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2020年度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为“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做了精彩的报告，并就构建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历史理论研究的回归、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开幕式由中心副主任董欣洁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中心名誉主任于沛研究员、中心主任吴英研究员先后致辞。

　　夏春涛所长首先对各位学者在周末参会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表示，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两方面情况。一是历史理论所一年多来的建所进展情况，主要归纳为三方面：研究所框架已搭建完成，9个研究室业已组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完成改刊，获得学界好评；边建所边搞科研，包括承接中央和历史研究院的交办课题。二是他自己近来着重思考的三个问题：（一）如何开展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新时代是一个呼唤历史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时代出题、史家作答，我们要有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二）如何推进历史理论创新。我们研究古代和国外的史学理论，说到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旨在推陈出新。要把握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所带来的变化，与时俱进，及时概括提炼，努力推进理论创新。（三）如何统筹、引领全国的历史理论研究。他希望会议的召开将对各项工作有所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荣誉主任于沛研究员首先回顾了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建立过程，它是2005年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得到了当时院领导的大力支持。至今已经1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仍然是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应当着力的重点。我们所处的时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需要历史学的支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历史学和现实社会发展中都将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吴英研究员首先代表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向所有参会学者表示感谢。接着他指出，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每年都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就当年史学界最热点的论题展开研讨，今年的热点论题无疑是三大体系建设，而三大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所以今年我们选定的议题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所应遵从的原则和汲取的资源包括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但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研究还都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重发力的方向。

　　在学术报告环节，庞卓恒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新文科建设精神建设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历史学理论学科”为题指出，必须以新文科建设为抓手，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并运用新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来指导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

　　陈其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以“恢宏的中国历史激发我们理论创造的热情”为题列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并同中国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使中国史学逐步走向世界。

　　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基于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思考”为题指出，建构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从中国历史实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过程中。他同时强调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应该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成果。

　　张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以“建立中国特色史学理论需要有创新意识——从林甘泉先生史学理论研究说起”为题指出，建立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除了方向明确、回顾以往和借鉴他人外，根本还是在于中国史学自己的创新研究。林甘泉先生曾提出过历史认识的三个层次之说：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这是当代中国史家对历史认识的创新见解，值得高度重视。

　　左玉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以“历史解释学：为何与何为”为题，从阐释学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学进行解释的缘由和必然。当前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以何种话语解释历史的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离不开历史解释学的发展，但一定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历史阐释。

　　包茂红教授（北京大学）以“从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环境史研究”为题指出，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和主题都得到大幅度拓展。海洋史研究的内部创新冲动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促成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虽然是后来者，但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基于北大西洋环境史研究形成的模式和方法论，也有助于为编撰广义的世界或全球海洋环境史奠定基础。

　　刘文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回顾与思考”为题指出，中国史学界是在20世纪90年代接触到了“全球史观”，但进入21世纪之后才将全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的全球史在最初10年左右主要集中于西学译介和“全球史观”讨论。但欧美全球史研究的微观化和实证化趋势也很快影响到中国。于是最近10年来出现了基于原始资料的全球史研究，并得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至今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全球史与中国史的结合不够，尤其是与中国史研究相结合进行理论思考不够。

　　董立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以“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为题指出，史学理论对于史学实践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或作用。中国史学理论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史学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需要立足于我们的民族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原则，重视和借鉴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一些合理成分和理念。

　　姜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雅典的民主”为题，以民主概念的形成和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探讨了雅典民主的形成、发展和衰败的过程。

　　王旭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信息史学视角：历史信息模态演进催生21世纪新史学”为题指出，信息史学将信息的新认知引入历史学，开启了探讨历史和史学理论的新视角。基于新视角阐释两个相关性理论模型：其一为“历史信息模态演化模型”；其二为“历史学从‘前信息社会’向‘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变革演进的结构化模型”。前者催生后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信息时代历史的参与者和“新历史”书写及研究的主导者，应该顺史（势）而为，主动拥抱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

　　张淑一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以“出土文献研究中的“默证”问题”为题认为，出土文献研究中存在的“只要不能被证伪的就是真的”逻辑，是一种与疑古派反方向的“默证”，表现为非逻辑论证随意对应、结论先行捕风捉影、以混沌臆测替代具体分析、用局部经验包卷整体等方法错误，并造成以讹传讹、以假乱真无谓争论等次生危害。史学研究应回归“求真”的本质。

　　张旭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历史理论的回归：对当前西方史学中一种理论动向的反思”为题指出，进入21世纪来，对历史理论的探讨正在西方史学界悄然回归。他以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卫•阿米蒂奇、佐尔坦•西蒙、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等学者为例，指出当前西方历史学家开始重新考量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态势，并重新评估人类历史统一性背后的动力与机制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它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反而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动荡与不安。因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宏大叙事，藉此重建历史的整体性，并获得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杨祥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以“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的全球之旅：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为题，通过对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直译：威廉姆斯医生苍白人粉色药丸）全球之旅的分析，试图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等角度对当前相关史学研究的可能性维度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核心内容涉及全球史与比较史研究的能与不能。

　　董欣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新时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话语”为题指出，历史发展兼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但首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理论研究应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生产和交往两个核心概念，分析社会形态演化的特点和内容，分析世界基本结构和形态的变化；阐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性，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规律性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并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

　　孙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大历史的反思与进路”为题，对大历史的研究理路进行了反思，并对大历史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瞻望，主张科学家与史家的联合实现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此，需要大历史学者保持开放的心态，能够吸纳不同文明学者的方法和观点。

　　高希中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论”为题提出新时代历史理论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及现实问题的阐释力。第二，重塑和彰显历史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在解读中国和世界历史问题时，摆脱西方思想的束缚，并取得创新性认识。第三，重建学术与现实的关联，重塑和弘扬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第四，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根脉的研究。

　　岳秀坤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与建构主义：历史认识的三种路”为题指出，全球史的书写，可以区分为狭义的与广义的两种形态。狭义的全球史，是时间空间上覆盖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一种叙事，其逻辑核心是“宏大叙事”。广义的全球史，是基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这一认识，着眼于联系和比较，为历史研究重新定向。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全球转向”是19世纪后期以来四种主要的历史研究取径之一：兰克式，年鉴式，文化史，全球史。我们今天的历史学是以上四种史学取径叠加的结果。

　　廉敏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比较的视野中认识中外史学理论”为题指出，对史学理论展开比较研究，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行，史学理论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发展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内外诉求迫切需要史学理论具有比较的视野。过去，我们对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外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不仅成果不多，而且认识也无法适应史学理论新的进展。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对中外史学理论展开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及异同论证，进一步明确中外史学理论各自的优点与缺点，理性地对待中外史学理论，为历史科学“三个体系”的构建提供合理的意见与建议。

　　韩炯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以“历史学研究不能回避规律”为题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才从只能描述经验事实的知识体系上升为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发展演变因果规律的科学体系，从反映“知其然”的潜科学上升为“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科学。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发起的历史本体论革命，及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今天依然给我们以理论启示。

　　谢进东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以“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张力在现代中国史学上的印迹”为题指出，作为两种主要社会思潮，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渗透到了现代中国史学领域。科学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重视实证和求真。民族主义史学，注重通过历史来建构或认同民族国家，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和很强的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之间的张力，不仅反映在一些现代中国史家的个人著述中，也体现在不同史家之间的学术批评中。

　　潘永强博士（商务印书馆）以“以赛亚•伯林观念史的哲学之根”为题指出，以赛亚•伯林的学术之路始于哲学，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哲学观，并在他的整个学术生命中一以贯之。无论在他后来的政治哲学还是观念史研究中我们都能清晰看到它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林的哲学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伯林一生的智识品质。以往我们对伯林思想的哲学根源关注较少，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伯林思想的特质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憾。他试图通过梳理伯林哲学观的思想根源及其主旨大意以期部分弥补这一缺憾。

　　吴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应当解决的四个问题”为题指出：首先要建构适应21世纪需要的、并具有深刻说服力唯物史观解释体系；其次，在运用唯物史观于中国历史研究时，一方面要避免以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否定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倾向，另一方面要避免用唯物史观来裁剪中国历史事实的倾向；再次，应当厘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使史学史研究为史学理论的发展服务；最后，应当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使历史理论研究受到更广泛的重视。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做总结发言。左玉河研究员指出，本次研讨会聚集于“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问题，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思想交锋，为推动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接着，他总结了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的三大资源：对唯物史观做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史学优秀成果和西方优秀的史学成果吸收借鉴。最后，他表示，这次以“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为题的研讨会是推进新时代史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

　　本次工作会议是在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召开的，相信会对确定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有所助益。（吴英、宋成、杨琦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