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下午，历史理论研究所知幾学术讲座第八期“政治史研究与中国传统核心观念的当代价值”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知幾厅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念群主讲，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华文明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巍研究员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党委书记、副所长杨艳秋研究员和来自所内外的四十余位学者出席。

　　刘巍研究员热烈欢迎杨念群教授的到来。他表示，历史理论研究所强调长时段、富有理论性和综合性的宏观研究，特别希望杨教授这样具有先锋意识的学者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启发。

　　杨念群教授感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邀请。他说，选择“政治史研究与中国传统核心观念的当代价值”这一题目，目的是希望突破既有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在与政治实践的对应关系中呈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真实内涵，推进传统观念与当代问题的对话。

　　杨念群教授作讲座

　　杨念群教授首先分析了概念史研究的路径和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当前概念史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概念在中西之间移动、变形、生成的形态和源流。问题在于，一方面，它考察的概念往往源于西方或日本，带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另一方面，它在观察中西思想观念的互动时，往往采取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将观念的内涵和变形视为可由社会科学逻辑加以把握的客观对象。实际上，传统观念不仅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拥有丰富的内涵，而且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形成了深刻的对应关系。如果仅在语义学上将之视为“概念”，难免会遮蔽中国传统观念的内在逻辑，也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复杂现象。

　　重建“概念”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恢复“思想”与“行动”的互文，是激活中国传统观念的关键。杨念群教授以“天下”、“中国”、“大一统”等观念为例，说明与夷夏之辨密切相关的“中国”和作为文化想象的“天下”都缺乏政治实践的层次，与历史事实存在错位；“大一统”则既有思想性，又是一套完整的实践过程，对理解中国历史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又通过分析“统治”与“治理”的差别，说明传统中国的“统治”是思想与仪式之“虚”，“治理”则是“统治”的延伸，是文化价值和象征系统转化成的实践和制度之“实”。只有基于“统治”的概念，才能理解“治理”。他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只以客观视角分析事实，把文化逻辑和历史想象的部分割裂出去；历史是虚实杂糅、不断演进的过程，只有充分考虑“虚”的一面，方能真正进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机理，在历史中开掘出它的“义理”来。

　　随后，杨念群教授从三个角度出发，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型与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得失进行探讨。

　　其一是“民众史观”与“英雄史观”。杨教授指出，梁启超提倡新史学是民众史观的发端，它的表象是反对帝王的历史、呼吁国民的历史，实质则是抛弃“正统观”等传统史学观念，代之以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旨在促成现代民族国家和公民意识的构建。新史学启蒙之功甚伟，但也带来了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隔阂。九十年代后，民众史观进一步演化为“眼光向下”“底层视角”的区域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上层政治受到极大忽视。他认为，一方面，这造成了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帝王及其政治的缺席，削弱了历史解释力；另一方面，“政治史”是传统史学及其思想观念的核心关怀，它的弱化也就遮蔽了看待中国历史的文化视角。

　　杨念群教授表示，民众史观的背后是“科学主义”的历史观。梁启超晚年提出文化是一种“共业”（佛教语）、重视关键人物之心性的重要性，正是对治因果律和进化主义的“客观”思维方式，回归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层逻辑和内部视角。这一转向对今天的历史学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不意味着采纳某种保守立场；但只采取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态度，必然会严重妨碍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因此，重提“政治史”和“英雄”/帝王的“眼光重新向上”，不仅是唤回与下层、社会、民众对立的上层政治，更对社会科学历史观的深度反思，要求以传统自身的逻辑看待历史，指向更加平实、合乎历史自身脉络的视角。

　　其二是“统治”与“清朝统治”。杨念群教授进一步对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如前所述，“统治”与“治理”不同，前者涉及权力的合法性，后者则是具体的技术过程。他认为，仅考察治理层面，或仅一般的注意祭祀仪式等“统治”的外部表现，都不足以理解清代统治的特殊性。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是清代面对的关键问题，满洲统治使清不能在宋明的“中国观”中定位自身，而是必须建立超越夷夏的正统性。

　　它包含下述相互关联的要点：一，理学中包含夷夏之辨，因此从雍正至乾隆，皇权对理学的尊崇不断受到修正，最终回到汉学，以期通过汉代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大一统”，解决理学区分夷夏造成的种族身份难题，使满洲统治融入华夏框架之中；二，理学将父子置于君臣之前，强调自然关系高于社会关系、道统高于治统，清帝则对五伦关系加以颠倒，将君臣等同于父子，又将祭祖与祭天合并举行，从而将儒家伦理与皇权及其代表的“天”直接联系起来，将道统纳入了皇权统治秩序；三，清帝既在表面上接续宋明的理学道统，又继承元朝关于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将实现大一统且作为异族统治的元朝视为正统的依据，证明天生圣人与地域无关，打破了儒家对正统与闰统的划分模式，使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清代获得了正统性。

　　通过整合重塑理学和汉学的思想资源，清代得以将许多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例如，按照严分夷夏的框架，易代之际忠明或降清的正当性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而一旦建立起超越具体王朝或身份的君臣大伦，便可轻易划定忠臣与贰臣，包容和消解明清、夷夏、治道的张力。在这里，清代正统性和帝王权威的建立尽管具有权力的外观，其内在逻辑却并非摧折士人（策略性的“治理”）或趋于汉化（形式上的“统治”）所能概括，也并非一种条理清晰、内容完备的理论表述，而是在一种涵盖思想观念与现实实践的整体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其三是“统治”与“治理”的边界。杨念群教授指出，“治理”一词源于希腊，其现代含义基本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福柯在分析治理术时已经注意到，面对相似的现实问题，清朝采取的应对方式与欧洲存在很大差异，可见“治理”本身并不具有普遍的客观形态。沟口雄三在对“公”“私”的研究中发现，“私”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公”立足于私人财产、权利、自由之上，由“私”集合而成；而中国的“公”“私”是道德观念，“公”是对宇宙秩序的呈现，“私”并无独立的地位，反而对“公”的背离，关注的是心性的道德状态。这表明，出于“公”、否定“私”的道德逻辑，而非基于个人或社会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才是传统中国的根本原理所在。而这一原理必然渗透进治理技术之中，与西方有巨大区别。

　　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是礼俗社会，受软性的道德文化逻辑主导，不能仅由硬性的行政管理技术加以解释。前者是“统治”的层次，关乎顶层的形象制度设计，不仅包括礼仪程序，更包括时间历法、正朔服色等沟通天人的象征阐释，蕴含着建立“正统性”的道德因素；“治理”则服从于“正统性”的制约，是它的技术延伸和辐射手段。二者是互补关系，也有主次之分。杨教授还指出，“统治”与“治理”间也存在紧张，皇权往往代表“统治”，官僚则常以“治理”视角看待问题，双方的合作对抗经常交替上演。这种紧张有其一贯之处，如帝王的道德统治与官僚的移风易俗便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尽管存在以制度设计改造人心还是以教化感动人民的分歧，但它仍运作在“统治”的范畴之内，不可混同于客观化的社会科学思维。

　　最后，杨念群教授对西方式的“地方自治”何以无法在中国基层存活的问题做了探讨。他指出，不论是认为传统中国是毫无“自治”的专制王朝，还是借“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理论，致力于在传统中国发现“地方自治”及其代表的现代性的因子，实际上都是以西方历史为参照物、移用西方概念的产物。西方的“自治”与公民权和公共空间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和王权的对抗密切相关；而传统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并无这种对抗的结构。传统中国的“自治”概念是一种帝王的治世风格，其意近于“无为”；宋儒眼中的“自治”则与道德修炼有关，社会由自觉的道德修养和礼俗的道德教化保持稳定，这种稳定又是学者的“诚意正心”自然扩充为“修齐治平”的结果。社会的“自治”基于内在的“自治”，是一种整体的道德状态，与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自我管理并无太多关系。

　　对“地方自治”的关注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近代以来，“自治”被认为是西式民主进程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现代国家必备的底层步骤，故引入了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自治观念，堪称近代中国的最大突破之一。但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的脉络中，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存在。传统中国尽管有“皇权不下县”等现象，但缺乏正式行政机构的地方社会却通过科举制、基层士绅、宗族组织等要素运作在国家的内部；即便在晚清，应对危机的思路仍是要求更多文人精英参与政府事务，加强行政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康有为、梁启超也以重建道德为改变制度的前提，依旧在传统经世的议程之中，并未将“社会”本身作为独立的对象。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方自治”之有无，而在于超越国家与社会、皇权与绅权的二元框架，综合观念与事实，理解传统思想和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在总结中，杨念群教授说，研究传统中国的观念，不应仅满足于概念自身的源流演变，而应将之置于政治实践的脉络中看待；同时，政治史研究也不可停留在客观的技术层次，而应理解传统观念在现实中展开的微妙机制。通过把握这种思想与政治的互文，才能真正激活传统观念的丰富内涵，进入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形成与当代问题的深度对话。

　　刘巍研究员对杨念群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认为杨教授反思政治史和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问题，要求回归中国历史脉络和政治史主流轨道的主张非常具有启发性。对讲座中的具体观点，他提出了下述几点思考：一是以“大一统”回应“新清史”是十分有力的；但讲“大一统”，似仍需以说明何谓“中国”为前提；同样，“正统性”的建立也很难回避“汉化”的问题。二是对“治理”与“统治”的划分很有价值，但若不将“治理”视为行政技术，传统的国家治理似乎可以涵盖“统治”的意义，故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治理传统。三是似不应过度忽视地方自治的意义，绅权是实际存在的，也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理解传统的地方自治、有没有地方自治的概念，是值得考虑的。杨念群教授表示，刘巍研究员的评议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要问题；自己的初衷是希望在“大一统”“文质”“经世”等中国内部的概念中寻找历史解释的突破，避免使用西方术语造成的偏差。例如，“地方自治”这一概念包含着国家与基层社会二元对立的预设，表现出的是在国家之外寻找社会、以权力逻辑看待双方关系的思维惯性；反对使用这一概念，并不是否认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现象或“地方自治”的意义，而是重视中国地方社会特殊形态与上层政治的关联性。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地方自治与上层政治秩序、“英雄史观”的适用性、反思西方话语和激活传统观念的限度、重建学术话语体系的哲学基础等问题，与杨念群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杨教授表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之一就是由整体的、大一统的皇权体系安排秩序，只有采取上层视角，许多问题、包括基层的问题，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但目前对国家层面、对传统政治的研究还很不够。同时，回归中国的概念，并不能简单采取批判或弘扬的态度，而是要先开掘出传统自身的脉络和逻辑，再加以分析评判，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界定传统的地位，兼收并蓄，方能真正建立起自主的知识体系。

　　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艳秋研究员为讲座做了总结发言。杨艳秋研究员表示，感谢杨念群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杨教授对概念史的反思、从历史观变动分析政治史问题、以及对“自治”问题的讨论，与历史理论所强调的长时段、跨领域、贯通古今中外的研究路径高度契合，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也凸显出突破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体系，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开放的世界胸怀构建中国本土历史解释体系的重要性、紧迫性。

　　夏春涛所长为杨念群教授颁发纪念牌

　　讲座最后，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为杨念群教授颁发了“知幾学术讲座”纪念牌，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