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研究至今已持续约一个世纪。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方从宣扬“皇清武功”的角度，陆续刊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志》等公私著述，片段、歪曲地记述这段历史。除此之外，民间谈论太平天国始终是一件禁事。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才被打破。

开拓和初始时期（1949年之前）

1904年、1906年，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前、中两编相继在东京出版；1908年，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在香港问世。两书都对太平天国进行重新评价，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反响强烈。不过，它们均属兴汉反满之类的秘密宣传品，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封面便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序言中赞许该书“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称之为太平天国“一代信史”。事实上，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革命党人甚至直接假托太平天国人物之名来宣传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于1906年在上海秘密刊行，传诵一时，内有20首诗系南社成员高旭（字天梅）“以一夕之力成之”，“供激发民气之用”。

进入民国以后，洪秀全等人被官方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不但不再是禁忌，相反已蔚然成风。太平天国研究这才正式揭开序幕，相继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1923）、李法章《太平天国志》（1923）、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偏重于叙事，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偏重于理论分析。上述论著虽有开拓之功，但都有一个缺陷，即所参引的真实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至于最早问世的《太平天国战纪》（1913），则纯属迎合时尚的贋鼎。据编撰者罗惇曧自述，该书是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天国志》改写而成，而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杜撰。

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和文书）早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此时国内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书贾为弋名或牟利计，向壁虚构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和文物，遂使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研究受到很大制约。所幸的是，当年一些西方外交官、传教士等与太平天国接触时，获赠不少印书及少量文书，后来大多捐赠给本国图书馆，保存完好。于是，国内业已失传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陆续由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梁启超最早直接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印书。1919年，他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托人缮录5册，可惜事后未曾报道和刊行，所以长期不为人知。1926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字半农）将6年前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今英国图书馆）撮抄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并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较有价值。同年，程演生教授将两年前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共收《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内有3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该书的学术价值远在刘复一书之上，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今德国国家图书馆）摄录9种印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修订本，内有张元济据俞氏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贡献最大的是萧一山教授。1932年，萧氏赴欧洲考察文化，盘桓伦敦7个月，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遂予以摄录，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共收21种印书（内有3种不在“诏书总目”之列的印书，包括蒋复璁在国内扬州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并各附考订跋文一篇，其收获是空前的。不过，该书所收各种印书虽然均名为影印，但内有数种实系仿刻或抄排，导致失真并造成若干错误。此外，萧氏还在伦敦获见《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印书，但误以为它们只是汉译《圣经》的翻刻本，仅拍摄其封面和样叶，令人扼腕。王重民教授也有重大贡献。1935年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均为此前国内未知未见之书，遂一一摄影。后来，《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种印书分期刊发于上海《逸经》半月刊，其余则因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搁置。1948年，上述印书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全4册）。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残存文书也陆续公之于世。1932年，清人张德坚主编《贼情汇纂》，由南京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石印出版。该书除照录或摘录12种印书外，还辑录若干件被清军缴获的太平天国早期文书，包括诏旨、本章、谕示、禀报等。次年，故宫博物院从清廷军机处存档中选辑太平天国后期文书12件，取名《太平天国文书》影印出版。海外也有重大发现。前引刘复一书便收有忠王李秀成给部将的两封信札。萧一山将在伦敦寻访到的文书编成《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1935年、1937年相继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共收30件文书（另有6件系天地会文书等），篇末各附考释文字或后记。萧氏另编有《太平天国丛书第二集》，内收太平天国诏旨、兵册等重要史料，可惜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已制成的版片悉数毁于战火。向达、王重民在海外搜辑太平天国文书方面也有贡献（参见下文）。此外，《文物丛编》《逸经》《广东文物》《说文月刊》等刊物也陆续公布了一些零星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

在西文资料译介方面，简又文重视最早，贡献最大。他完整翻译了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洪仁玕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撰《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其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简氏《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天京游记》等多种译著。他还选译当年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中的报道多篇，先后刊发于自己主办的《逸经》和《大风》（香港）半月刊。此外，简氏另辟蹊径，从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多次赴两广采访洪氏遗裔或进行实地考察，所采集到的口碑等资料和相关考释文字少量收入《太平天国杂记》，其余编成《金田之游及其他》，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庆）出版。

罗尔纲发掘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清方记载，诸如萧盛远《粤匪纪略》、储枝芙《皖樵纪实》等。谢兴尧除在故宫档案中检索史料外，还留心网罗旧闻、搜辑秘籍，并对之加以考证与注释。其整理史料的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1935）、《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北京瑶斋丛刻本，1938，共3辑）等书。

上述资料的陆续刊布改变了太平天国研究史料匮乏的窘境，推动研究工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步入正轨。

围绕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针对视之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主流观点，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前述李一尘、张霄鸣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当时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杨秀清便是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进而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的一场革命，“就其中古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后的农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早的市民革命”。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萧一山、简又文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出于偏见，简又文还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与李一尘等人主要偏重理论分析相比，罗、郭、萧、简等人重视考据，尽管他们所从事的仅是个別或部分史事的考订，但单就研究方法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改进。朱谦之曾对这两大研究流派的长短进行褒贬，主张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并重。他还引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否定了李一尘等人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并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并认为太平天国按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设想，实行了“土地共产革命”。总之，由于进步学者们仅是零星片断地接触到唯物史观，其论断难免瑕瑜互见，加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排斥、禁锢的地位，因此，学术界此时还不能够对太平天国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具体研究在同期也有长足进展。当时，致力于考证工作的学者除前述罗尔纲、郭廷以、萧一山、简又文外，还有谢兴尧、董作宾、毛以亨等人。他们均大力搜罗史料探赜索隐，澄清了以往的许多讹传和误解。例如，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奏称生擒“逆首”洪大全，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死。此事被写入各种著述，虽然一直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都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罗尔纲经过考证，断定洪大全供词系赛尚阿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又如，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于1912年排出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认为天历的干支、礼拜与后者相同。后来的研究者多本此说。郭廷以通过勘核对比，列举出27条史料作为证据，断言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提前一日，并排出正确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6）一书中，郭氏从600余种中西文著述中钩玄提要，细加考订，按时间顺序编排1796年（清嘉庆元年）至1868年（同治七年）间的相关史事，书末所附各种图表和引用书目也颇有参考价值。该书集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于一身，被时人赞誉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罗家伦语），并且至今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综上所述，1949年之前是国内太平天国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订方面。其中，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人筚路蓝缕，是该专题研究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学者。

蓬勃发展时期（1949—1964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研究出现重大转折：一是该专题研究受到空前重视，二是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50年12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在南京筹建。次年1月11日，不少城市举办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绳执笔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认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该文还分析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认为它固然体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终究只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不可能实现，“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

范文澜撰写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是以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的拓荒之作，1945年初版，1949年后收编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三章，因后书一版再版而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作者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败亡的主客观原因，认为主观上在于太平天国领导层存有宗派、保守、安乐三种思想，“总根源在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客观上在于中外反革命势力逐渐结合，力量超过了革命势力，加之当时中国的进步阶级尚未诞生。作者认为，“《救世》、《醒世》、《觉世》三篇的制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论基础”；并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1954年，在一篇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文章中，胡绳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并首次阐述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

上述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否定了此前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错误观点，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的理论导向，并更加引发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视和兴趣，尽管其中的个别论断不够精确或流于溢美。

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不断被发现，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出版太平天国资料。1950年，金毓黻、田余庆主编《太平天国史料》由开明书店出版，内分太平天国官书、文书、清方文书和中外记载四部分，收入了向达、王重民20世纪30年代从英国抄录的许多主要史料，包括天王、幼主诏旨和护王陈坤书部兵册等。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这套大型资料汇编计8册，约2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可谓集一时之大成。其后，在罗尔纲的指导和主持下，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9）、《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6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1963，6册140万字，专收清方记载）相继问世。同期陆续出版的还有“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52）和郭若愚编《续编》（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53）、《补编》（上海群联出版社影印本，1955）三种图录，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荣孟源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英人吟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等等。总之，在10年左右时间里，史学界在蒐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资料方面成绩斐然，远非1949年之前所能比拟，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文书、文物和清方记载方面。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同在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的一系列重要论著先后问世。其中，《太平天国史稿》是一部用纪传体写成的通史，以资料丰富、考订缜密见长，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数年后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改写本和增订本。1955年至1958年间，罗氏7种论文集，即《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相继由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首重辨伪考信。在考辨伪书时，他将书中内容与太平天国的制度和史实相对照，以寻找其作伪的铁证，揭穿其作伪的手法。他对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考证便采用了这种方法。上述论著集中体现了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锁钥，对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阶段。针对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史学界展开积极探讨，其焦点集中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并由此引发一场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基于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所作的不同估计，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认为太平天国仍旧是一场单纯农民战争或农民革命，已见前述。1957年，郭毅生刊文对此提出异议，持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一说。他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革命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土地纲领。他还分析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从农民中分化出的雇农、雇工已具有非封建的性质，新兴的市民等级则是后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而这两种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因此使得太平天国革命具有迥异于以往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其中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封建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便带有较为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第三种观点以章开沅为代表，认为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战争兼具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单纯农民战争”。他还指出，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自由贸易政策，《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带有强烈平等观念的政治思想等，都在主观上反映了“某些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1961年，《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共收集相关文章20余篇。这场讨论前后持续多年，是中国太平天国研究史上最为热烈的一场学术争鸣。三四十年代那场相同问题的争论最终不了了之，这次争鸣则有所不同。经过讨论，学者们大多赞同“单纯农民战争”一说，认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一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估计超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夸大甚至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程度；资本主义无法从没有独立手工业和商业的原始公社式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即使全部实现，也决不会促进资本主义；《资政新篇》中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建议并不是太平天国的传统，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不过，学者们在太平天国是否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一点上仍存有分歧。

这场讨论涉及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动力、纲领、任务和目标等，所牵涉问题之广远远超过三四十年代，客观上将研究引向了深入。围绕太平天国时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农村政权和乡官成分，太平天国的文化、思想和工商政策，《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以及相关人物的评价，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业绩，与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捻军、天地会、上海小刀会、浙江金钱会与莲蓬党、山东宋景诗，以及回族、苗族、壮族、彝族等反清起义——的关系，等等，学者们纷纷发表论著，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和认识。

例如，为了把握太平天国统治区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权性质，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太平天国经济、政治举措的研究，土地制度和乡村基层政权因而成为研究热点。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太平天国是否实行过“耕者有其田”政策这一点上见解不一。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并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承认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尽管通过自发的抗租斗争，加之地主所收租额受到某种限制，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际经济利益，但革命并没有改变整个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仍被保存下来。至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小农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必然使太平天国放弃公有制的空想，转而承认现有的私有制和土地制度；重造赋册、粮册的工作因战争而很难进行，为解决军队粮饷等问题，不得不维持原来的租佃关系；太平天国后期地方政权中混入大批地主阶级分子，公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学者们同时指出，通过直接没收部分地主土地、厉行军事镇压、剥夺地主浮财、减低租额等手段，太平天国仍然打击和限制了地主。

太平天国曾在乡村基层政权普遍设立乡官。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在前后期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多数。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前期各地乡官以劳动人民为主，后期的乡官成分则比较复杂，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整齐划一，反映了农民分散性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上述对太平天国境内经济、政治状况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为日后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1949年之前曾有学者作过一些错误的解释。戴逸对此予以了澄清。他指出，单纯用人口太多为理由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社会现象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太平天国宗教虽然脱胎于基督教，并在形式上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实质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思想之所以产生并具有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思想本身是根源于社会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既不是由于人口太多，也不是由于宗教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剥削和压迫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激烈”。

史实考证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进展，其中以关于李秀成“自述”之真伪的考订最为引人关注。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即世传“九如堂本”，而亲供手迹则一直秘不示人。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氏删除的5600余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4张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轰动一时。1956年，有人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学者们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之说，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字迹逐一拆开来比较，判定两者笔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这种严谨的考证方法和治学态度很有启发意义。1962年，曾氏后人秘藏的李秀成“自述”之真迹原本由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印证了罗尔纲的论断。

总之，1949年至1964年间，太平天国研究在中国大陆空前活跃，其研究队伍之壮大，研究成果之丰富，研究领域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欧美的太平天国研究也达到一个高潮，陆续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均成为历史专业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该研究也同样受到重视。1958年、1962年，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相继在香港问世，尤为引人注目。太平天国研究由此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就中国大陆而言，太平天国研究之所以能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引导，全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文献史料的大量编纂出版，以及当时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当然，正值幼年的新中国历史科学此时仍处在摸索阶段，出现上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已有人觉察到这一问题。曾有学者指出：“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这次革命性质的讨论中，发生过个别历史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牵强比附使之从属于自己的成见的现象。这种做法同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无疑应当及时纠正。”

围绕常熟报恩牌坊碑展开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该碑建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其序文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著据此来比拟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情景。1957年，祁龙威根据《自怡日记》等新史料，撰文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当时的常熟实际上被钱桂仁、骆国忠等叛将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们为李秀成立碑只是为了掩饰其阴谋，碑文所描述的太平景象不过是一幅虚构的假象。作者批评了时下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即“对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该文引起史学界又一场延续多时的争论。学者们在对该碑内容的具体理解上虽然不尽一致，但这场争论所揭示的理论问题无疑是重要而又及时的。

不幸的是，这一在摸索中前进的良好势头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打断。

曲折乃至倒退时期（1964—1976年）

在被俘后所写的亲笔“自述”中，李秀成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1951年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在1957年该书增订本中，他又略作修正，认为忠王此举目的有二，即“保存革命实力”和“希望反动统治者能同人民一道去反抗外国侵略”。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伪降”一说不能成立，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1961年，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但这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这一事实。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未能持续下去。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这场学术界的政治风波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太平天国研究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画等号。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风潮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在新中国史学研究中开了一个恶例。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苑书义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前之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既已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影射史学的实质是将历史上的个别事例或局部现象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以迎合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批判李秀成，实际上是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在1974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内讧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一时间，太平天国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是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恶劣影响。

上述现象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戚本禹、梁效之流固然难辞其咎，但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的左右下，不少研究者也写过配合性或应景式文章。就此而论，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认真地反省和汲取。

概括地说，在1964年至1976年间，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乃至倒退的时期，成为近代史学科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千篇一律的文章充斥各种报刊，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太平天国研究真正的窒息。

成熟和收获时期（1979—1999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是太平天国研究逐渐恢复生机的过渡时期。1978年5月，十年浩劫后国内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浙江、广西、四川、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随后，在1984年5月至1990年5月间，南京市、广西贵港市（原名贵县）、重庆市、安徽省、上海市、四川涪陵市、江苏省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1990年5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在这些学术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太平天国研究异常活跃。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共收到中外学者的论文200余篇。这是自1949年10月以来首次在国内举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时也是太平天国研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重新走向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各地又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太平天国史学术会议。据粗略统计，在1980年6月至1991年11月间，仅全国或国际规模的学术会议就召开16次，平均每年1.45次；各省举办的地方性会议更是不计其数。

1981年、1983年，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王庆成主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太平天国学刊》先后问世。这两种不定期丛刊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前者以编译西文资料为主；后者专刊研究论文，是国内权威性的太平天国研究专业刊物，成为反映国内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一个窗口。1985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办、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又在南京问世。

地方和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刊的创办，各种学术会议的次第召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这一切均标志着国内太平天国研究已摆脱极左思潮留下的阴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于上述背景，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更是达到其鼎盛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相比，旧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课题的研究得到开拓，研究范围儿乎覆盖太平天国史的每一个层面；同时，一大批总结性成果也相继问世。兹择要略加评介。需要说明的是，某些研究成果带有交叉性，下文所作的分类主要为叙述方便起见。以1999年作为太平天国研究“成熟和收获”时期的下限，主要基于这是一个象征性时间节点的考虑；为保持信息的完整性、连续性，21世纪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和动态仍在此附带叙述。

1. 文献史料的编纂出版和相关研究

在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方面，1979年，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计400余件）由中华书局出版，《太平天国印书》也于同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排印本（全2册）。这两部书与前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8册）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构成研究太平天国的最基本史料。1982年，王庆成、庄建平主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收一批新近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1991年至1994年间，由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张铁宝等人编纂的《太平天国文书》（计114件）、《太平天国文物》和《太平天国艺术》（增补本），相继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公布则是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当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访太平天国文献后，认为已“了无遗珍”。1984年春，王庆成在此寻访到这两种珍贵文献，随后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一册，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们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为破解一些长期聚讼未决的历史疑案提供了文献依据。

此外，陈周棠校注《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是研究洪秀全家世及其生平的重要资料。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由口碑、方志、档案、碑记、谱牒等资料选编而成，内容涉及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家庭情况、早期活动等。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是一部广西与太平天国相关之口碑、碑铭、族谱、契据、手稿等资料的汇编。

陆续编纂出版的清方记载主要有：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第二册《中兴笔记》（中华书局，1979〜1980）；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何桂清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杨奕清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董蔡时、方之光主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李武纬等编《吴煦档案选编》（同上，全7册）；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皮明庥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杜德凤编《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等，编成《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6册，计1400余万字，1990年至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出齐（前2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上大半属尚未公布过的新资料，且内容覆盖面较广，为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和区域史提供了便利。

西文资料方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3辑陆续编译了《华尔传》《常胜军》等外人早期著述；马博庵译、章克生等校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近代史资料》总86号、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97）刊有夏春涛翻译的一些西人原始著述，诸如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选译）、艾约瑟《最近对干王的问答采访录》、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约400万字，罗尔纲、王庆成主编，编辑组成员包括龙盛运、吴良祚、赵云田、罗文起、于世明、夏春涛。整理工作繁重，寻找出版社接手也颇费周章，前后历时20余载，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计10册352万字（删去有关捻、回、小刀会起事等资料数十万字），分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三部分。前两类集近几十年未刊和已刊新资料之大成；外人记载包括两种西文资料汇编，一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二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年至1972年出版的《英国议会文书•中国》（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 China）选译。罗老一生编了那么多太平天国资料，由他署名主编的资料仅此一部，而当该书出版时，罗老已不及亲见，令人嘘唏不已。

以上陆续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多达两千余万字。在长期整理编纂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研究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罗尔纲注释李秀成“自述”是该研究领域最值得称道的成果。罗氏于1931年开始为之作注，1951年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已见前述。由于曾国藩当初曾对李秀成“自述”妄加删改，世传版本并非其原貌，故罗氏数年后又再次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李秀成亲供手迹》在台北影印出版。罗氏遂第三次调整版本，于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版）。有学者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其后，罗氏又根据新史料补注，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其增补本。该书从太平天国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其缺略，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堪称精湛。例如，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多次提到与绰号“冲天炮”的清军将领李金场交战一事。关于冲天炮其人其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均语焉不详。罗尔纲经长期钩稽史料，终于将冲天炮的生平行迹考订清楚，勾勒出此人从投身天地会到叛降清朝，直至被忠王俘获，获释后走归南昌自首，曾国藩因担心其凶悍难制而将之处死的完整线索。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下功夫之深，考订史实贡献之大，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他在1982年版该书“前言”中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正是凭借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罗先生才得以推出这一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罗先生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成为史学界的佳话。作为1949年以后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名学者，王庆成对文献也有独到研究。他先后在海外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约200册，原刻本的微卷本、复印本、抄本40余册，以及大量的文书，据此撰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199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除结合新文献研究相关史事外，还考察了太平天国文献形成、湮没、搜辑、汇编出版的历史，探讨了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订正了关于文献史料的一些误解或讹传，并重点研究“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认为太平天国于1853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列入“书目”、钤有“旨准”印的书才准传播阅读，否则就要问罪，但该制度后来出现松懈和变例，1861年废弃。在谈到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印书时，作者指出了其独特性，认为“以版本、校勘而论，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不是要发现‘善本’以校订真伪错讹，而是要发掘各种版本，比较、推究其异同，藉以发明史事”；太平天国印书常出版修订本，这些修改隐含着政策、思想的变化，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异本越多，价值越大”。此说实为过人之见。在《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造反者文书”部分，王庆成对所辑录的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以《洪仁玕亲书供词》为例，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业已转录，题名《洪仁玕自述》，但其中的错、讹、衍字多达50余处。王庆成一一予以订正，并考证出这篇供词写于南昌，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二十九日。王氏编注《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共编辑影印为前人影印集所无的8种印书、4种文书，每种文献之首均有题注，对其形制、收藏地及史料价值加以说明。上述研究既提高了史料本身的利用价值，同时又拓宽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祁龙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辨伪、校注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著《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等内容外，还重点进行史料辨伪。例如，关于清人笔记《燐血丛钞》的真伪，学术界争议较大。作者将该书节录的所谓“贼人（指太平军，引者按）著述”与真实可靠的文献相对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系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此为近人伪作。这一结论得到罗尔纲等学者的赞同。又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作者根据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其中的后14件乃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祁氏从事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2.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开始，史学界围绕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封建政权说。这是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沈嘉荣认为，单纯的农民运动不能变更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整个地主阶级，因此在推翻旧朝后，建立起来的只能依然是封建王朝。孙祚民指出，政体、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而以后者为主，“由于太平天国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普遍实行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政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段本洛也认为，“封建生产关系仍牢固存在，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

二是农民革命政权说。这是一种传统观点。孙克复、关捷认为，政权就是统治之权，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农民出于反抗的需要，可以建立短期的、不巩固的劳动者专政；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革命实践，说明其政权是一个与清王朝封建政权对峙十多年的农民革命政权。董蔡时则从太平天国摧毁清朝地方政权系统、肩负起反侵略任务、农民群众基本上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在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五个方面，论证其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

三是农民政权封建化说。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王天奖认为，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等人的反封建斗争仍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确定便是这个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后期则基本完成这个历史转化。苏双碧也持此说，后又补充指出：“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这个政权在某一阶段更多的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称之为农民政权，它只区分于地主政权。”与之相近的还有两重性政权说。李锦全认为，农民和地主是封建社会中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和封建性、平均平等和封建特权交错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政权便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政权。孙祚民不赞同此说，认为“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权，只能代表与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同时代表与维护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

与这场讨论同时进行、主题相近的还有关于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的争论。有论者强调农民起义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只能叫农民运动。牟安世回应说，从普遍和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说，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就此而论，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革命。他指出，以能否变更生产方式来定义革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政权问题和根本方法——使用暴力、武装斗争的方法，而生产方式的更替也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本身。

上述讨论在持续几年后渐告沉寂，辩驳各方未能取得共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争论双方大多拘泥于概念之争，而实证性研究未能跟进，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自身由哪些人构成，他们的思想、态度、政策、行为等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深入，导致这场争论几近于“树在庙前还是庙在树后”之争，对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讨论那么明显。

学者们还就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积极探讨，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便是一例。罗尔纲持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说，这也是迄今社会上普遍采用的一种说法。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洪仁玕自述》“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等句，另一为《天父诗》第349首：“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据此断言金田起义日与天王生日在同一天，即十二月初十。荣孟源、茅家琦等人则据《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句，持庚戌年十月初一（1850年11月4日）说。罗尔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团营”与“起义”是两回事，强调金田起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各地会众奉命起义，各地实行团营，接着赶至金田团营，随后从平南迎接洪秀全回金田，于十二月初十恭祝万寿，宣布起义。

王庆成指出，迄今为止，在太平天国官书中没有发现关于起义具体时间的明确记载，天历六节中既没有金田起义节，也没有天王圣诞节，说明太平天国可能没有宣布过正式起义的日期。他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姜涛根据《天兄圣旨》中关于洪秀全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穿起黄袍”的记载，否定了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的旧说，认为洪在公开揭帜前已在平山秘密登极称王，进而认为广义的金田起义，指庚戌年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仗义起兵勤王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日期，则是同年十月初一。

3. 人物研究

与前期相比，人物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摒弃了以人划线的简单化研究方式，并在对太平天国核心人物的具体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王庆成刊文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进行重新评价。作者通过辨析反映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各种资料，结合对其具体行迹的考察，认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经历了从追求功名、以道德说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发展过程，1843年皈依上帝是其思想异端的开始，但不是反清革命的标志；直到1847年以后，他才正式确立反清革命立场；强调“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产生于宗教教义。《劝世良言》只把洪秀全变成福音宣传者，而阶级斗争才把洪秀全推向创建新国家的政治革命”。作者还指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均为宗教宣传品，根本不含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述观点引起较大反响，并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崔之清、胡臣友合著《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是最为详细的一部洪秀全研究专著。

苏双碧在人物研究方面著述最丰，撰有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洪秀全等多种人物评传，论点较为平实。例如，关于石达开安庆改制问题，苏氏指出，石达开抛弃空想的《天朝田亩制度》，改行“按亩输钱米”政策，使太平天国很快克服了建国初期的财政和供给困难；认为安庆改制“不是倒退，更不是复辟，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措施”。

作为太平天国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洪仁玕研究向为学界所重视，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严重不足，致使研究难以深入。夏春涛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1999年初版，2007年再版，利用新近公布的洪仁玕多篇供词，并从30余种西人著述中发掘资料，对洪仁玕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包括他与洪秀全之间思想的异同，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作者认为，《资政新篇》中的新颖思想主要源于洪仁玕流亡期间睁眼看世界的特殊经历，这也正是书名中“新”字的寓意所在。洪秀全之所以对《资政新篇》的内容基本持赞同态度，主要是洪仁玕“以广圣闻，以备圣裁”的结果。后期在探索西学方面，是洪仁开影响洪秀全，而不是洪秀全影响洪仁玕。作者还指出，洪仁玕的投效给太平天国后期较为沉闷的政局带来了生气，同时也给这场旧式农民运动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意识，但仅是昙花一现；受环境影响，忠君意识、“攘夷”使命逐渐成为洪仁玕思想的主流。

除太平天国首要人物外，次要人物乃至普通民众研究也较以往受到更多关注。例如，陈宝辉、尹福庭、庄建平著《太平天国诸王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共记述33位王一级人物的生平，是迄今评述太平天国人物最多的一本专著。又如，在《太平天国史》这部巨著中，罗尔纲共给172人立传，其中包括柴大妹、蒋老水手等普通人物。

以往人物研究中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也得到澄清，有关洪宣娇的考证便是一例。世传洪宣娇是洪秀全的胞妹，有论者据此认为洪宣娇嫁给萧朝贵是一种政治联姻，是洪秀全牵制杨秀清的一种手段。钟文典根据民间口碑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考订，最早否定此说，断言洪宣娇并非洪秀全的胞妹，也不是太平军女军的大首领，实为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的农家女子杨宣娇。罗尔纲根据新近公布的《天兄圣旨》作进一步考证，得出同样的结论。

目前的人物研究虽已相当深入，但几乎每一位重要人物的生平行迹至今仍有不甚明了之处。对人物的具体评价也颇多分歧，褒贬不一。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些焦点问题上，诸如洪秀全的思想特征及其后期的功过，杨秀清、韦昌辉与天京内讧，石达开离京出走和大渡河被俘真相，洪仁玕与《资政新篇》，李秀成与其被俘后的“自述”，领导层内部的腐败问题，等等。

人物研究的视野仍有待拓宽。例如，《天父诗》中的绝大部分是洪秀全专为后妃撰写的宗教伦理诗，其内容大多涉及宫廷中的人和事。20世纪50年代，吴良祚利用《天父诗》，从天王后妃的称号和内廷女职、天王的家教和私生活、严峻的家法三个方面，对洪秀全的宫廷生活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可惜，此后未见有人推出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

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有待加强。以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关系为例，二人分别拥有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权力，是太平天国早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据《天兄圣旨》《天情道理书》分析，天兄下凡的风头一开始明显压过天父下凡，在庚戌年四月酝酿起义的紧要时刻，杨秀清口哑耳聋，一度脱离权力中心，以至于有人“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但在同年十月初一金田团营之际，杨忽又“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天兄下凡的影响和作用从此急剧下跌，其下凡频率也骤然减少，次年仅下凡过一次，形同虚设。后来，萧朝贵奉命率偏师攻打长沙，不幸阵亡，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存的局面遂告终结。当初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行时，杨、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协调，尤其是在两人意见不一的情况下？两人是否有过权力摩擦？萧的阵亡是否与此有关？此类问题值得探究。发现并努力解答新问题，要比在陈旧课题里兜圈子有意义得多。刘晨《萧朝贵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一书20万言，努力发掘资料进行考释，在研究上有所深化和推进。

4. 政治研究

钟文典著《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迄今研究太平天国开国史最为翔实和全面的一部专著。该书首先分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接着依次考察了洪秀全等人从秘密酝酿、金田团营、正式揭帜、永安建政直至进军长江、定鼎金陵的全过程。其中，“封王建政在永安”一章系作者在旧著《太平军在永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详细探讨了太平军攻克永安的经过，以及驻留该城195天期间安抚民众、设防与攻守、肃奸防谍、封王建政的具体措施，写得很有深度。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建政，休整军伍，为把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通过在永安的上述举措，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与领导统属关系基本定型，各项制度基本确立，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说明太平天国的确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王庆成根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中的记载，订正了洪仁玕述、韩山文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若干讹误之处，并对一些曲折隐晦的史实进行考析。例如，他经过考订指出，“拜上帝会”在冯云山被捕后出现纠纷和分裂，主要不是由于外部打击而是由内部紊乱所引起的。当时，在会内搞神灵附体传言的不只是杨秀清、萧朝贵，而是还有别人，各自发号施令。杨、萧互相联合，战胜了“拜上帝会”内的其他人或其他派别；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确立，减低了冯云山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削弱了洪秀全的发言权，但“这对于原来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拜上帝会’逐渐政治化到最后发动起义，却起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太平天国政体是“君主专制”的传统观点，罗尔纲提出新见解。他援引《天朝田亩制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等史料加以论证，认为太平天国政体“军师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既包含有农民民主的内容，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旧体制；既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具有独特的性质。他指出，该政体是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近世天地会组织的启发；在太平天国前期行使这种政体，发扬了农民民主，取得了革命飞跃发展，国势兴隆昌盛，“到天京事变后，军师负责制遭破坏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人心离散的严重后果，卒至覆亡”。梁义群的观点与此稍异，认为军师制早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的过程中就已初步确立，最早提出设置军师的正是天王洪秀全；随着军师杨秀清的权力极度膨胀，天王与军师共治的君主制的特殊政体遭到破坏，导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迅速向君主专制政体下滑，而君主专制体制与太平天国最初所提出的革命宗旨背道而驰，遂使太平天国革命最终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关于洪秀全后期改国号等举动，王国平分析认为，天王改政旨在强化君权，使太平天国家天下的皇权主义色彩更为浓重，反而加深了内部裂痕，实在是不足取的。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的研究同样也有长足进展，其中以捻军研究最为深入。江地撰有《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捻军史研究与调查》（齐鲁书社，1986）两本文集，前书纵向探讨了捻军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后书横向论述了捻军性质、分期以及史迹调查、资料搜集等问题。在数种捻军研究专著中，以郭豫明的《捻军史》最为厚实，计50余万言，内容系统全面，资料翔实。作者通过详细辨析，认为捻军斗争的性质属农民起义，而不是所谓地方割据势力对抗清朝中央政权的反抗运动。张珊《捻军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徐松荣《捻军史稿》（黄山书社，1996）也是两部有影响的论著。

方诗铭归纳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两大历史特点：一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投身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航运水手、其他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工商业主；二是以城市武装斗争为主，起义军在上海县城坚持战斗了17个月。在2003年11月南翔召开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小刀会起义与移民的关系、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等问题较受关注，反映了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的深化。关于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朱从兵认为，小刀会希望加入太平天国，但又无法倾全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的表现既是积极的，又是有波动性的；太平天国愿意接受小刀会，但也无法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表现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

骆宝善在广东天地会研究上颇有心得，统纂《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全3册）。关于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的情形，他撰文指出，英、法、美等国武装力量协同清广东当局，破坏了天地会起义军攻取广州的战略部署，从而扼杀了这场起义在广东的胜利进展，“第一次公开扮演了同清朝统治当局联合绞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可耻角色”。

罗尔纲对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重新评价，认为所谓“大理回教国”系出自外国侵略者的捏造，所谓“大理使臣”乃刘道衡的骗局，刘在伦敦向英国送交一份杜文秀向英王称臣的表文，完全与杜文秀无关。在《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中，王庆成据原件照片辑录了刘道衡在伦敦呈递的“杜文秀表”等四件文书，并加以考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杜文秀表”不可能出于刘道衡私造，刘出使英国的活动不能看作刘个人的行为。

5. 太平天国对立面研究

对于真切了解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和太平天国兴亡的外在原因而言，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在早期研究中，相关论著为数甚少，且大多流于口诛笔伐式的揭露或声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该课题越来越受重视，陆续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问世。

贾熟村著《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是一部系统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的力作。作者将地主阶级分成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两大类加以探讨。前者按军事势力，分作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临淮军、胜保、僧格林沁五大军事集团；按政治势力，又分为权贵派、经世派、洋务派三大政治集团。后者则分成拥清派、骑墙派、媚外派、经世派、洋务派。作者逐一考察了其各种代表人物和重要成员的表现，并专门考察了经世派中的曾国藩集团，共涉及千余人之多，然后据此加以归纳总结，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最终摇而不坠的原因作了深入剖析。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封建家族的顽固性、反动性所导致；在农民战争冲击下，地主阶级迅速进行新陈代谢，“但分化到农民起义军一边者甚少，起而反抗农民起义者甚多”，各派势力大联手，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对策，诸如军事上组建湘军和淮军，经济上推行厘金制度以充实军需，政治上不断调节其内部矛盾，并设法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抗，同时，充分利用太平天国自身的弱点，并调整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促成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从而使自己由弱变强，反败为胜，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实现了所谓“同治中兴”。

作为该课题的核心内容，湘军研究日渐深入，除散见于各报纸杂志的诸多文章外，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为龙盛运撰写的《湘军史稿》。该书从政治史角度，详细考察了湘军从创建、发展、鼎盛到基本解体的全过程，包括湘军出笼与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外部影响，两湖后方基地的经营，曾国藩等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满族贵族关系的调整，以及湘军营制与兵种的演变，饷银的开辟，将帅与幕僚，等等；另兼论湘军战史，从而在内容上超越了以往单纯研究湘军兵制或战史的论著。书中的一些论点也颇有见地。在谈到湘、淮两大集团对后世的影响时，作者分析指出，曾国藩等人虽然保护了清王朝，但兵为将有和满汉地主平分政权的格局又给它带来隐患，高度集中的中央大权开始旁落于军政大吏，这一现象不单见于清末，到民国时更是恶性发展，形成中央政府几同虚设、地方由军阀割据的局面；鉴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政治格局与湘军集团十分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统治者自然会从前者成功的经验中吸取教益，“正因为如此，湘军集团，特别是曾国藩，才长期被统治者吹捧，甚至被圣贤化”。

董蔡时则从人际关系角度，侧重探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研究太平天国政治对手方面独树一帜。以曾国藩、胡林翼的关系为例，董氏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53年至1856年胡参加湘军依附曾的时期，1856年至1860年曾依靠胡维护、发展湘军的时期，1860年两人互相配合攻陷安庆的时期，认为“在湘军的发展史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曾、胡起着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作用，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池子华撰《晚清枭雄苗沛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对苗氏进行全方位研究，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

朱东安撰《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从曾氏幕府的组织结构入手，考察了其设置、职能、办理成效及其主要成员的活动，包括它的发展过程与胀缩规律，幕中的主客关系和相互影响，并从中国幕府史角度，探讨了其历史成因、地位以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将曾氏幕府研究推向了深入。作者指出，曾氏幕僚中以从政人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他们遍布各个领域，一时形成“名宦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致使晚清的满汉政治格局、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烙印，影响到整个政局。作者另著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将曾国藩集团视为一个整体，探讨清咸同年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

淮军研究方面，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是国内最早问世的一部淮军研究专著。翁飞是李鸿章和淮军研究的重要学者，新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共2800余万字）执行编委。曾、胡、左、李的传记续有多种面世，包括董蔡时与王国平合著《胡林翼评传》（团结出版社，1990）、陶海洋《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书还涉及太平天国败亡后的史事。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于2002年正式启动。《通纪》（通史）部分被视为新修清史的总纲和主线，计9卷。第六卷由夏春涛承担，主要写咸丰朝史事，2012年完稿，近40万字。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对峙14年，构成咸丰朝历史的一条主线，但如果太突出太平天国，势必会冲淡清史的主题。作者以清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作为叙述主线，把太平天国等重大政治事件放在清史框架内来写，有别于过去以太平天国为叙述主体的史籍。

围绕曾国藩等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是非功过，至今仍存有较大分歧和争议。在2006年12月湖南双峰举行的曾国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在研究方法上要跳出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二元对立，超越简单的功过对比这个层面，侧重研究其成败背后的原因及其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上述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和认识。

6. 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研究

军事是一个传统课题，陆续有多种专著问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全5册）考订和叙述甚详，优于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不足之处是单纯研究战争史，且理论分析较略。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共分“战争”和“军事”两编，上编简要叙述影响乃至制约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下编探析太平军的领导体制与军队编制，以及军纪、训练、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阵法与战法、战略、军事思想等，涵盖面较广。作者认为：“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可谓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看，仍显得有些机械、呆板，缺少灵活应变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

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在定都之初相继发起的重大战略行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朱哲芳《太平天国西征史》（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分别就这两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包括战略、战术之得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关于太平军北伐失败的具体原因，学界通常认为，由于定都天京，太平军便不倾全力或以主力北伐，导致北伐军孤军深入，最终全军覆没。张守常分析指出，导致北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建都天京和孤军深入，而是在于天京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首先表现为指示北伐军快速前进，直取北京，忽略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己力量和政权建设；其次是命令北伐军在攻取北京之前“先到天津扎住”，结果北伐军屯扎独流、静海三个多月等待援兵，自动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成为太平军北伐从胜利推进到终归于失败的转折点。这一论断较有说服力。作为该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李惠民《太平天国北方战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一书视角新，论及北伐过程中的军民关系、具体战术、战场通信等问题。

崔之清主编四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计4卷216万字，是一部权威性专著。该书围绕战争这一军事史的核心内容，将太平天国十余年兴衰史划分为太平军兴、战略发展、战略相持和天国覆亡四个阶段，宏观研究（战争历程）与微观研究（具体的战役、战斗）相统一，从而更为翔实、清晰地描摹出这场跌宕起伏的农民战争的全貌。与以往同类论著相比，该书在发掘、运用清宫档案（以军机处录副奏折为主）上用力甚勤，对战事细节考订甚详，从历史学和军事学的跨学科视角检讨交战双方的利弊得失，重视对战争动态层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交战双方军事思想、战略指挥和战术运用的研究。作者认为，“就战略指挥水平而论，洪、杨等比同时代的曾国藩，或古代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相当逊色”。与一味丑化或美化太平天国的简单研究模式相比，该书在肯定这场农民战争正义性的同时，又对其消极面进行剖析，分析了权力争斗、上下离心、事权不一等现象对太平天国战争全局的负面影响。

沈渭滨经过考订，对较为流行的太平军水营岳州成立说提出质疑，认为武汉成立说较为合理。王建华考察了太平军二破清江南大营一役，认为导致江南大营溃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欠饷问题；李秀成“围魏救赵”计略之所以奏效，与何桂清出于与曾国藩争夺浙江地盘的考虑，有意阻滞江南大营援浙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关系。张铁宝首次考订出天京重要堡垒地保城的确切地点和范围。

外交是早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关论著主要局限于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帝斗争。这一情形在新时期有很大改观。茅家琦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成就，所著《太平天国与列强》是其旧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增补本，写得颇具功力。该书在利用、参酌大量西文资料和论著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与西方朝野交往、接触的历史，以及太平军后期与外国侵略军交战的经过，并探讨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经济往来，英、法、美等列强“中立”政策的实质及其演变，分析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得失。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两个论点：一是认为当时英国侵华的主旨是扩大通商利益，包括鸦片贸易和正常商品的贸易，而俄国侵华的主旨则是侵占我国领土；二是认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错误在于未能利用清王朝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阻止两者互相勾结反对自己。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办理外交的这个错误集中体现在处理进攻上海问题上。

关于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王庆成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宗教、伦理思想有关，有着特别的含义。他指出，太平天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无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从宗教上的“天下一家”理论出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国家持友善态度，引对方为打击清政府的同道，另一方面，又与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相混合，奉洪秀全为“万国真主”，从而难以为西方各国所理解和接受。他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在国际观念上没有缺陷，也不会改变列强既定的外交投机政策，而“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和“我争中国欲想全图”的强烈使命感，最终引导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此外，关于太平天国的对外军火贸易和太平军中的外国雇佣军问题，也均有专文进行探讨。

经济研究续有进展，其扛鼎之作为郭毅生著《太平天国经济史》。该书系作者据旧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修订扩充而成，分别探析了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洪秀全的经济思想，《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性质，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施，后期两种并行的土地政策，“着佃交粮”制问题，田赋与税收政策，商业政策与货币。对于一些较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均有辨析。例如，关于“着佃交粮”制，作者分析指出，该政策在前期就已付诸实施，后期则在苏、浙两省的许多县镇广为推行，“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是它区别于历代封建政权土地政策的重要特色”；鉴于佃户纳粮后不再向地主交租，加之通过领取“田凭”获得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变相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该政策“是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破坏”。

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摒弃了视太平天国反孔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先声的说法，在认识上渐趋一致，认为洪秀全反孔主要是出于独尊上帝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其反封建斗争的深化。王庆成分析指出，太平天国起初并没有否定和打倒孔子，相反对孔子和儒学还相当尊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转而否定儒学、排斥古人，进行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这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试图造成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前无古人的局面。在遭到杨秀清反对后，洪秀全被迫下令停止焚禁古书，规定四书五经待删改后仍准阅读。杨死后，洪禁绝儒学的态度虽小有松动，但基本上仍坚持到底，导致太平天国难以吸引知识分子，人才匮乏，成为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有学者据曾国藩致刘蓉函中“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四书，当以奉诒”等语，断言太平天国出版过删改本“四书”。王庆成根据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收藏的刘蓉契据残片，考订出“睹”应作“赌”，“所赌四书”指曾、刘二人为分析时局而互相打赌押注的四种书，与太平天国曾否出版“四书”毫不相关，认为太平天国从未出版过四书五经。

胡思庸发表数篇重要论文，论及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佛教的关系。他分析说，佛教与儒家互相结合、长期统治，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所以洪秀全在世界观上，在思想资料的借取上，都存在着来自佛教的因素。

张铁宝、袁蓉、毛晓玲撰《太平天国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年出版，11万言，涉及内容较广。

7. 典章制度研究

太平天国有一整套较为系统周密的典章制度。相关研究在新时期取得较大突破。郦纯撰《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9年修订本），探讨了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官制军制、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城市组织等，是较早一部比较系统的典章制度研究专著，但缺漏尚多，尤其是在头绪繁杂的官制研究方面。盛巽昌撰《太平天国职官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对太平天国官爵制度进行全方位考察，考析了该制度的渊源、嬗变及影响，梳理了其职官、爵官、散官和勋官的头绪，并附有若干官爵表，考订详细，用力甚勤。华国梁通过考析陈玉成封官受爵的经历，探讨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变化规律，认为前期级别简明、升陟有制，后期级别繁多、迁调无定；另考证出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等级共划分为5等24级，认为官员等级的增加与官员的冗滥互为恶性循环，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办事效率低下。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同时又是盛行的习俗。吴良祚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造诣，所著《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综合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产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探讨了其避讳的分类、方法及其具体实施情形，论述了避讳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版本校勘、训诂翻译、辨伪考信等方面的作用；末章附有避讳禁用字160多个，使该书同时又兼有工具书性质。作者认为，该制度承袭了我国历代的避讳制度，但又体现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一些特点，“它的浓厚的封建性与落后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时又透露了太平天国进步文化政策的微弱折光”。史式撰《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探讨了太平天国词语的来源及其衍生、发展的过程，太平天国推行专用词语的目的、方式和实际效果，并附有词条2000余。

朱从兵、崔德田合著《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考察了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的发展过程，办文机构和人员，行文关系和公文格式，公文承办与运转机制，文体与用语特点等。2010年，朱从兵《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一书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特点是强化问题意识、重视个案研究，包括对太平天国丞相制度从最初形成到最后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了很好梳理。

太平天国政权不稳，且洪秀全后期立政无章，加之相关史料零碎分散，故太平天国地理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一书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全貌，以政权建设相对完备的江南、安徽、湖北、江西、天浦、苏福、浙江七省和京城天京为主，详细考察了郡县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国新建省郡县和避讳改名情况、攻占退出时间，各郡县守土官、驻防官等，图、文、表并茂。罗尔纲先生赞誉该书“既是一部崭新的专著，同时又是一部工具书”。

周新国《太平天国刑法研究》、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合订本），199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著是国内该课题研究的首部专著，从历史学和法学两个角度，依次考察了太平天国刑法的历史演变，刑律、刑罚和审判制度的来源及其内容，并就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刑法思想、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刑法，作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刑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习惯法到刑法的发展过程，对支持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的斗争，维护其内部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等，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天历”是太平天国自创的历法，谢兴尧、郭廷以、董作宾、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学者曾对之有所研究。吴著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史实与历理并重，对天历的历理、创制与颁行问题，天历的特点和天历六节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否定了天历“是历史上空前进步的历书”一说，认为太平天国颁布天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意在通过重定“正朔”来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但由于漠视天象，片面追求“平匀圆满”，忌讳“亏缺”，天历编制得十分粗疏，不合农时，在科技方面并无可取之处。

郭存孝探析了太平天国官印的颁发时间与规程，它的种类、功能和特色；考察了太平天国音乐活动的适用场合、乐器种类、音乐主管人员和机构等问题。作者另著有《太平天国博物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专论太平天国的遗址、遗迹、遗物和遗风，按全国发布和收藏情况逐一叙述，其中也涉及不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张铁宝研究太平天国绘画方面的定制，认为其绘画以吉祥鸟兽、山水风景和花草图案为主要内容，这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规定有关。

马定祥、马传德合著《太平天国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详细论述太平天国钱币的铸期、铸地、流通、折值、版式、特征、多寡以及鉴定真伪的方法，并将“天地会钱币”列为附录。

与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相比，上述研究或填补空白，或将同类研究推向了深入。

8. 宗教和区域史、社会史研究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因此，研究太平天国不能撇开宗教。但宗教通常被视为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使得在一味正面讴歌太平天国的年代里，学者们讳言宗教，宗教因而成为研究工作中一个无形的禁区。20世纪70年代末起，该课题引起王庆成、吴良祚、程歗等学者的重视。其中，王庆成对其教义等作了若干开拓性研究，且视角独特，通过研究宗教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其研究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该书涉及太平天国研究中留有空白或尚未完善的问题，写作风格鲜明，有创见、有思想性。罗尔纲先生在序言中称赞作者“心细思精”“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罗老还说，“他细微的功夫，不下我国古代的经师”“使他超越了前人”云云。王庆成在该书出版时删除了这些话。

夏春涛在王庆成指导下撰写出学位论文《太平天国宗教》，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作者推出《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篇幅增加约20万字，在结构上有较大调整，内容有所充实和扩展。该书较详细地考察了上帝教的创建过程、教义内容、宗教经典与宗教仪式，在太平军内部和民间的传播情形，与中国民间宗教和儒家孔学特别是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另论及宗教理念对太平天国内外政策（国际观念、反孔政策、妇女政策等）的影响，并从宗教视角剖析了太平天国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以及内部倾轧、吏治流弊等现象，以探讨宗教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沿用“拜上帝会”这一名称，至于该宗教组织是否存在、该名称是自称还是他称，则向有争议。夏春涛基于考证，认为该组织是存在的，其确切名称是“上帝会”，“拜上帝会”一说属以讹传讹。

区域史研究方面的著述首推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一书。该书利用翔实资料，较系统地考察了太平天国营建苏福省的军政、经济举措，苏州士绅在中外反动势力合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太平军苏州保卫战的经过及其失败原因，并分析了苏福省的得失与太平天国存亡之间的关系，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作者认为，苏福省的开辟迅速扭转了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使兵力得到补充，尽管后来随着安庆保卫战的失败，安徽根据地全部沦陷，但太平天国仍能倚仗苏福省根据地支撑残局，进而开辟了浙江省根据地；正是凭恃苏浙根据地，太平军才能将抗击内外敌人的革命战争又坚持了四年之久。此外，王天奖对河南、徐川一对安徽、杜德风对江西、王兴福对浙江的研究，均各有建树。

李文海、刘仰东著《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从宗教活动、服饰装束、婚丧礼仪、过年度岁、家庭结构、巾帼风貌、戒赌始末、烟娼之禁、文化心态九个方面，考察了太平天国境内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的拓荒之作，给人以清新之感，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邢凤麟等探讨了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关于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灾荒等问题，均陆续有专文面世。

以上论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研究课题的拓展。

9. 一批大型通史类专著和工具书的问世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两部大型太平天国通史类专著相继问世。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繁体字竖排，计88卷154万言，分订4册。该书在著书体例上有重大创新，共综合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例，以“叙论”概括全书，克服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弊病；“纪年”按纲目记大事；“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举凡会党起义和各族人民起义，太平天国的王侯百官、各类人物等，均列表以详；“志”记典章制度，包括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宗教、政体、官制、军队编制、刑律、礼制、历法、科举制度、地理、交通、医疗卫生、建筑、艺术、典籍等；“传”记人物，取消了封建色彩较浓的“本纪”在史书体裁上破旧立新，这是罗老的一大贡献。全书内容广博，考订缜密。作为当代太平天国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代宗师，罗老以84岁高龄，于1985年撰成这一巨著，融会了他潜心治学50多年的成就，同时也是当代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面世后广受好评，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被学术界誉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同年，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全3册）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篇22章，135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章节体太平天国史专著。该书是受国家教委委托集体撰写的一部太平天国史教材，作者以崔之清等江苏省学者为主。导言部分概述了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遗迹遗址的情况，并详列研究论著、史料作为“附录”，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正文论述了太平天国从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官制军制、事件、人物评价、民族问题等，富有新意。例如，该书就太平天国的败亡分析说，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镇压，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落，具体表现为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严重的分裂和内耗，自我孤立的政略和政策，宗教功能的转化，而“这些失误虽然可以简单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并不是农民领袖们的必然共性”。

同在90年代，钟文典主编《太平天国史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计收入不同主题的专著13种，多为总结性成果。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10万字。该书为太平天国史专业辞典，共收4000余词条，分总叙、词语、人物、军事与战争、地理、经济以及文物、史料、著作七大类编排，并附表20种，是一部权威性工具书。不过，该书“史料”“著作”类仅收已译的外文史料和专著，未将重要的外人原始著述和研究专著一并收录在内，内容上稍欠完备。个别词条也有讹误之处，例如，王重民辑《太平天国官书十种》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被简又文、叶恭绰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次年正式出版，而该书将其出版时间误作“1937年”。

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1989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一部以战争为主线的专史地图集，由地图104幅，文物、遗址与景观图片132帧，图说10万字和大事记四部分组成；后者系前书的姊妹篇，共收相关考释文字40万言。两书考订精审，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聂伯纯、韩品峥编著《太平天国天京图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计收天京城内和郊区地图18幅，文字说明12万字，图文并茂，对太平天国都城的兴废沿革考释甚详。

姜秉正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出版，共收5000多条目，内容包括1853年至1981年间海内外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资料和专著、论文等，分全史、人物评传、文物、史料、学术思想和书志学五大类编排，内容较张秀民、王会庵合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更为完备，但在史籍的版本源流和外文书目的翻译上有失察之处。该书的下限为1981年，因此，编排近30多年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的工作仍有待继续下去。

以上分别从九个方面扼要论述了新时期以来太平天国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限于篇幅和个人学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综上所述，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终于步入其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果最丰、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分支。

对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展望

太平天国研究在繁盛兴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趋于冷落，1987年《太平天国学刊》《太平天国史译丛》因经费问题被迫停刊便是其标志之一。此后，尽管有一大批总结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但仍然无法挽住这一颓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相关学术活动渐归沉寂。太平天国研究曾经兴盛一时，现今国内近代史学科80岁以上的著名学者几乎无人没有涉猎过这一领域，内有不少人正是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而眼下仍然专治太平天国史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随着罗尔纲、董蔡时、张守常、钟文典、祁龙威等学者相继谢世，研究队伍已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研究成果的数量也随之急剧萎缩。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曾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平天国研究甚至一度被圈内学者冠名为“太学”，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如今则异常寥落，堪称门可罗雀。

在持续近一个世纪后，太平天国研究从最初的一哄而上转为目前的门庭冷落，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研究难度的加大和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是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仅就国内而言，太平天国研究起步早，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断言该研究已接近终结。正因为太平天国是块已被许多人耕耘过的熟地，所以，研究者惟有“精耕细作”才能有较为理想的收获。尤其对后来者而言，这意味着首先必须阅读、消化数千万字的史料和既有研究论著，这不免让人有点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化历程、社会史等热门专题研究的兴起，原先主攻太平天国的学者纷纷转移研究方向，从而加剧了研究队伍的萎缩。

太平天国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20年来，哲学、文学等专业的一些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动辄全盘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偏袒、溢美之言反弹过分的倾向。2000年，长篇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重新引起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关注。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时值社会上揭批“法轮功”，结果该剧正面描写太平天国的情节并未引起多大共鸣，而剧中涉及宗教和太平天国内部倾轧之类的内容却引发不恰当的联想。一时间，指斥太平天国宗教或太平天国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有学者就此评析说：古今“邪教”一词都是政治概念；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明显破绽，论者片面罗列一些史实，以杂说、戏说的方式随意评点历史，旨在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相去甚远，是一种不健康的学风，不但丝毫无助于推动学术进步，而且还会混淆视听。李文海撰文肯定了这种意见。

那么，太平天国研究是否真的已到尽头？在专业研究日趋寥落、社会上全盘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将此项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呢？

对历史的探索是一个很难穷尽的过程，研究越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就越发丰富和深化。太平天国这一园地虽然是块熟地，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没有继续耕耘的余地。审视太平天国史学史不难看出，以往穷尽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具体地讲，即便是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至今仍有不少史实还没有搞清楚，几乎每一个课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乃至空白之处；在对不少具体问题的评价上也是众说纷纭，迄未取得共识。就此而论，几乎所有课题都存有继续深入的余地，都值得重新研究、重新认识。进一步说，20世纪90年代集中推出一批总结性研究成果，距今已有20年左右时间，是一个不短的周期。推出太平天国通史、各种专题史的新著，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若想将研究继续推向前进，首先要树立科学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不是推倒重来，不是片面追求立论上的标新立异，而是要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料、史实出发，进行严谨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毋庸讳言，以往一些论著或多或少带有为尊者讳的情结，带有以概念替代或冲淡具体研究的倾向，导致有些认识流于表面化。这给后来者继续研究留下了空间，但不能矫枉过正。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太平天国，这本身谈不上是学术研究，相反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作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想改造中国社会，却又无法超越君主专制制度，这里面含有太多值得后人思索的东西。其中的是非功过，不是一味肯定或否定所能够涵括和揭示的。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反思这段历史的。因此，神化太平天国也好，丑化太平天国也罢，都不是一种科学、严肃的态度，都会使研究工作流于简单化，从而制约研究的深入。

其次，要在扩展研究视野上下功夫。举例来说，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仍存有相当大的空间，有不少课题值得花大力气进行深入探讨。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就此提出具体构想，主张将太平天国各类人物（从领导层、将领到士兵、基层行政人员等）分别作为太平天国本身的构成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或选择太平天国境内的某个县或乡镇，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官民关系、生活、社会风习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是否有所变化，与清统治区是否有所异同。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从而深化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再如，可以将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研究主体，研究咸丰年间吏治状况与各地民变蜂起的关联，官府应对民变的具体举措及其得失。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虽然堪称汗牛充栋，但就某一具体研究课题而言，却又往往显得相对不足。这是时常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问题。以有限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更需要研究者充分发挥分析思考的能动性，尽可能正确、准确地解读历史现象。当然，在史料方面仍有潜力可挖。就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而论，《钦定制度则例集编》《钦命记题记》等书至今仍未发现；发掘新的残存文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西文资料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大宝库，内有不少记载大大弥补了中文记载的不足，但国内学者挖掘、利用西文资料的情况却一直不很理想，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受到限制。倘若能够重视利用西人原始著述，包括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深化研究。茅家琦教授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20年来，海外太平天国研究同样趋于冷落，其总体趋势是将研究重心从晚清史向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顺延。以前是多点开花，如今主要局限于美国、日本。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1996年出版《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以宗教和外交为主线，探讨太平天国兴亡的轨迹，并从社会史角度对相关史事进行剖析，勾勒出一幅新颖生动的太平天国史画卷。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是史景迁的学生，2012年出版《天国之秋》一书，用全球化视野来解读这场中国内战，侧重写最后数年。其写作风格与史景迁很近似，善于捕捉历史细节、叙述生动，读来引人入胜。两书均有中译本问世。与美国学者用大视野切入历史相异，日本学者侧重从事专题研究，在发掘史料、考订史实上用力甚勤，且研究持之以恒，与中国学界联系紧密。菊池秀明《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1998）、《清代中国南部的社会变化与太平天国》（2008）、《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研究》（2013），仓田明子《中国近代条约港与基督教：洪仁玕看到的“洋”社会》（2014），都是有新意、较严谨的研究专著。

从总体上讲，目前的太平天国研究已跌入谷底，今后也绝无可能重现往日的繁盛光景。不过，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削弱或减色——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太平天国是一段无法绕开、至关重要的历史。虽然热潮已过，但真正有志于继续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应当耐得住寂寞。太平天国研究并没有走到尽头，只要在上述几个方面继续努力，新的收获或许就在眼前。

来源：《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