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召开2022年度工作会议
作者：来源：本站时间：2022-12-06字号：【大】【中】【小】【打印】
2022年1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议主题为“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会议采取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做了精彩的报告，并就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吴英研究员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致辞。夏春涛所长首先代表历史理论研究所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同时诚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与会。他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两者是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的。建构三大体系是手段和途径，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则是目标和宗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包含两大要素，其一是具有中国特色，契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其二是具有学术创新性，能够做到与时俱进，获得开拓创新性的发展。本次会议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主题，对讨论历史学的自主体系建构具有针对性，是当下历史理论学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意义不单体现在学术层面，还应体现在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之中，充分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他相信此次研讨会将取得丰硕的成果，对未来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发挥重要的指导意义。
庞卓恒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怎样建立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之问，实际上是关于人类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终极之问”。而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实际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包括大的阶段和其他含有“部分质变”的“亚阶段”，都有自己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此决定了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包含其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体系的知识结晶，也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立足现实、追溯历史”的大方向。
乔治忠教授（南开大学）以“关于历史规律学说探索上的几个误区”为题，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学说的研讨上存在一些误区，具体包含以下五种，其一是援引“三阶段论”，据此否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其二是以某种特例来冲击总体性的历史规律；其三是将经典著作中针对具体问题的论断，发展为普遍性的教条规律；其四是对历史发展的描述更看重表象，而丢弃本质；其五是将经典著作的论述做颠倒时间、错置空间的解释。乔治忠教授指出，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抱有敬畏之心，需要进行全面且系统的学习以防止一切谬说的误导。
张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以“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百年流播看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为题，通过对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百年流播的考察为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他首先阐明顾颉刚的疑古学说本身就包含概念和命题等对历史书写的史学认识层面，还包含“四个打破”的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理论认知层面。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依托，共同构成关于历史认识的整体。张越教授指出，顾颉刚的疑古学说是依托本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极具原创性和独特性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这无疑对中国史学的自主体系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左玉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为题，指出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但近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学科及学术体系是清末民初从西方引入的。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着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到尝试创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从西方化到本土化，是民国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向。民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逐渐建构了以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及科学性，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方法热”。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成为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姜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和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为题，梳理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时间和传播路径。前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印度的僧侣为主，后期则为中国本土的僧侣为主，这一变化深受统治者政策的影响。统治者将佛教看作是世俗统治的工具，并将其与本土化的道家玄学结合在一起。佛教般若学的盛行正是这一世俗化发展的结果。经过几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佛教成为影响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价值信仰。
江湄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经史传统与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为题，指出中国史学界要建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的价值系统。她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切入点，比较了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和两汉以来的经史之学传统，指出民族国家概念无法解释古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而经史之学则给出一套完整的、权威化的价值观念体系，即“天—天命—天道—天下—中国—大一统—正统—华夷”的天下主义，这不仅是一整套“文化象征体系”和“符号秩序体系”，更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凝聚天下之中的各个族群，使现代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成为可能。
邓京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史学理论核心观念与学科体系研究”为题，指出21世纪国内史学界对史学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与对历史理论核心观点的反思，主要包含以下三大方面：其一，如何解决宏大历史叙事的重建问题；其二，历史阐释学的建构及其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其三是如何处理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之间的矛盾。邓京力教授指出，需要加强对历史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设，不断强化学者和公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进行自主性的理论反思。
王旭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信息史学视角：21世纪新史学、新方法、新阐释”为题，指出历史学的本原是信息，而信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备不同的形态。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在多重空间中构建的，探讨空间变化有助于深化对历史的认知。21世纪的“新史学革命”摈弃了旧的史学方法，如历史阐释方法、历史撰述方法和史料选用方法，更新为新的人机交互，将单一的史学文本转化为多重空间的文本，至此也推动了新史学方法论的研究。
张旭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彼得·盖伊与他的‘德国问题’”为题，以彼得·盖伊的身份及个人经历为切入点，分析了彼得·盖伊的“德国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彼得·盖伊的犹太人身份和流亡经历致使他对犹太身份的否认和对“德国问题”的回避，后因其转向对弗洛伊德的研究，致使他最终实现对其犹太身份的和解与转向“德国问题”研究。
赵庆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浅议编撰‘中华民族史’的几个理论问题”为题，以编撰《中华民族史》时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其一是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史”编撰中的“汉族”，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不可刻意淡化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核心的地位；其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的区别，中华民族不仅是政治共同体，还是经济、文化等共同体；其三是“中华民族”概念何时出现，“中华民族”并非想象共同体，而是有深厚历史根基的历史实体；其四是海外华人华侨是否可以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史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所以海外华侨无疑应该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史中。
杨祥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以“殖民医学史：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为题，指出长期以来，殖民医学史的书写与研究秉持“帝国福利论”观念，但随着新一代殖民医学史研究者反思旧的学术思潮和历史理论，提出了“帝国工具论”概念。杨祥银教授指出，这两种非此即彼的书写和研究方法都无法理解和呈现出殖民医学史书写的复杂与微妙关系。这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西方史学理论的建构，更指出了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性。
李友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当代西方学界中华民族认同观变迁及评价”为题，指出由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认同的加深与世界范围内民族认同问题的冲击，导致欧洲认同理论无法应对现实的变化，以致于1990年代后西方学界对中华民族认同观的不断变化，经历了平等研究观到具有强烈学术与政治情感的意识形态研究观。这一改变深刻印证了学术带有强烈的政治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向部分地满足了西方现实政治的需要。其次，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分析时，要坚持中国史学家批判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概念的优秀传统。
张艳茹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讨”为题，介绍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日本学界探讨世界史的理论与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此前欧洲中心论、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史观和方法论的反思；其二是探讨如何书写世界史的思考；其三是探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从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呈现出来的主张和倾向中可以看出日本学界也在呼吁宏观研究的回归，主张超越“一国史”的局限，以更广阔的时间、空间视角开展研究。但尚未形成可以支撑世界通史写作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高希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大学〉‘格物’释义辨析”为题，首先介绍了“格物”的含义与出处，并梳理了不同时代学者对于“格物”的认识与实践，主要观点有汉代郑玄的“来物说”、唐代李翱的“复性说”、宋代司马光的“捍御说”、程朱的“穷理至极说”、明代王阳明的“正心说”等。基于对学术史的考察，从生活实践的角度对其释义做进一步辨析，高希中研究员认为，各家对“格物”的解释重在善恶。将“格物”解读为“格除物欲”，不仅在根本上更符合《大学》本意，而且有利于人们德性修养的提升和世道人心的纯净。
廉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包含三个维度”为题，指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包含三个维度，其一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维度，汲取古代史学优良的遗产；其二是外国史学的维度，在借鉴外国史学的同时，从自身的角度进行辨析、并与外国史学进行交流与沟通；其三是现实社会的维度，进行理论与现实有机结合。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融汇贯通，中外之间的深度沟通，去构建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曹小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全球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为题，指出历史认识和思维观念的变革所引发的哲学社会的转向造成了全球史研究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史内涵外延的模糊性，全球史与新兴起的国际史、跨国史、跨区域史、大历史等概念术语多有交叉重合，在编纂实践上也很难厘定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其二是全球史理论的解构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史观的发展和传播，但针对现代社会理论进行批判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则颠覆了全球史观的根本理论基础；其三是全球史编纂实践中的非科学性，即无法获得坚实的史料支撑；其四是全球史叙事的狭隘性，与全球史学者的设想不同，实践中的全球史叙事未表现出应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魏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全球大西洋史：全球史对大西洋史的冲击和挑战”为题，他界定了大西洋史的定义与研究范围，论述了大西洋史的意义，即批判了民族国家史观、帝国史观、欧洲中心论、地中海史及以陆地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大西洋史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其中全球史与跨国史对大西洋史的冲击，导致研究大西洋史学家不再将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区域性的整体，而是转向了更为广阔的跨洋史、超区域的大西洋史、海底的大西洋史和全球大西洋史的研究。
朱露川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以“中国史学与中国叙事”为题，她以“叙事”的概念辨析切入中国的叙事研究，指出国内学界大多把“叙事”作为一个中译词来理解和运用，而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至迟在曹魏时期就已在史学领域发挥表意功能。刘知幾在《史通》中首次把史书叙事提升到审美层面，标志着“叙事”正式成为史学理论术语。至此，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叙事”不仅具备了叙事和说理相结合的表述，更成为史家写作的内在关联。基于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史学批评史的认识，进一步做好传统史学叙事理论遗产的整理、提炼、总结和转化工作。处理好渊源与流变、本士与外国的关系，促进对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理论体系生成过程的认识，促进中国自身叙事学的建设。
黄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困境与突破：尼日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为题，指出尼日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非洲马克思主义、非洲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运动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非洲社会引起了广泛震动，为现实的实践运动提供了答案。但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社会传统，尼日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且不成体系。
张一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走向一种动态的史学史研究”为题，指出传统的史学史不论是内史，即从内在思想脉络出发，研究史学观念的变迁，还是外史，即考察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史学观念的变化，都是从静态的视角来考察史学史的研究路径。而动态的史学史研究包含关注纵向的历史知识的流动和讨论横向的史学思想的跨国旅行，抑或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采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史学思潮变迁，这一转向是对经典史学史的一种修正，突破传统的“文本分析”为中心的倾向，展现史学史更为细腻复杂的发展。
吴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对建构具有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为题，对建构具有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目前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论是从现实发展看、还是从学术积累看，均是如此。其二，理论研究的滞后成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障碍。其三，加强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研究，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将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会议的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书记杨艳秋研究员做大会总结发言。杨艳秋研究员指出，本次会议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展开研讨，学者们对时代潮流、时代呼唤的深刻洞察和体会做使得研讨做到了联系古今，打通中外，理论联系实际。杨艳秋研究员接着对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谈几点认识：第一，需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构建当代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第二，理论研究的最高目标是直面实践，以时代为关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第三，我们需要在对中外优秀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中，在汲取世界优秀史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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