再思考》以具体案例将文化史中的新名词研究与东亚概念史研究进行对接，重点阐述了晚清西方传教士、日本洋学家和汉学家以及日本对华公文等因素对于近代中国新名词产生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贾琳的《危机与重构：清季庚子国变时期的“忠”观念变迁》通过揭示晚清“忠”观念同时面临的解构危机和重构契机，进行概念史与政治文化史的融合研究，尝试探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结构及相互关联，以期丰富文化史的研究内涵并拓展概念史的研究理路。

4.近代文化研究的古今交融与中外会通

无论是传统史学的“以史为鉴”，还是现代人类学的“西方作为他者”，近代文化研究愈来愈需要具备一种古今交融与中西汇通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以及以这种研究视野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史学层面对中国文化进行更深广和更富理论性的系统剖析。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在《舆地智环：近代中国最早编译的百科全书〈四洲志〉》中讨论了《四洲志》的史源、版本、体例、内容和影响，特别是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时有意对林译《四洲志》这种“志”书体例加以继承模仿，从而发展出一种“世界百科知识”汇编方式的著述体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的《胡适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探讨了五四时期胡适与欧美驻华使馆人员、北大洋教员和西方汉学家等西方人士的频繁互动及其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先初教授的《李石岑对尼采思想的推介和阐释》对李石岑与尼采思想传播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呈现出近代域外思想入华时的一种衍生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姗姗助理研究员的《“卢梭”式的新文化运动：再论学衡派基于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批判》聚焦“卢梭”式的新文化运动这一主题，追踪白璧德对“卢梭”的批判和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之间的对应和变异，检省了学衡派文化实践背后的理论逻辑得失和白璧德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文明之批判话语的内在局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邱涛教授的《八国联军战争时期法国对华军事和外交政策》将考察视角引向与近代文化密切相关的外交领域。该文提出，以中、法、英档案史料互证，可以对八国联军时期法国对华军事和外交战略与英国东亚战略进行比较，进而做出更加具体细化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芳博士后的《庚子中美地方赔款问题探析》分析了大赔款与地方赔款的双重索偿现象，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为此后各国的经济和文化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的《中国政治史事论与晚清科举改制》将晚清科场改革中的古今交汇现象予以呈现，探讨了戊戌至辛丑之际中国政治史事论这一文体在科场的实践情形，以及对近代中国选才观念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的《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提出，科举停废之后的优拔考试地位远不及此前的乡会试，且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情形加剧了官满为患的局面，造成了制度文化方面的不良影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建伟研究员的《1930年代城市书写中的“旧京”北平——以上海为参照》比较了1930年代抗战爆发前作家笔下的北平与上海，发现在对照体系下，北平的古朴与上海的摩登被彼此放大，从而强化了两座城市内在气质与外在样貌上的反差，同时促进了特定城市意象的生成与固化。

5.新出文献的阐释与习见或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

王国维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里的“新学问起”固然与考古实物抑或新文本的获得密切相关，而对于习见或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与丰赡诠释同样可以成为“新学问起”的成立条件。近年来，学界在对新史料的解读与习见或经典史料的转化运用方面经验亦日益丰富，这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化研究课题的拓展与深化。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的《<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提出关于甲午年六、七月间的《新学伪经考》御史参奏案仍有不少办案内情有待探究，甲午参奏案虽然一时非常严重，但因各方人事关系纷繁交错，最终得以大事化小，颇出人意料，康有为经历此案，不仅化险为夷，反而声名鹊起，《新学伪经考》虽被饬令销毁，名禁而实未禁，影响反而更大。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翁有为教授的《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通过梳理梁启超著述，认为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中产生影响力，而且对中共成立前后的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锐讲师的《“高踞上游”的压制者——“五四”前后梁启超社会主义论说中的“外国资本”问题》从梁启超社会主义论说中梳理出“外国资本”问题，并将其视为晚清与五四之间思想传承的一个鲜活例证。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刘贵福教授的《胡适对〈孙文学说〉的批评——从胡适给孙中山写书评说起》认为胡适不同时期对于《孙文学说》文本的不同认知，不仅有助于认识胡适本人的思想变化，还有助于人们对“知难行易”学说的重新认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教授的《“卖国谣言”的跨国传播：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内斗及其对国内舆论之影响》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揭示了巴黎和会期间“卖国谣言”的跨国传播路径及其内幕成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凌楠助理研究员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解读——以20世纪20年代对列宁学说的中、日文译介为核心》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列宁学说的中、日文译介文献，认为通过对列宁学说的不断译介和传播，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丰富，并与既有的精英革命观等思想资源逐渐建立联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迁教授的《文本与语境：郭沫若<十批判书>新探》尝试转换研究路径，将《十批判书》视为一种语境化的文本，呈现了其中各种潜在的学术辩论，进而还原出更加丰富的历史讯息。

6.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的长时程与宽领域关照

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典范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正、负效应仍待进一步评估，但无论结果如何，其长时程的研究理路对于近代文化研究的推动力和启发意义似乎都不应被低估。与此同时，如何在区域文化研究中既照顾到区域社会文化的独立性，又关照到其与国家层面、个体层面的关联性，也成为近代文化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领域。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梁景和教授的《五四时期婚姻变革的基点与滥觞》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婚姻变革的一个伟大时代，它的出现有着最重要的自身源流，即清末民初渐次出现的文明结婚，这成为五四时期婚姻变革的基点与滥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的《五四运动：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以五四运动研究为例认为，“地方视野”的引入并不是为了研究地方史，而恰恰是要超越地方史，来推进整个五四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凌滟博士后的《祖荫与时运：清代以来运河水柜中的湖田与祀田产权问题研究》从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视角探讨了水柜湖田与祀田产权的问题。该文提到，由湖田向圣贤祀田的转变很好地表明了圣贤后裔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分量的影响，祀田最终被没收的命运却说明公田并不是独立于官田的土地所有形态，圣贤后裔只是拥有使用权、收益权的官田，而国家拥有其最终的处置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超建副教授的《贞节、国家与地域社会——以近代乌鲁木齐地区人口与婚姻分析为中心》呈现了近代乌鲁木齐地区作为典型移民社会，贞节、国家与地域社会互动过程中地方贞节观和婚姻观的转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杨代春教授的《湖南逐家布道团的活动特点与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从区域社会布道团切入探讨了其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关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跃教授的《弘一法师与民国时期的佛教》提到弘一法师出家前曾认真修习宋明理学，该方面的持续影响集中体现为他皈依佛法后仍有意识地在社会服务、度人淑世方面进行绾合尝试。

近年来在中古史研究领域渐受关注的历史材料的“文本性”与“物质性”探讨也在近代文化研究领域得到相关实践和体现。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文哲副教授的《出版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历书印制发行》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推广新历书过程中，受制于改历取向、民众惯习以及时间体系差异，新历书推行效果受到了很大制约。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齐辉研究员的《无米为炊：近代纸荒与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困厄——以报业用纸为中心》提出，中国造纸与化学工业的落后导致近代新闻出版业长期受到纸荒困扰，并形成对西方进口纸张与油墨的高度依赖，物质与技术双重重压不仅形塑了出版发行产品的外在形态，更深刻地影响了发行业的经营理念与媒介生态。

综上所述，以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召开为契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得以集中呈现，具体包括：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文化史研究的总结回顾与学科理论建构；文化史与书写、记忆理论及概念史融合研究的新进境；近代文化研究的古今交融与中外会通；新出文献的阐释与习见或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的长时程与宽领域关照。这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必要的学术参照，并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研究参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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