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研究所举办 第二届“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
作者：李林泽来源：本站时间：2022-12-12字号：【大】【中】【小】【打印】
2022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历史思潮研究室在北京召开第二届“新时代历史思潮”学术研讨会。会议采用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邀请多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共同为历史思潮学科的发展建言献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宁波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大家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主题报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开幕式由历史思潮研究室负责人高希中副研究员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杨艳秋研究员致辞。杨艳秋书记首先代表历史理论所向参会的诸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她指出，当前学界对历史思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历史思潮研究室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专门从事历史思潮学术研究的机构，目前主要致力于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并陆续将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新时代历史研究中国本土化、新时代文化复兴、公众史学等内容纳入研究视野。她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历史思潮研究室应着力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进一步明确本学科的学术定位和学术特色，界定清楚历史思潮的内涵和外延，把握同其他思潮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二，加强历史思潮研究的历史视野与时代关怀，以大历史、长时段的视野关注历史，深刻把握历史思潮形成、发展、转型、衰退的整体趋势。历史思潮也是时代之潮，要以时代为关照，立时代之潮头，发历史之先声，回答时代之问。第三，关注历史思潮的理论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历史思潮的理论思考也要乘势而上。
在主题报告环节，有十八位专家学者发言。
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发表名为《“历史思潮”研究四题》的精彩报告并提出四点认识。一是，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理解“历史思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历史思潮” 作为历史学界最新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对其相关内容保有“命名权”和“阐释权”。二是，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任何历史思潮都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深深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之中。研究历史思潮就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普遍的规律性。三是，“历史思潮”是孕育、产生和发展其“时代主题”的基础。历史思潮的内容主要通过具体的时代主题表现出来的。对历史思潮的认识。既要进行“历史”的认识，也要进行“辩证”的认识。四是，“历史思潮”以及对“历史思潮”的探究，已经超出传统意义的“历史学”或“历史理论”的范畴，走出历史思潮的涵盖范围去研究历史思潮势在必然。在多层次多向度的时空中，重新审视历史思潮的内涵及实质，将推动相关研究进入更高境界。
乔治忠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前后的社会境况”为题并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一是要充分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民国时期”的学术及整个文化发展，主要矛盾仍是延续了清末以来“趋新”与“守旧”之间的对立。“趋新”与“守旧”之间的矛盾复杂化，导致近代学术的多样性。但趋新的结果不一定是接受了先进的理念，仍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予以剖析判断。二是顾颉刚虽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引领疑古考辨思潮，但尚有不足之处。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成一个疑古考辨的学术群体，定会在学术成就上超越“古史辨”运动。三是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列强的欺压，使疑古之学处于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因此疑古考辨运动虽有不可磨灭的学术成就，但最终还是成为有兴起、有高潮、有成就和有回落的诸多思潮之一。
汪高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指出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对于汉人的历史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汉人对于秦朝的历史认识，包含“承秦”“过秦”和“摒秦”三个维度。“过秦”侧重治政层面，揭示秦朝亡于暴政，是对秦朝败亡历史教训的反思。“承秦”侧重制度层面，即“汉承秦制”，肯定汉朝对于秦朝制度的继承性。但汉朝在具体制度实践中多采周制，是“过秦”思潮兴起使统治集团对秦制进行反思的结果 “摒秦”则是侧重正统观塑造，目的是要从政治与历史统绪上否定秦朝的合法性与历史地位。“摒秦”思潮的兴起，是“过秦”与“宣汉”思潮的必然结果。三个维度即各自独立，又以“过秦”为枢纽被串联在一起，反映了汉人秦史观念的复杂性。
徐良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历史学的阐释与建构受时代思潮与认知体系的左右，反过来，历史的阐释与建构又影响时代的观念、行为与认知体系。历史研究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及概念的内涵往往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每个时代的史家们都在使用各自时代的概念体系和史学范式去阐释历史，构建自己的历史陈述，满足时代的需求。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应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回应时代关切，在全球化背景中研究中国历史。关注全球史视野的中国史阐释与叙述兴起，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关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影响。
李学功教授（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发展研究院）指出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属于自己时代标识的思潮，每个时代思潮的流变亦都或多或少的夹杂着上个时代的思潮余绪。思潮既具有时代性也具有跨越时空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因此，应当特别重视四大历史夹缝期的思潮研究。以春秋战国为例，大变革时代的诸子之学建基于伦理主义的知识发现和理论思考，建构出一种以举贤、传贤、用贤为文本解释的新的历史和政治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刷新政治生态的一股思想新潮。诸子之学从历史中提取有效资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基础。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奠基时代。
王记录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20世纪80年代，经过史学界的认真探讨，最终达成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建立专门理论的学科共识。这是对长期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反思，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热，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何对待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如何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何对待传统史学遗产等诸多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对当下的史学理论建设富有启示。一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厘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正意蕴。二是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积极部分与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不可偏废。三是把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融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中。四是要将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密切结合。
钱茂伟教授（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指出新时代公众史学的兴起，是新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民历史书写的思潮的最新表现形态。要真正实现“把历史还给人民”的目标，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思考历史学的发展趋势。这一过程包含三个阶段：一是为人民写史，就是通俗史学。二是写人民的历史，即民史，包括国民群体史、劳动人民史、公众(全民)史。三是公众书写当代公众史。当代公众历史是让人民开口说话，成为历史学的主人。走音像化口述历史之路，保存公众的声音，将公众身边的往事记录下来，才能使公众与历史无缝衔接。公众历史书写与人民群众零距离，可以实现历史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最大化。当代历史学的主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时候，历史学将进入真正的广阔世界、蓬勃发展的时代。
徐义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指出商周时期正统观念的形成机制是天命——天下共主——正统观念。商周均通过承认前朝的正统地位来构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周人还构建了一套包括正统追溯、共祖体系、共国体系及其延伸在内的完整的正统谱系。将夏商周三代先祖均视为帝喾的后代，并纳入尧舜朝廷成为同僚，四周部族也都纳入同一政治体。同时还指出，人本化+祖先与地位依据是以史证今的合理性机制。
朱洪斌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在欧美学界兴起。新世纪以后，中国学界也出现“发掘记忆”的学术意识和学术实践，并逐渐演化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历史记忆与民间传说”、“社会记忆与乡土重建”等研究路径。在记忆理论的关照下，一切历史信息都被视为特定群体的“历史记忆”，被实证史学抛弃的口头传说，与文献资料具有同等的史学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探寻历史事实意味着两层意涵：一是事件本身的真实面貌，二是在事件发生以后被集体记忆重新构造的“社会事实”。史学家需要担负起两种任务，一是运用多元化的记忆去“拯救”僵化的历史叙事，发掘历史演进中不同群体的“声音”，二是坚持职业历史学的求真信念，对一切记忆史料进行彻底的批判性阐释，驱除一切偶像崇拜的魅影。中国古典史学的丰厚遗产及现当代“公众史学”和“口述史学”积累的大量资料，将为中国“历史记忆”的创造性研究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
陈峰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降新启蒙思潮落幕而保守主义思潮迅速发展。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涌动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弊端也必须予以正视。首先，保守主义容易成为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和消解变革的工具，阻碍社会发展。其次，保守主义具有美化历史传统的客观倾向和内在缺陷。第三，保守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将历史传统工具化，片面地加以运用。第四，极端的保守主义反对一切激进的理念和行动，对历史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价值也会遭到贬低甚至否定。因此，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必然带来国家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必须在与其他思潮的竞争、制衡、互动中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
廉敏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很大程度上改善当下流行的若干不良思潮的社会有影响。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美文风特征有益于平衡目前社会思潮传播手段专注于语音、视频的偏向。学科融合特征有益于平衡目前社会思潮存在的狭隘倾向，为在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提高辨别能力提供有利的选择。思想深邃特征有益于平衡目前社会思潮所具有的娱乐倾向，摆脱肤浅、低幼、庸俗的快文化侵蚀。综合思维特征有益于平衡目前社会思潮研究中分析思维产生的缺陷，可以对目前的社会思潮进行精确研判和综合研究。
尤学工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知识社会史为史学思潮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其中史学知识树的构建与传播是史学思潮形成的内核。一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知识树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包括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历史观、史学规范等要素。知识树反映了史家的知识结构，塑造了史家的史学风格和史学作品，也造就了不同的史学流派及其知识版图。这些学派知识版图的伸缩是与史学思潮的涨落保持同调的。这要求我们在研究史学思潮时，不仅要关注作为思潮主体的史学流派及其知识树的构建，更要关注史学思潮的涨落与学术文化网络的关系。史学思潮之所以能成为“潮”，是因为它不仅被史学界所接受和践行，而且也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和推动。史学知识树的社会性传播和社会认知体系的构建是史学思潮形成的外部助力，它和史学知识树的学术性传播一起推动了史学思潮的形成，从而实现了历史知识与社会的交融。
姜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工作者在“史学危机”背景进行了深刻的学科反思，得出史学应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共识。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由于社会需求不足、缺少技术条件和学术风气突变，这次启动没能开花结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需求大增，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又大力提倡优秀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中国公共史学得以第二次启动。公共史学以其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的优秀特点，吸引了不少史学工作者和社会人士进行研究和实践，成绩显著。不少史学从业者尝试重建历史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是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呈现出的主要趋向之一。二十大之后，在各种有利因素加持下，公共史学在影像史学等领域还将持续繁荣发展。
刘开军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民国时期史学思潮与流派多受域外学说的影响，展现出“新”的特质。但仍有许多学者因在“史学革命”的强势语境中固守中国传统而没有受到既有的学术史研究的关注。这些非主流史家延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价值和学术精神，其中并不乏一流学者。非主流史家对当时社会和学术创新的推动力比不上主流史家，但在传统的传承上则更为出色。非主流史家同主流史家之间确有激烈对立的一面，但也有私交甚笃与和谐交流的一面。因此加强对非主流史家群体作综合的研究，是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和还原历史真实非常必要的组成部分。
徐歆毅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英雄史观”为代表，主张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部落共同体时期的祖先崇拜和英雄神话，在东西方古典时代均能发现其萌芽。英雄史观常与天命、神学历史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夸大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认为是少数英雄人物推动了历史发展，而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的“群氓”，贬抑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但同天命和神学历史观相比，英雄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人”的历史，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要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加以考量。
高希中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历史思潮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或研究的某种思想、观念、方法等汇聚而形的潮流，具有群体性、社会性、时代性、持续性等特点。这种思想、观念、方法等之所以能成潮流，是因为它适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而波澜激荡汇聚成流。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思潮有正面或反面、主流或非主流之分。有的潮起潮落很快消失，而有的则发展成为流派，或成为完善的思想体系，从而超越思潮本身而不再是思潮，并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历史思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演进历程、时代特征、社会根源、代表性人物及成果，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观与历史思想、史学思潮、中外史学发展趋势等。
冯立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文化复兴思潮的时代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提供的理论指导，也是对新时代十年以来的文化复兴思潮研究提出的实践指南。在新时代的文化复兴过程中，应当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为研究方法，对于错误思潮予以警惕并坚决反对，坚定以“两个结合”为思想指引。正确理解和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史学研究。
吴圣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理论系）指出在元末明初存在着两种君主论，其产生和观点的形成各有其历史背景。在元明之际，出于稳定政治秩序、巩固时局的理想，部分士人开始关注于对君主论的讨论，他们肯定“君位”的正当性和崇高性，但反对绝对化的君权，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其君主论中带有着经世目的。入明后，荐举制度的推行和人才招揽，为君主论提供了宣讲机遇，但先前士人君主论与时局的不相适应之处，也在这个过程中显露。出于新时期强化君权的现实需要，朱元璋对君主论进行了新阐释，通过强调君主地位的尊崇性、确立尊卑格局，调整君与臣民关系，形成了一种基于君主视角的君主论。而两种君主论的演变也并非是简单地线性交替，它们都为之后明人的君主论讨论提供了思想来源。
会议闭幕式由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做总结发言。左玉河研究员感谢与会学者们围绕历史思潮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真知灼见，以及为历史思潮研究室后续发展提供的宝贵意见。左玉河副所长在总结中着重强调历史思潮既要“走出去”，深刻理解古今中外的发展大势，又要回归自身，保持对学科核心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对历史思潮学科的发展提供几点认识。一是明确历史思潮的具体概念。审慎界定历史思潮同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学术思潮，特别是同史学思潮间的联系与边界。史学思潮仅是一段时间内对历史学具体问题形成的共有看法，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思潮本身。要充分理解历史思潮所指代的独特内涵，不能同史学思潮研究相混淆。二是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相关思潮的研究。40年来中国史学界走过了极不平凡的路，同时也产生丰硕的理论成果。充分回顾学界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将有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历程。三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将本次讨论形成的诸多共识应用于指导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同样是值得着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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