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教授系统梳理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范式及理论方法的发展演变，反思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并结合当今的时代背景，展望了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和方向。

　　一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欧阳哲生教授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研究领域上，从过去注重政治史，渐次拓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潮史等领域。在研究范式上，从原来单一的革命史范式，发展出现代化史范式、社会—国家范式、新革命史范式等。在理论方法上，从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诠释（主要是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论述）为主，发展到运用历史唯物论与借鉴欧美汉学研究的新理论（如“中国中心观”）和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并存的局面，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过去单一的革命话语逐渐转换为丰富、多面、多维的话语体系。欧阳哲生教授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除了内在的解放思想和现代化改革的推动，还与国外学术的输入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的《编译丛刊》为标志，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大量译介出版，对重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现存的问题。欧阳哲生教授指出，从发展的眼光和构建学科体系的要求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过于局限于中国近代史时限内部的问题研究，很少顾及打通近代与古代、近代与当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壁垒，无形之中截断了历史的连续性，也缺乏全球史的眼光。二是缺乏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理论意识淡化。从细化、深入、专精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相关研究多偏重具体问题，缺乏体系的支撑；相关研究的问题意识多为运用外来理论所萌发或捕捉的中国问题，很少从中国自身社会历史总结出新的带有本土色彩的理论；相关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层面，鲜少上升到理论建构或话语建设的层面。

　　三是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欧阳哲生教授指出，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大爆发，以及可能随之出现的世界秩序重组，势必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冲击，影响人们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一是过去一些比较边缘的历史问题，如灾害史、环境史、海洋史、气候史、医疗史（特别是公共卫生史、防疫史）、移民史、华工史等将走向中心，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甚至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二是非常态社会情形如无序动乱、社会动荡、军事战争、区域矛盾、国家冲突等，成为“常态”的研究问题。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在不确定的、不利的变化中存活下来、持续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在可见的将来还是人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问题。三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因此站在全球史的制高点上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学者的新的立足点。欧阳哲生教授指出，最近人们讨论中国学术现状时，提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辨析之问题，重新反思“学科性学术”的精致专业主义倾向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要求回到“问题性学术”，突显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与时代意义。这是学术界的新的转向。

　　欧阳哲生教授

　　马陵合教授就如何在构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中运用跨学科方法提出四点认识。一是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排他性。构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必须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性和开放性。二是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也应拥有各自特色。历史研究同样应坚守自己的基础特色，不能被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牵着走。三是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的构建不能够固守传统的史学研究路径，而应建立在近代以来知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更迭的基础之上。四是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的构建应该关照吸收新知识，但不能够以此作为主导，而应坚守历史学的本位，以阐释时代发展本质、展现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终极目标。

　　马陵合教授

　　把增强研究员对欧阳哲生教授的发言表示认同，并结合自己的工作阅历谈了两方面体会。一是“三大体系”建设既是一个新时代的新命题，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衍生的内在要求，“三大体系”建设的提法虽然是近些年才有，但是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做法却早已有之。二是以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为界，学界对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三大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来自于建设主体，即学者自身的使命感。除此之外，从外部来看，还有三个方面的助力，即国家和各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课题发布的导向作用，期刊界的引力和学术会议的推力。

　　把增强研究员

　　赵庆云研究员认为欧阳哲生教授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脉络有精准把握，因而所指出的问题切中肯綮，所勾画的趋势予人启发。他对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提出三方面感想。一是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有必要重视包括教科书在内的通论性著作，通论性著作应选择学界有一定共识、经受时间检验的观点，其多大程度反映学术前沿值得斟酌。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来看，通论性著作、近代史教材的作用不可忽视。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要重视中西关系，这也是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科初创之时很多学者的共识。民国时期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粗略统计有130多部著作，文章则更多。中西关系史研究具有比较深厚的传统，以致柯文讲“中国中心观”“在中国发现历史”也得到不少共鸣。三是要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问题性学术”可以将研究内容贯通明清直到近代，追问历史根源，就会打破近代史时间断限的壁垒。

　　赵庆云研究员

　　刘江副编审通过回顾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自主的理论体系的生成过程指出，建设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需要从我们自身的史学研究经验中提炼出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概念，以此来建构自主性的理论体系。对此，她提出四点感想：一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很少有打通近代与古代、近代与当代、近代中国与世界壁垒的成果。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理论上虽有创新，但概念化、系统化的成果则少之又少。这些创新的理论多来源于西方经验，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隔膜。三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点。灾害史、环境史、海洋史、气候史、医疗史、移民史、华工史等，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四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乃至整个历史学界对“三大体系”建设的关注，不仅反映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构建的一种焦虑，也反映了我们对构建本土理论的一种深深期待。

　　刘江副编审

　　主讲人和与谈嘉宾就跨学科研究、“问题性学术”、中西关系史、理论建设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最后，主持人左玉河从五方面做总结发言：一是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已进入扎实推进阶段，需要进入具体学科进行有针对性探索，不能泛泛而谈。二是在“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延伸。把学术体系建立起来，“三大体系”自然就能建立起来。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问题客观存在，我们要反对“碎片化”但不排斥具体问题研究，要把研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和解释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于描述层面，这样才能把近代史研究推向深入。四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只有把握住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研究领域，才能把握住学科最前沿的发展方向。五是要加大理论建构力度，把我们丰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主持人：左玉河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